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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比较视野下的胡适自由主义思想

更新时间:2016-04-09 15:00:58
作者: 颜德如 (进入专栏)  

   ·谨以此文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胡适诞辰125周年

  

   内容提要:从比较的视野来考察,胡适所传布的自由主义思想并非拘泥于西方的英美传统。就其与中国早期自由民权思想的关系而言,虽在思想内容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一致性,但不可过分地夸大前辈思想家如严复、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再就其与陈独秀、李大钊、孙中山、蒋廷黻、丁文江等的民主自由主张比较来看,论争纷起,观点有合有分,但主要摇摆于思想文化之路径与政治现实难题之解决的复杂关系之中。最后就其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之关系而论,他陷入尴尬境况:一方面断定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由传统,但是当时的中国又绝对称不上是自由国家;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必须实现自由,转而他又无法解释这种在中国“存在过”的传统为何难以继续。

  

   关 键 词:胡适 自由 自由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孙中山构建现代国家的探索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研究”(11BZZ014)、西南政法大学人才引进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颜德如(1972—),男,四川仁寿县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民族政治研究院)副主任,吉林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政治。

  

   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多舛,已众所周知。但是,仅仅满足于这种笼统界定,如同我们将其失败一味地归罪于中国强国富民的功利性要求一样,是无助于在理论素养上提升我们的心智,自然也难以于我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有所裨益。因此,拟从比较的视野集中论述胡适所传布的自由主义思想,以此揭示该思想在胡适这一特殊个体上的独特表现。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认清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之本来面目。

  

   一、胡适与中国早期自由民权思想

  

   严复、梁启超二人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代布道人,他们以传播自由民权思想为特色。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就领略过他们思想文字的魅力,他自然不能漠视他们。但是,他们二人的思想养料是不是如后人推定的那样,给胡适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从胡适本人的著作文章进行探讨。胡适曾阅读过严复译本《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肆言》等。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他称严复是“介绍西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由于严复的精美古雅的译著,“中国学者方才渐渐知道西洋除了枪炮兵船之外,还有精到的哲学思想可以供我们采用”[1](这当然是胡适的后见之明——引注)。胡适承认,他在当时读到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思想深深地被其打动。毋庸讳言,胡适是通过严复这一中介接受了赫胥黎的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的。因此,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之确立,是直接获益于严复的译著。不过,由于严复在《天演论》中添加了不少的按语,自然将其对进化论的倾向也传染给了他的思想后辈。在胡适的那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的短文中,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字眼[2],就正好说明这一点。实际上,在严复身后的许多年代里,“对于严复的许多年轻读者来说,构成《天演论》中心思想的,则显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号”[3],又何况那时的社会大众呢?然而,由于胡适宽容调和的禀性与一心向学的研究激情,使他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偏向,将之作为一种终生受用的科学研究方法。

  

   较之严复,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尤其是1903年前后,梁氏与革命派曾展开过激烈的论战(这一点不为当时的胡适所晓)。胡适为了写《原日本之所由强》,搜览了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胡适认为,“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且笃信一旦中国人采补吸收这些美德[4],便可铸就中国的一代新民。梁氏的《新民说》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风靡一时。这就不难理解,胡适在不惑之年还饶是激动地回忆当时的情景:“(梁氏)抱着满腔的热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着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5]总之,“《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们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6]。然而,当胡适从美国“新世界”归来后,他便很少提到这位替他指引“未知的世界”的引路人,更别说严复了。这种强烈的反差,自然令那些执意寻找思想的历史连续性者失望。

  

   胡适曾得到杨千里先生所题的“言论自由”的赠语,自己也读过严复译本《群己权界论》,而此书十分突出思想言论自由的特殊意义,胡适却没有提及。他在留美日记中曾提及过洛克、穆勒等辈,也未提到严复的译本[7]。回国后,他多次宣传思想言论自由,均没有言及这位思想前辈。梁启超的遭遇与之相似,胡适虽在一则留美日记中大力赞扬他“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8]。但当他回到国内,他除了对梁启超表示礼节上的尊重以及在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上与之交往外,就很少注意他了。

  

   从思想渊源来看,胡适虽然不认为自己宗奉严、梁二人,但是就他宣扬的自由民主的实际情况而言,他无疑是沿袭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与严复同出一脉。梁启超由于思想博杂,他的西方知识主要是借重于中文译本或日文译本;从他宣称的内容来看,主要偏向于法兰西一系,尤喜卢梭的民约精义。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便有回应梁启超以卢梭大张革命之旗的深意。胡适对此不甚了了,也不承认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直接得益于严、梁二公。因此,我们绝少看到胡适的思想文字中有“民权”等字眼,尽管那时的中国,由于孙中山等人大倡,“民权”一词,几近禅语。此种对严、梁二人的淡视,实质上并非是胡适有意地“忘恩负义”,而恰恰在于他从历史社会问题的传承与相似性的角度阐发自己的思想时,不仅与他的前辈不相违逆,而且有所创新。

  

   就个人自由而言,他们都毫不例外地重视,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和个体独立之精神。在严复眼中,“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繇”[9]。梁启超认为思想自由就在于个人不为“古人”、“世俗”、“境遇”与“情欲”的奴隶。换言之,个人应突破传统与现实权威的束缚,以公理作为行事的准绳。胡适较之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10];“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11]。不过,就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关系而论,严复显然将争取个人自由作为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必要手段。梁启超自然不会无视这一现实逼迫,但他力图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来挽救没落的中华帝国。这种对个人自由的功利性把握倾向,胡适未能幸免。只不过他将自由要素作为使个人铸造成器的材料,而“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因此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12]

  

   他们不仅对个人自由表示深深地关注,而且对于如何改造社会、建设国家,都有强烈的意愿。严复由于深谙中国国情,希望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一渐进途径来解救当前的困局,不愿看到任何暴力给国内添加的混乱。梁启超倾向于“破坏”的手段:“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13]。胡适对梁启超的“衰绖而哀之”的态度十分赞赏。然而,由梁氏所煽动的革命风潮,使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期,国内的激进革命运动开始抬头,胡适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焦灼,这才掀起那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胡适看来,历史进程不存在什么“最后之因”,也没有什么“一蹴而就”的“根本解决”,社会和国家必须通过“一点一滴的改革”、“一点一滴的解放”之渐进手段,才能真实可靠地改造与进步,而非用暴力革命求得“全面解决”。[14]

  

   正是在改造社会与国家的方法上有异,直接导致了他们在落实自由民权思想的具体主张上各执其是。严复深知中国的现状,他除了力倡“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口号外,便将目光聚集在教民与富民上。这种低调作法,使他晚年背上保守的恶名。梁启超尽管在思想文化界叱咤风云,但是在政治运作中,常常追随其师康有为,为君主立宪而奔波不已。后由于他与军阀有过短暂的政治蜜月,很快便在新思潮勃兴之际,为时代所遗忘了。胡适并不比他的前辈幸运。他终其一生,为个人自由、民主政治而大力宣传,冀图站在权力场之外去影响现实的政治,但总是遭到不和谐音的攻击。不过,他自始至终不忘在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上着力,希望为塑造合格的公民个体而尽绵薄之力。就此而言,他与严复有些相似,而其对经济制度的漠视,就很难为民主政治的实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了。

  

   综观上述,胡适与中国早期自由民权思想的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等辈,在思想的承继上并不是如后人认为的那样明显。严复不过是将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植入胡适的思想库,奠定其自由主义思想的思维特征与实践模式;而梁启超在革新思想上的成功,直接引发了胡适改造中国的努力方向。由是之故,胡适自然未察觉严、梁二公用民权来注释西方民主的偏向,更不甚了解二者的自由思想。这从一定程度上就解释了,为何胡适大谈特谈自由民主时,根本不提及严、梁二人。因此,过分地夸大前辈思想家对胡适的影响,是不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实际过程的。但是他们之间在思想内容上又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一致性。这就表明,历史社会问题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一些不变性,因而思想家们运用自己的知识图景去应付这些问题时,会多少暴露出一些相似性。依此而言,后辈学人尽管可以站在他们前人的肩膀上,但并不表示后人的眼光就一定比前人深邃。

  

   二、胡适与同期中国的民主自由主张

  

   胡适自1917年留美回国后,便与中国知识界以及相关社会思想议题发生了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同陈独秀、李大钊、孙中山、蒋廷黻、丁文江等,既有奥援,又有论争,可谓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之风云人物。

  

   1.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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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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