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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略论近代中国人探索实现民族复兴之方案

更新时间:2017-03-21 21:06:47
作者: 颜德如 (进入专栏)  

  

   摘    要:近代中国社会曾经面临种种的问题与困境,思想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经过思索、尝试后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各种方案。通过回顾与反思这些方案的实施内容、模式选择、路径博弈、策略运用及主导思想等,进而为持续健康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极具启发意义的丰富资源,构建起立足传统、洞察现实和引领未来的整合型民族复兴方案。

  

   关 键 词:方案;现代化;民族复兴;近代中国

  

   颜德如,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吉林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生导师。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它记录了中华民族为改变自身命运、提升自己尊严而进行的曲折而丰富的奋斗史。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梦”的当代中国而言,只有洞悉1840至1949年间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而提出的种种方案后,才能深切体察这条道路的来之不易。

  

   从1840到1949年的百余年间,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独立、统一与民主、自由、平等,从不同立场、角度、思想背景,针对不同的发展环境、发展难题,提出了层次多样、详略不一、内容有别、影响不同的方案。依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区分,我们将重点阐述方案的实施内容(倾向于制度),实现模式、路径和策略(这三者倾向于道路)以及主导思想(倾向于理论)。

  

   一、实施内容:从器物、制度到国民观念

  

   自鸦片战争使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到1860年代发起洋务自强运动后,又历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按照梁启超的看法,大抵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制度到文化上“感觉不足”的变化过程。我们姑且以此判分上述方案,那么它们究竟揭示了什么特点或规律,呈现了哪些问题,对后来者提供了哪些启示呢?

  

   林则徐意识到中国的首要问题在于过于封闭,对西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提出应当“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魏源更是明确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进而提出应当“师夷长技以制夷”。正因为有了林、魏这些有识之士,中国人才得以第一次了解世界,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智识,实自此始。”这些最早放眼看世界的人们为国人介绍了今天看来不过是常识性的知识,但也正是这些常识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了一扇窗户。

  

   19世纪60、70年代,洋务运动让中国人开始更大范围地接触现代事物。李鸿章在总结英法联军侵华和太平天国暴动的教训时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旧式武装力量“断不足以制洋人,亦不足以灭土寇”。提出必须更加深入地学习西方,洋务派将重点放在了军事、工商业等方面,同时培养自己的专门人才,试图以西学“自强御侮”。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洋务派的倡导者们在看到中国之所以贫弱不振,最大的原因在于“不谙世事,墨守陈法”,进而第一次提出中华帝国必须主动求变才能自强。“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某种意义上讲,忧患意识和求变意识是洋务运动最为可贵的精神遗产。它继承了林、魏等人的开放心态,不仅推动了中国军事、工商业等现代化转型,对变革国人意识,改良社会风气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甲午战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新锐知识分子依靠皇帝的支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光绪政治集团的核心力量。维新思想家们主张必须更加深刻地变革中华帝国,即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深化中国现代化改革。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思想家打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框架,其求变意识更为深刻。

  

   辛亥前后,国民观念得到广泛传播。有论者言:“国家者,聚无数人民而成立者也。故国家之盛衰强弱必视国民之爱力以为卫,而国民爱力之深浅又视政治思想之有无多寡以为衡其国民。”又有人说:“国家者,亦宇宙间之一有机体,而国民者又国家所以恃以活动之分子也。”还有的认为:“虽然大地之上同是动物也而有人与禽兽之分,同是人类也而有黄白红黑之分,即同是一民也而有国民奴隶之分。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谓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从这些表述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对国家与个体关系的认识已经达到现代政治知识水平。这些认识在一定范围内奠定了建设共和国家的精神基础。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的王朝体制,但未能真正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家。他们的救国方案没有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的面貌。

  

   尽管如此,“走向共和”的宏观叙事直接造就了二十世纪20年代初的思想启蒙。某种意义上说,此时中国的思想家们逐步取代了政治家们对国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政治学说竞相上演,一时蔚为壮观。中国人对现代政治生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纵观近代中国各种政治方案和思想学说,从所谓的变器、变法、变政、变教到变俗,从实业救国、议会救国、教育救国、乡建救国到文化救国等,它们大致体现了由易到难、由表(标)及里(本)的特点。虽各具不同程度的洞见力与合理性,但也都只是见树木不见森林。基于此,在方案的实施内容上必须要正确处理同质性文化传统之内的政教与技艺的关系(体与用、本与末、主与辅)问题。在制定实现民族复兴方案之时必须处理好突破点与整体、权宜之计与长远规划、自主性与依附性的关系。就后见之明来说,实现民族复兴方案的具体内容,无法绕开“物质、制度与人”的复杂关系。

  

   二、实现模式:效法英美,还是以日俄为师?

  

   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之情势,国人的反应不一。是排拒还是逢迎?是惊羡还是冷静分析?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消化而为我所用?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留学生、出使者以及在通商口岸兴起的新式知识人。他们通过亲身考察、阅读报刊、与传教士交往以及商业联系等,来认识与理解西学或新学,再结合中华帝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处境,提出自己的见解。

  

   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始于洋务运动时期。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请求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翌年开始向美派遣留学生。1873年,沈葆桢建议朝廷向欧洲派遣留学生,“请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于是,从1875年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这一批批的留学生中后来出现了一批影响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生活的重要人物,严复、唐绍仪等人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更被其民主、开放、文明的政治生活与社会风气所感染。正如严复总结的那样,西方国家之所以先进,主要因为他们在学术文化上有“黜伪而崇真”的科学精神,在政治生活中有“屈私以为公”的民主精神。反观中国,“自黄、炎以至于今且以此为继天立极,唯一无二之治制,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这种反差中严复看到专制制度的危害。所谓君臣之义,就是专断与服从的关系,这与现代社会是极不相容的,更妨碍了中国社会发展。

  

   此外,郭嵩焘、薛福成等最早出任清政府驻外公使的外交家们也对西方国家政治生活及中国自身状况做出深刻的反思。在思考西方强大的原因方面,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在他看来,先进的“朝廷政教”是西方国家强大的根本,而这个根本又在于先进的议会制度。英国“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之本,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这样的好处在于“其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战,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反观自身,“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气常郁结而不得上达”。通过这样的对比,他们得出中国寻求富强的根本在于变革政治,其超前的认识在今天看来实为难能可贵。

  

   实际政治生活层面,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开始于戊戌维新,此后发生的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及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集中表现出中国人在选择道路上的困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中极力提倡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中国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日本与中国在地理、文化、社会风俗、政治传统、国际环境等各个方面极为类似,采取日本式自上而下的改革正适合中国的需要。及至清末宪政改革时,效仿日、俄等君主立宪国家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又被提上议事日程。载泽等人将日本作为重点考察的对象,在同日本政、学两界交流后,他们做出如下总结:“大抵日本立国之方, 公议共之臣民, 政柄操之君上, 民无不通之隐, 君有独尊之权。”这种方式既解决了政事决策的民主化,又保证了皇权不被削弱。实际操作中,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几乎是《日本宪法》的翻版。辛亥革命终结了清王朝效法日本的幻想,孙中山等人从致力于革命开始便倾向学习美国共和主义式的政治制度。在孙中山心目中,美国是“世界最文明、最富强之国”。要拯救中国,“革命为唯一法门,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 废除专制,实行共和”,“中国革命的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孙中山重新反思中国问题,并开始从“效法美国”转向“以俄为师”。他明确主张:“盖今日革命, 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在孙中山晚年提出的“以党治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主张和策略中其学习俄国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见,近代中国人在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之后,迫切地想通过效仿、学习它们来改变自身命运,其认识不乏精到之处,其态度也甚为虚心诚恳。但是,由于国人的急功近利心态以及外力的挟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学习英法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还是俄国模式,都体现出生搬硬套的弊端。它们集中揭示了异质性传统的国度之间如何吸纳、借鉴发展模式的问题,提供了后发国家如何完成国家的转型以及发展模式的转型等重大启示。反思这些模式,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挑战—回应”以及“内生型-外生型”的研究思路,还应重视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理路,梳理中华帝国的内在演化与转化过程、内容,认识中国社会的“自性”。由此才能理解实现民族复兴方案的赶超式实现模式之局限。

  

   三、实现路径:游移于改良、革命之际

  

因应传统及情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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