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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松 牟坚:文明史视野中的70年

更新时间:2019-09-14 07:28:16
作者: 谢茂松   牟坚  

   【内容提要】 新中国的70年,要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全球化视野重新理解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遗产 ,包括“战争”与“革命”的“现代性”,对于“革命”的“抽象继承法”,即自我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及其举国体制的原则性与高度弹性,包括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数字文明的新型举国体制,后者意味着国家治理进入精细化阶段;三是中国文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汇通,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明根源和长久之道;四是“新时代”之“新”,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将重新领先于世界。

   【关键词】 70年 全面创制 中国革命 数字文明 历史的中国

  

   一、引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要放在中国历史文明传统里考察,但它又多了一层现代的特殊性,即面对西方文明入侵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中国成立70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制度传统的建立、贞固,具有更为深远的创制意义。这也是继西周分封制到秦以下两千年郡县制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创制。新制度传统背后是新文明传统的逐渐成型,这将影响中国未来千年,同时也将给世界提供目前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这一新制度传统及其背后的新文明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伟大文明传统,新与旧损益、熔铸为一而集大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千五百年前孔子说周代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一世为三十年,百世为三千年,西周三千年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文明,一方面亦集中国文明古今之大成,是谓“古为今用”;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部分消化、吸收进而最终涵摄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是谓“洋为中用”,但皆以对“我”,尤其是对“现代之我”的自我完善为主,这是文明自信的重建。毛泽东当年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温故而知新,当有更真切的体会,尤其是在文明史的意义上。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一方面体现了《周易》乾卦以我为主、独立自强的“自强不息”精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坤卦向外学习的“厚德载物”精神,而不是对外封闭。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易》学强调“乾坤并建”①,新中国70年的经验显示,中国正是因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更自信地向外学习,显示出“中道”,从而在工业文明上实现赶超,更在新的数字文明的起点上与世界最先进者同步。

  

   二、“元亨利贞”之持守“初心”:历史忧患意识与“可大可久之道”

  

   理解新中国的70年,先要理解建党与建国。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全中国只有几十个党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正规军队。起义之时,全军计2万余人;之后,部队孤军南下广东,遭受国民党军队的截击,最后仅保存下来800余人。这支硕果仅存的队伍次年在朱德率领下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后,从城市转向农村,上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亨廷顿在其《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成功的政党在城市里诞生,却在农村里成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在各地建立红军。其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面对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却能不断发展壮大,达到30万人。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由于路线的错误而招致失败,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红军三大主力经过长征后仅剩3万人,毛泽东却充满信心地对大家指出,红军数量虽然减少,但因为经历了各种磨炼,质量更高,力量更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学习战争,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经历过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但都没有一蹶不振,相反,每一次都能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站起来,锻炼得更为强大。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建党28年、建军22年后建立了新中国,而新中国不断强大兴盛并持久葆有生机活力,体现出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中国文明给人最直观的印象,一是大国规模之“大”,这是从空间上说的;二是历史文明连续未断裂之“久”,这是从时间上说的。中国文明在“时”“位”上大而久这一最直观的现象正蕴含着“大道”,即“可大可久之道”。世界史上独有中国文明同时具有“可大之道”与“可长可久之道”这两个面相。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周易》首卦乾卦,其卦辞“元亨利贞”正说明了其中的中国文明原理,“大”的原因同时也正是“久”的原因。“元”,表示元初、初心,也表示“仁”,表示德性之至善与纯粹;“亨”表示亨通广大,只有葆有“元”之纯粹善,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利”不是一己私利、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广大百姓普遍的利益;“贞”是稳固持久。“元亨利贞”表示大而能久,是因为初心的善与纯洁。葆有初心之纯粹,虽开始力量微小,但由于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所以最终能壮大并持久。始终保持“初心”,正是中国共产党能由最初的微小规模,发展到今天的蔚为大观并具有持久性的根本原因所在。“元”之一点初心能发展壮大,不是一帆风顺的,更多的是要在忧患中,在艰难复杂的实践中经受检验。中国共产党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就是党和国家不断在忧患中成长、壮大的历史。这是深深扎根于中国文明的忧患意识。中国文化核心经典“五经”之一《周易》被认为是“忧患之书”,《周易》中的许多卦辞都是在讲如何在忧患中“进德修业”的原理,而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次次衰而复兴的历史。朝代虽有更替,但文明一直连续未断裂,即使经历了一次次忧患,总是能剥极而复,重新壮大而持久。

   “元”是中国文明内部极为深厚、丰盈的主体性,“忧患”则正是主体性的表现。“中国”的概念,既是历史的又是文明的,文明的原理也就是人之为人之所在,即在于仁:天人合一,“天道”之“元”下贯为“人道”则为“仁”,或由一字之“仁”扩展为两字之“仁义”。“仁”这一文化价值落实到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则政治是仁政,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商业虽然逐利,但“利者,义之和”,为富不仁是被批判的,“买卖不成仁义在”。仁义的文化价值理想是在具体历史中曲折而非直线展开的,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理势合一”。②历史之曲折性,也就是历史忧患意识之所在。就中国所具有的通史的通贯性来合而观之,中国人作为文明意义上的“人”与作为具体历史中的“人”是合一的。

  

   三、从比较史、全球化的视野重新理解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

  

   (一)重新理解“战争”与“革命”的“现代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

   美国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并不是一个新事物,而是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军就派飞机轰炸丹东,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那场战争具有相似性与似断实连的连贯性。中国对美国霸权相隔近70年的两次勇敢应战,都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前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后一次是“发展之战”,都是作为文明大国的尊严之战。正是由于取得了抵抗霸权的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赢得“前30年”的和平,也才能赢得改革开放40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40年的和平发展,不是靠美国对中国的恩赐,而是通过打赢两场战争确立的和平基础:前一场是抗美援朝,后一场是对越自卫反击战。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场意欲瓜分和殖民中国的战争,亡国灭种的危险唤起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强烈使命。毛泽东在1928年精辟地分析,由于中国国家太大,列强无法将中国变成其完全的殖民地,只能瓜分中国,并扶持各自的代理人(如军阀、买办),二者勾结在一起共同压迫中国广大民众,二者也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内外敌人。③亨廷顿在40年后的1968年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他通过比较史研究认为,没有一个社会能孤立完成一场革命,所有革命都不仅要反对国内统治阶级,同时也要反对国外统治者。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由此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中国革命发生的条件,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反帝反封建。殖民地由于殖民者势力太大,不能发生革命,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得各军阀之间存在“三不管”的地带,工农武装割据有存在的空间。

   我们既要对“革命”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要对“战争”有深刻的认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外是靠欧洲各国互相之间的战争,对内则是靠征税。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欧洲大陆社会矛盾尖锐,对外战争频繁。亨廷顿认为,“频繁的战争,直接推动了政治现代化”,现代国家需要创建常备军,而军队同样创建了现代国家,“战争是促进国家建设的巨大动力”。⑤近代中国的革命战争则不同于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战争,中国是受到已成为民族国家、工业发达国家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是在抵抗帝国主义的一次次侵略中不断唤起民族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同样也要理解为对政治现代化,对现代国家建设的直接推动,“大破”的同时就是“大立”,这是“破”与“立”的辩证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在对广大民众的组织动员中,打造了现代的政党与国家组织。亨廷顿认为,“革命具有现代化的特征”,“革命是现代化观念的终极表现”,革命的政治本质是迅速把政治觉悟扩大到新的社会集团并迅速动员他们参政。⑥

   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独立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个抗日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与正面战场互相支持。抗日战争是近现代史上中国第一次全面打赢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不只是军事的,同时还强调在政治上动员全体民众,与广大民众相结合,并在最大范围内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胜利后不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爆发。国内革命战争的对象是当时国民党所代表的官僚买办、地主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因此具有救民于水火的现代“汤武革命”的性质。中国的革命既是崭新的,又具有中国历史文明的深厚根源。英国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从世界史的角度指出中国文明独有的革命传统:“中国素有群众革命的传统,包括思想革命和刀光剑影的革命,在世界传统大帝国中,这也许是独一无二的。”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要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里才能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中国共产党自觉的历史意识,最为直观地体现在毛泽东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中国共产党将历史由近及远地往前推,“革命”与“战争”“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内外敌人”,从而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实现人民自由。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将革命上溯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的纪念。“人民”代表着中国的最大多数民众。新中国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和平与和平环境下的建设,包括今天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都是靠打败国内外敌人换来的。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面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更要温故而知新,深刻理解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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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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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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