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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清末民初中国人口“四万万”说之考察:以孙中山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6-06-11 00:29:05
作者: 颜德如 (进入专栏)  

  

   摘要:清末民初中国人口有多少?通行的说法是“四万万”。孙中山亦津津乐道。不过,在孙中山那里内涵有三:“四万万”只是一个概数;“四万万”是指不确定多数的人民;“四万万”并不包括中国领土上的所有人,主要指汉族人民。这个数据,是清朝乾隆在位时期各国科学家与传教士或宗教家共同调查的结果。它未必真实反映了清末民初人口的实际数量。孙中山念念不忘中国人口“四万万”之说,流露了他重视人口在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关注社会大多数人的命运,希望唤醒他们起来革命的倾向。留给后人的深刻启示则是:人民革命将是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孙中山;四万万;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的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那时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有“四万万”。这个说法不仅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坚持,而且很大程度是他宣传和强化了的。个中原由,实有必要进行梳理。


  

   粗略统计来看,孙中山在各种场合提到中国有“四万万人”或“四万万”,不下二十次。最早的一次是1895年,最晚则在1924年。如此频繁地提及,能否说这是社会普遍认可的说法?我们不妨看看其他的材料。

  

   1897年,章太炎曾说:“民智愈开,转相放效,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风气之推迁,若有摄力,虽夸父、龙伯不能争。居今之世,将欲壅遏民气,使不得伸,无论其无成绩也。幸而胜之,虽不土崩,犹将瓦解,是自遏抑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1](P.13)此处的“四百兆人”,指的是“黄种”,也就是炎黄的子孙。因此,隐藏的意思就是,这个“四百兆人”不包括满洲人。

  

   在发表于1901年《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这篇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话:“然义和团虽一败涂地,为人不齿,而亦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我中国人其知之否耶?敢以所见略述一二,而使义和团瞑目于九泉之下,我四万万同胞国民知所自任也。”[2](P.60)此处的“四万万”指的是“同胞国民”,至于哪些人是“同胞国民”并不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的话:

  

   “使无义和团启衅列强,安有满洲贱种堂堂亲王,满洲奴隶堂堂傅相,仆仆风尘,请盟城下,借几层之皂隶,为列国之马车,忽而任驻外兵,忽而禁进军械,忽而遣派顾问,忽而停止科举。于是林林总总四万万人始知有国耻矣,望议和之速成矣,望国政之改革矣。”[2](P.61)

  

   从整个这段话的语气及其撰写人的动机来看,这里的“四万万人”应该是把满族人排除在外的,它并不是指整个中国领土上的人。

  

   一位叫瓦德西的外国人在1901年2月的《拳乱笔记》中说:“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应忘去者,即中国领土之内,除开西北两面之(蒙藏)属国不计外,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3](P.320)这位外国观察者,也认为中国人有“四万万”,并且属于一个比较团结而又自视优越的种族。换言之,有大种族主义的优越感。

  

   1903年,章太炎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明确认为“四万万人”是指汉人:“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城内,……”[1](P.199)

  

   1913年,严复在北京《平报》上发表的一篇议论“国性民质”的文章中说:“其国性民质所受成于先圣先王数千年之陶熔渐渍这,有以为之基也。须知四万万黄人,要为天壤之一大物,故其始动也,其为进必缓,其呈形甚微,至于成行,乃不可御。而亦以是之故,其结果也,数十百年之牵变,必不敌数千载之遗传。”[4](P.324)这里的“四万万人”,明确是指“黄人”,即炎黄之后。

  

   1915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写道:“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任何?曰: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国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四万万国民于未死以前。”[5](p.332)此处的“四万万”应是泛指所有中国人民。

  

   从上述的材料我们可知,中国有“四万万人”的说法实为通说。至于“四万万人”主要是指汉族、黄种或黄人,还是所有中国人民,不太确定。有一点比较肯定的是,在国内民族矛盾激烈的时候,“四万万人”不包括满洲人,是居于主导的意见。我们接下来考察孙中山的看法。

  

  

   孙中山所说的“四万万”或“四万万人”,其内涵主要有三:

  

   首先,所谓“四万万”其实只是一个概数。比如,在1895年的《香港兴中会宣言》中,孙中山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6](P.14)在1904年他又指出,当时“中国人口不下四万万”。[6](P.63)1917年他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6] (P. 333) 1924年他肯定地讲:“说到中国人数,向来都是号称四万万,但是真正户口册总没有调查清楚。”[6](p.957)这些都表明,“四万万人”是一个概数。

  

   其次,“四万万”是指不确定多数的人民。例如,他说:“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6](p.173)“革命是救国救民的事,是消除自己灾害、为自己谋幸福的事,为四万万人谋幸福的事”。[6](p.576)“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6](pp.723-724)这些说法,表明“四万万人”是革命的主体,是代表正义的人民。

  

   最后,“四万万”并不包括中国领土上的所有人,主要指汉族人民。他说:“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膳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6](p.77)“兄弟如今发明这基础(即五权分立——引注),至于那详细的条理,完全的结构,要望大众同志尽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6] (p. 89)“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6] (p.621)

  

   我们把这三层意思与前面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四万万”是模糊的概数与倾向于指汉族,孙中山与他人没有不同。他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四万万”定位于汉族与人民时,主要是为了推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但是仅仅在口头上宣称中国有“四万万人”,未必能壮大革命的力量,必须拿出可信的证据来。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有何凭证?这个问题,直到孙中山晚年才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提出来:

  

   “诸君知道,中国四万万人是什么时候调查得来的呢?是满清乾隆时候调查得来的。乾隆以后没有调查,自乾隆到现在将及二百年,还是四万万人。百年之前是四万万,百年之后当然还是四万万。”[6] (p.628)

  

   稍后,又说:“我们的人口到今日究竟有多少呢?增加的人数虽不及英国、日本,但自乾隆时算起,至少也应该有五万万。从前有一位美国公使叫做乐克里耳,到中国各处调查,说中国的人口最多不过三万万。我们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时候已经有了四万万,若照美国公使的调查,则已减少四分之一。就说是现在还是四万万,以此类推,则百年之后恐怕仍是四万万。”[6](p.629)

  

   也就是说,“四万万人”的统计数字来自乾隆在位时期,至于如何调查没有交代清楚。而且,孙中山当时认定中国人有四万万确实是概数。在1924年的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演说中,他又提到“四万万人”的由来:“大家常听得说中国有四万万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国科学家同宗教家对于中国人口精确的调查,前二年(1922年——引注)只有三万万一千万,去年不足三万万。在从前,各国传教士同科学家调查中国人口,确有四万万。”[6](pp.960-961)

  

   这表明,“四万万人”这个数据是科学家与传教士或宗教家共同调查的结果。此外,我们发现,除“四万万人”的通说外,还有“三万万”和“五万万”之说。因此,我们可以说,“四万万”如果是指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人口数,已经不足为信。即使是指清末民初也未必可靠。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一个并不准确的人口参数一直为人称引,倒是不争的事实。

  

  

   由上可知,清末民初中国人口“四万万”之说并非可信。但是,它又一直为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像孙中山这样的伟人所乐道。这当中自然有不少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孙中山念念不忘的“四万万”之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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