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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骏: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

更新时间:2022-09-29 09:24:44
作者: 瞿骏  

   内容提要: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既有共通性,又存在一定的区域特点。江南地区具有利于社会主义传播的交通条件、社会条件、人文条件,并受到上海的辐射,在近代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便于社会主义传播的多种渠道。江南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内容改写、编撰小册子、公开演讲、群聚讨论等方式,使社会主义在江南“落地”,并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南社会实际的结合中开始指导革命实践。这一历史过程说明,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固然存在域外影响,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扎根,又与中国革命强大的内生性相关。这种内生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充分联动,促使马克思主义逐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革命新路。

   关 键 词:社会主义  江南  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

  

   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研究课题,既有成果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包含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议题的通史性著作;①二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及其影响的专题性研究;②三是着眼于各个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各类社会群体与社会主义传播的研究;③四是聚焦于具体人物或具体思想的思想史研究。④以上成果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围绕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这一课题,仍可在三个方向实现突破。

  

   第一,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线索重审。既往研究多强调1917年前后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不同,但正如金冲及所言,“社会主义传播的成功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降临,总是有若干先行的步骤”。⑤因此,1917年前后,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连接性和承递性也不容忽视,否则就不易讲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第二,社会主义传播的区域差异比较。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仅以整个中国作为考察范围是不够的,也要看到各地区间的差异与特点,在努力阐明“殊途”的基础上,要揭示如何“同归”。学界对武汉、四川、贵州、浙江等地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社会主义传播的区域性条件,即各地区的历史演进、风土人情与革命实际,仍需要更充分的关注与揭示。

  

   第三,社会主义传播的具体过程再思。目前对于社会主义传播的研究,多聚焦于北京、上海、海外的大报名刊、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传播的载体作了静态性考察,但对传播的动态过程缺乏深入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江南地区为研究样本,通过考察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尝试回答社会主义在江南如何“落地”,江南的社会主义传播对革命实践具有何种影响等问题。⑥

  

   一、社会主义在江南传播的条件和渠道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具有共通性,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江南地区,影响社会主义传播的重要条件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江南水系发达、水网密布,为社会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古老的水路网连同现代铁路网、公路网、邮政网、电报网,构建了江南立体化、多维度的信息流通系统。到清末民初,江南的交通、通信设施建设均领先于全国。截至1920年,江南的“人工河道共长约三万余英里”,新式轮船往来于长江之上,运行于上海与各商埠之间;铁路线贯通其中并与全国各地相连,有“沪宁铁路(长193英里)、津浦铁路(全长626英里)、淞沪铁路(长10英里)、沪杭铁路(全长160英里)等”;江南各地邮政组织的工作效率更是达到了当时全国邮政业务最高水平。⑦

  

   第二,江南地区因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而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繁盛程度,在此基础上,至明清时代江南出现了较为庞大的识文断字人群,这是接触和认知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李伯重认为,“如果把识字作为大众教育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明清江南大众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就可能大大出乎一般的想象”。他认为,19世纪后期江南男女的平均识字率接近30%,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不到20%的平均识字率。⑧若比较各地区的识字率乃至普遍文化水准,江南的文化程度更高。⑨

  

   第三,江南地区人士与国外的联系互动,为社会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人文条件。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已与外国传教士频繁接触。近代以来,“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这个潮流先冲激着附近的地区”。⑩上海开埠之后,江南成为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碰撞的前沿之一,各种西学从此区域进入中国。就传播方式而言,外国传教士、外国商人、西人知识分子、清廷高级官员、维新派人士、革命党、趋新读书人、中国商人等均处于西学传播的链条之中,书局、报刊社、学会、新式学校等均成为传播的重要场所。蒋梦麟曾述及清末浙江高等学堂里的情形:“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静定的,雾样迷蒙的中世纪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11)而在这“汹涌的革命时代”里,正包含着各种来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

  

   第四,江南地区受到新兴区域中心城市上海的辐射。近代以来,江南的中心城市由苏州变为上海,上海通过高度发达的报刊业、出版业、教育业持续向江南发挥辐射作用。自19世纪70年代起,上海书报在江南各地流通,大量江南读书人来上海求学,在此过程中江南读书人渐渐养成了阅读新书报、追踪新思潮的习惯。因此到20世纪初,各种社会主义方能在江南连绵不断地传播。

  

   在以上各项条件的推动下,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形成各种社会主义传播渠道。在这些渠道中,各出版机构在江南设立的分支网点,为社会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稳固载体。以《新民丛报》为例,它在江南各地的正式代派处有31家之多,此外,遍布各地的笔墨店、纸号、杂货店、药铺、煤号、木行等也可代售《新民丛报》。经由这些网点,刊发于《新民丛报》的包含社会主义概念、思想、人物的文章从上海扩散至江南各城市。(12)该报发表的《干涉与放任》《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说》《中国之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巨灵之托辣斯》《社会主义者之派别》《开明专制论》《社会主义论》等,在江南传播尤广,“清廷虽严禁,不能遏也”。(13)

  

   除了上述网点,由江南人士在当地创办的书店、书庄,在社会主义从江南各城市传往乡镇过程中发挥了中转站作用。清末苏州文人包天笑与朋友们在苏州城里设立的东来书庄就是典型案例:

  

   苏州有许多乡镇,文化的发展,并不输于城市。尤其苏州当时是个省城,而交通也甚发达,人文尤为荟萃。即以苏州府的几个县份而言,如常熟、吴江、昆山等县,都是文风极盛的,他们知道苏州有个东来书庄,便都来买书、定(订)杂志,不必到上海去了。(14)

  

   此外,清末民初江南初步形成的政治组织,对社会主义的传播发挥了推动作用。蔡元培曾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主义输入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二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15)这大致不错,但他略而未谈的是,两条输入路径都需要与当时已初步形成的一些政治组织相结合,区域内的社会主义传播才会形成较大声势。在江南,这种政治组织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社会党。

  

   中国社会党兴盛时大致有支部400余个,党员50余万人,在民初曾“大轰了一阵”。(16)中国社会党活动中心在上海,在苏州、杭州、嘉兴、绍兴等地亦活动频繁。中国社会党总部和各地方分部主导的报刊就有《社会》《社会世界》《社会星》《社会日报》《社会党月刊》《新世界》《人道》《人道周报》《女权》9种。在中国社会党的推动下,这些报刊大多有不错的销量,如中国社会党嘉兴部主编的《人道》,每期能出“四千纸”,持续20多期。(17)更重要的是,政党组织使这些报刊中的社会主义言论不再零散,并逐步形成规模效应。如《社会星》就希望能达成四个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交通现世社会主义之言论”。(18)如果说《社会星》提出的目标还较为宽泛,那么中国社会党绍兴部主办的《新世界》,则已在具体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如《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指出,“今日社会主义学说之磅礴郁积,社会党之势力澎湃弥蔓,能使全世界大多数之人类栖息于是旗帜之下,又使自有历史以来之富家豪族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致此者谁乎?德之马儿克也”;并认为《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19)该刊还连载余姚人士施仁荣译述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部分内容。(20)在政党组织的推动下,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在江南的传播有了更为广泛的渠道。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译述中,因融入时人一些错误理解,一方面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区别;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党通过密集宣传,已使自身成为一个“输布社会主义之广告公司”,(21)其读者虽然不能完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但毕竟能让社会主义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象。

  

   到五四时期,江南的社会主义传播已不再局限于区域内部,而是形成江南与全国各地的互动网络。借助这个网络,江南地区的报刊得以向区域外扩散,区域外出版的报刊亦会传入江南。如北京、河南、江西、湖南等地的刊物,时常会在广告页和内文中转发江南报刊登载的社会主义文章的目录、内容。湖南的《体育周报》《湘江评论》《湖南教育月刊》,广东的《民风周刊》和四川的《星期日》等传播社会主义的报刊,在江南均有售卖点。此外,北京、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湖南、江西、福建、云南等地的出版机构,亦会向江南出版机构寄赠数量可观的报刊,其中多有讲社会主义的内容。(22)还有部分人士走出江南,以自身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影响他人。据郭廷以回忆,其老家河南舞阳的读书人中虽有趋新人士,但“从来不看报纸”,一来没有这习惯,二来无钱购买。后来郭氏到开封读书,在体育老师贡沛诚指引下读起了《民国日报》《救国日报》,而贡氏正是江苏常州人,深受江南社会主义传播的影响。(23)

  

   二、社会主义在江南的“落地”

  

   既有关于社会主义传播的研究多聚焦于京、沪和海外的大报名刊,以及知名机构出版的传播社会主义的书籍。这种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主义的“外部输入”,但只考察“输入”是不完整的。唯有充分关注社会主义的“落地”,方能厘清完整的“传播”链条。

  

   清末以降,社会主义起初主要通过报刊和书籍引入中国,但因读物定价较为高昂、获取不易,加之翻译囫囵吞枣,所呈现出的社会主义较为艰深难懂。20世纪初期,江南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容转化”与“超越文字”两方面持续努力,将西来的社会主义转变为易于江南人士理解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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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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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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