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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一)

更新时间:2017-06-25 09:24:43
作者: 周锡瑞  

   原文收录于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2013年),注释从略。

  

   历史学家的使命既不是热爱过去,也不是将自己从过去中解脱出来;他的使命是去熟习和理解过去,并将过去作为理解现在的锁玥。

  

   ——E.H.卡尔[1961:29]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尽管革命的范例在18世纪的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就出现了,19世纪却是一个革命失败的时代;只有在20世纪革命才席卷了全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墨西哥、俄国、南斯拉夫、中国、韩国、越南和古巴发生的革命,此外还有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中东、印度尼西亚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国民革命。有人甚至将纳粹及德意法西斯运动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涵盖在“革命”的范畴之下。革命重塑了全球的环境,也重新确立了当代日常生活的结构。

  

   对于革命的普遍现象和特定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分析卷帙浩繁而富于洞见,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当我们进入21世纪时,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些革命政权正在衰落,而革命带来的变化正在被逆转。俄国、南斯拉夫以及东欧的革命政权已经不存在了;墨西哥革命所塑造的政权结构正在一点点解体;古巴则只在等待卡斯特罗的离世;中国正在以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社会主义,但同时保持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革命意识形态。就目前所有的表象来看,我们所知的革命时代终结于20世纪。在这种语境下,关于革命性进步(以及通过革命取得进步)的叙事不再具备吸引力。现在到了反思革命的时候了。

  

   正如贝伦森(Berenson)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其他地区的革命——即使是对后来的许多革命的模式起到了启发作用的法国革命——也正在经受彻底的重新评价。本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提议和激发对于中国革命的再思考,思索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彻底重塑了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性政党如何获取政权的历史过程。就中国革命史来说,这种再思考不仅是被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所呼唤,而且得益于大量的学术新进展、党史资料的大量出版,以及国家对档案文件和田野调查的开放。本文受到了新的学术成果的启发,也来源于我自己对陕甘宁边区革命史所做的基于档案和口述史的研究。这里的某些论述是从其他研究引申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常识性的;而我所选择的形式——十个议题——是为了激发讨论而设计的。对这些议题我本人的确定程度不一,有一些是我不愿与之分离的老论点,还有一些是新近形成的观点,用来完善本文的逻辑结构。所有这些都可以读作我对自己过去关于现代中国的思考和写作的自我批评。就整篇文章来说,我试图对中国革命做出这样的一个重新评价:在承认它曾经的缺点和偶然性的同时,不陷入那些目的在于否认一切革命变化的合法性的反共学术的陈词滥调;我试图对中国革命做出这样的阐述:承认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但不必认为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据涵盖一切的中心地位。

  

   01、国民党也是革命性变革的先驱者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安纳利·贾科比(Annalee Jacoby)、杰克·伯顿(Jack Belden)等人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写下的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以及50、60年代的学术研究都受到当时国共两党的生死较量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在那场较量中,任何一方都将另一方指认为辩证的反面。对国民党时代的描绘,即使在诸如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易劳逸(Lloyd Eastman)等审慎的自由主义学者笔下,也带有批评国民党的那些左翼和进步评论家富有说服力的论述的色彩。国民党被认为是深陷于一种保守的政治文化之中,保护传统的力量、镇压进步的知识分子、弃工农大众于其悲惨命运而不顾的政党。国民党的领袖在法西斯主义和孔教中寻求灵感,反对中国的民主力量。

  

   这种描述的问题不在于它对国民党怀有敌意,历史学家没有义务同情他们的学术研究对象。其问题在于,它没有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重要的历史延续性加以应有的注意。柯伟林(William Kirby)关于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的研究是一个关于1949年前后经济计划延续性的重要研究个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他将焦点集中于国民党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前所未有的对传统价值和宗教的“文化网络”的破坏。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国民党组织的列宁主义式结构,它建立群众组织,尤其是在青年中建立群众组织的尝试;党军的建设,控制文化和媒体的审查机制,建立国家教育系统并利用这个系统来塑造现代国民意识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尤其是在抗战时);利用科学对抗迷信,利用“中国的民族性”来对抗外国势力将西方标准强加于中国政治与社会之上的企图。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作为国民党的辩证对立面而创立其政权的。这一论证的“辩证统一”即是:在许多领域里国民党为共产党铺平了道路,后者建立在前者奠定的基础之上。在20年代,有许多进步分子同时加入了这两个政党。在地方这一层次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留下的记忆和友谊从未消失。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孙中山的政党20年代提出的革命性的反帝国主义的理想之继承人——似乎比国民党自身更好地体现了国民党宣传中和公立学校教科书上所表现的那些民族主义的修辞。

  

   推论: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但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议题一的推论是要打破1949的屏障。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内最优秀的学者已经在进行这样的工作:黄宗智(Philip Huang)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关于上海罢工的研究,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关于学生运动的研究,以及傅礼门(Friedman)、毕克伟(Pickowicz)和赛尔登(Selden)所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对当代农村的研究。此前研究1949年前中国的历史学家与研究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参加彼此的讨论会,对彼此的研究阅读也不够。幸运的是,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仍需要再迈进一步。

  

   如果想要真正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些方面是如何建立在国民党奠定的基础之上的,我们需要研究他们在模式上、话语上和人事上的特定的延续性。我们需要理解共和国时期所要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也应该理解其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时的局限性。经济学、大众文化、人口学、性别关系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许多议题都需要跨越1949年的界限来研究。法国历史学的例子是有启发性的。当人们面对法国历史的这些领域时,法国革命就显得不那么宏大了;在显著的政治性变革之后,法国人的日常生活却有着重要的延续性。

  

   02、革命是一个创造新的统治结构的过程

  

   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我们必须再思考“革命”这个术语带有的许多包袱。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隐喻,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个术语就和自由联系在一起。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著作(它们对我们理解革命的进程至关重要)将法国革命作为革命的原初模式,并将革命视作从旧政权的反动压迫中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将其革命称为解放,这个概念也是建立在这层隐含意义上的。许多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已经接受了这个概念:我们研究中国怎样从帝国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农民和工人怎样从地主的剥削和雇主的盘剥中获得自由,妇女怎样从父权制的奴役中逃脱出来。

  

   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是由无数中国人为了逃脱某些形式的压迫而进行的努力所推动的;我们同时也应该承认革命是一种形式的统治取代另外一种形式的统治的过程。革命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带给老百姓最主要的东西并不是个人自由。这是一个新世界,对多数人来说,在许多方面这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展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部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给它带来了新的秩序和规范,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与任何意义上的自由同样重要。

  

   在农村,农民对新政权最大的要求是公道。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保证党的干部不偏袒,带头做出牺牲,过着远离腐败的简朴生活,并且保证革命斗争的重负被平均承担。因此,农民高度拥护共产党强迫二流子投入生产劳动。如果我们考虑到共产党对二流子的政策与18世纪英国的贫民院无甚区别,就很难将其视为对贫民的解放。但是这些政策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很公平——闲民也必须与任何其他人一样依靠劳动有一份诚实的营生。

  

   这条原则的重要性不证自明。考虑到1949年后中国在劳动力分配、住房、教育、文化、政治活动,以至生育方面的严格控制,如果有人将革命视为解放,那么他必然会将革命后的政体视作一种背叛。但是很少有中国人自己会这么看。我本人认为这种“背叛”理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与其将革命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远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统治结构被创造出来,去对抗、击败、取代另外一种统治结构。在此过程中,共产党自然要赋权于新主体,动员新的社会力量。他们同时打破了旧的统治结构——铲除、驱逐、羞辱、恫吓旧日的精英。然而那些逃离了旧日精英统治的人们并非简单地获得了解放,他们同时被卷进一个革命的进程里,受恩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顺从于一个新的革命性政体。

  

   03、尽管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模式对中国革命仍然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1950年代开始,将中国革命描绘成由莫斯科领导的共谋的结果一直是反共宣传的大路货。为了应对这种宣传及右派学术观点,自由主义和进步的学术传统一直强调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特性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下历史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他的农村革命模式的原创性发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反对紧跟共产国际路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上所做的努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最终导致了1960年代的中苏分裂。这些学术成果是无须争辩的。

  

但是,最近的学术研究认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比我们曾经所认为的要大。共产国际在中共的建立和引导其早期成员走出知识分子学会而走向革命运动并与重组后的国民党联合这一点上起到的作用已被广泛承认,毋庸置疑。我在此仅想这样修正传统观点。我认为,尽管斯大林在1927年犯了错误,共产国际的建议总的效果是正面的。共产国际的敦促使得追随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走出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走进了组织工人和农民的工作中。只有在国民党内亲共一翼的保护下,共产党员的人数才能够从1923年6月的250人增长到1927年4月的超过5.7万人。尤其是在内地,许多共产党员与国民党的地方领导人建立了重要的私人的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些联系在抗日战争中被恢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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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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