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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华:消费品黑名单制度与人的尊严

更新时间:2016-12-28 15:59:06
作者: 曾祥华  

   摘要:企业法人是公民(自然人)达到一定目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伦理人,企业的创立者或者成员不能把自己的尊严“让渡”给企业。企业法人享有人格权,包括一般人格权,企业一般人格权源于列举不能穷尽、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以及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来源于人格尊严。从宪法和法律规定上看,人的尊严的享有主体仅限于公民(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消费品(含食品)黑名单制度是捍卫公民生命权、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需要,具备实质正当性,企业的名誉权等要为之让路。“法人公民”的概念在法律意义上不能成立,不仅含混,而且有害。但是,发布黑名单应当谨慎,遵守正当程序原则,保障企业的救济权,如果政府给法人造成不当损害应当承担恢复名誉、赔偿损失等责任。黑名单制度应当由法律法规设定。

   关键词:  消费品黑名单;人的尊严;一般人格权;企业法人;公民

  

   在关于《消费品安全法》起草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学者指出,消费品安全黑名单制度侵犯企业的人格尊严,因此,一定不能纳入草案。他一再强调,企业也有人格权,企业也该享有人的尊严。笔者为学者能够具有如此的人文情怀和权利意识而感到高兴,但是,笔者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企业本身到底是否应该享有人的尊严?企业与人格权的关系是什么?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企业与人的尊严

  

   “人之尊严”(人的尊严)体现的是生命个体的人区别其他存在物的高贵与庄严,人的自主与自觉正是人之尊严的源泉与内核。一切基本权利与人权都是源自“人之尊严”,体现“人之尊严”,为了“人之尊严”。人的尊严是人类所应实现的终极价值目标,人权不过是实现、保护人的尊严而想出来的一个手段而已。[1]休谟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人的尊严,说到底根源于人性,是人本身固有的属性,它不依赖于外在的授予,不依赖于宪法,也不来源于国际公约。宪法与公约只是对它的确认而已。“人的尊严既非由国家,也不是由法律制度所创造并授予的,它所依赖的是人自身的主体性,所以,尊严是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而且优于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所有权利。”[3]

   “人的尊严”是一个外来词,有时被翻译为“人性尊严”、“人类尊严”、“个人尊严”、“个人的尊重”、“人格的尊重”等等,这些词语的背后隐含着对“尊严”主体的认识分歧,即“谁之尊严”?,其中最主要的分歧是“个人”的尊严还是一般人的尊严(个体主义还是全体主义)。有的学者强调“人的尊严”适用于一切人、所有人、任何人,指出法学上“人”的概念接近生物(基因)理论上的人,不需要以美德、劳动能力等“善”性质为要件,决不能以肤色、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因素为区分人与非人的标准。“人的尊严”,指每一个人都被作为“人”对待。但是“人的尊严”是否适用于一些特殊主体,如胚胎、植物人、死者、克隆人,还存在难题。[4]林来梵先生指出,“美国学者虽然使用‘人的尊严’这一用语,但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道德哲学,其本意强调的乃是‘个人的尊严’(Individual dignity, the Dignity of individuals)。在这一点上,美国式的‘人的尊严’或‘个人尊严’,其实有别于德国式的‘人的尊严’,因为后者并非完全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而是含有人格主义的哲学底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曾在判例中明确指出:“基本法中的人之形象,并非一个孤立的绝对化的个人”,而是在“共同社会”中受到社会关系约束的人。强调的是个人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拥有尊严。[5]

   早期的关于人的尊严的理论基于自然权利学说(natural rights,即“天赋人权”论),它是古典自然法学的核心理念。其代表人物洛克撰写了《政府论》一书,“他的诚挚的态度,他虔诚的道德观念,他对自由、人权以及人的天性的尊严所抱的真正信念,同他的温和而又通情达理的态度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代言人。”[6]他在描述自然状态时说:“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极为明显,同种和同样的人们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地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除非他们全体的主宰以某种方式昭示他的意志,将一人置于另一人之上,并以明确的委任赋予他以不容怀疑的统辖权和主权。”[7]在这里,人人平等地享有尊严,平等是每个个人(公民,自然人)之间的平等。

   康德的人是目的的理论也是人的尊严的法理基础。康德认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人具有理性,既包括理论理性,也包括实践理性,即识别道德要求并根据道德要求行为的能力,能够为自己建立道德法则,“人的尊严就在于这个能够作普遍律的立法者的资格”康德给出了三个公式。第一个公式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13](P38)第二条定言命令是质料的,“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P47)[8]另外是个人意志的正确性与普遍性。

   根据康德的理论,生物人只有是伦理人的情况下才成为法律人,而有学者指出,“法人”则是经过形式化和物化而剥离伦理人之后,才形成的。“对人的概念的形式化,使法律制度可以将人的概念适用于一些形成物。他们虽然不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但法律制度赋予它们‘权利能力’。这些形成物就是‘法人’。法人同自然人一样,本身就可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同他人发生法律关系。”[9] (P57)

   不可否认,法人的存在具有其独立的价值,但是,法人是设立它的自然人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其中企业法人设立的目的是盈利,亦即获得超出资本的利润。法人本身不是目的,法人是设立者的手段。

   有学者指出:“越来越多的领域,个人价值必须依托于团体的存在才能够实现,而‘共同体生活’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了个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为了适应团体的要求,个人必须放弃部分‘个性’,包括通过契约在必要的限度内,限制他基于伦理所生之价值,而将其交给团体。因而,团体是承载着成员的人格价值的。”[10]这种论证并不能推出法人具有人的尊严。不管是“个性”也好,“基于伦理所生的价值”也罢,抑或是“成员的人格价值”,都不可能包含“人的尊严”,如果说团体的成员设立或加入团体是为了更有尊严的活着,或许还可以理解。倘若是成员将自己的尊严付与团体,这是一件非常不值得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使人不自觉地想起了二战期间的“惨不堪言”之教训,正是在总结二战时期人的尊严横遭践踏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德国等国二战后的宪法才明确确立“人的尊严”的神圣地位,将“人的尊严”作为宪法人权的渊源和价值准则。这种情形与个人之于国家的关系类似。洛克认为,为了更好地捍卫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人们在他们之间组建政府,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但是,公民只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而不是全部权利。可是到了卢梭哪里,公民则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权利让给“公共意志”,公共意志是大家的意志加载一起又排除互相冲突的部分。公共意志组成的主权则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卢梭的理论为极端的民主转向极端的专制危险倾向提供了理论基础,雅各宾派的专政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在洛克那里,公民还具有自卫的权利、防范政府侵犯的权利和能力,即公民抵抗权(《独立宣言》有关论述正是运用了洛克的思想),而卢梭则使得公民丧失了防御的能力。同样的道理,当成员奉献出自己的尊严于团体的时候,成员则就丧失了主体的地位,沦为团体的奴隶。因此,成员不能让渡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既然如此,团体(法人)的尊严就不可能从成员那里获得。

   因此,法人包括企业享有人的尊严的说法就无从说起。

   另外,如果法人如企业具有人的尊严,那么,当企业践踏员工的尊严的时候,岂不是出现了企业的尊严与员工的尊严之间的冲突?有的外资企业因为员工的失误要求员工下跪,显然严重地侵犯了员工的人格尊严,如果企业也享有人的尊严,那么这种行为岂不是正当化了?如果企业享有人的尊严,那么,这里至少是两种同样位阶的价值发生冲突,岂不是旗鼓相当?这种矛盾的结果也使得企业(法人)享有人的尊严的说法陷于悖论之中难以解脱。当法人的尊严高于自然人的尊严,则自然人可能沦为奴隶;如果自然人的尊严高于法人的尊严,法人的尊严又有何意义?

   法人是一种人造物,是为人服务的,一旦它违反了造物者的意志,或者成了破坏其他人的尊严的东西,就违反了设置法人制度的初衷,甚至可能反人类,因此,法人不能享有人的尊严。就像机器人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毁灭者,从而机器人不能享有人的尊严一样,法人也不能享有人的尊严,如果法人享有人的尊严,它有可能毁灭人类。二战期间,法西斯统治之下的德国国家,犯下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的罪行,险些毁灭了世界。就是因为国家可以任意剥夺公民的作为人的尊严,而国家本身至高无上。其教训应当永世汲取。国家为人民而存在,而非人民为国家而存在。

  

二、企业与人格权

  

   企业法人是否享有人格权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企业)法人享有法律上的独立的主体资格,具备权利能力,也就享有人格权。一个企业只要具备法人的资格,就应当人格独立,组织健全,意志自由,行为自主。法人的人格权表现为生存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第101条、102条规定了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第99条还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第120条第2款规定:“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即: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我国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法人的人格权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

   至于法人的一般人格权,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一般认为,一般人格权始于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该法第28条第1项规定:“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为了寻求保护,可以向法官起诉任何加害人。”但也有人认为应当追溯到罗马法。基于对二战期间法西斯罪行的深刻反思,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2条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但以不侵害他人之权利或不违犯宪政秩序或道德规范者为限。”在德国法院通过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以裁判的方式发展出一般人格权。日本战后宪法、俄罗斯《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宣言》都确认了一般人格权。

1975 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侵害声誉的剧本中的艺术自由案”中论证了保护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必要性。1981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卡雷拉案”判决中明确提出了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此后,法人的一般人格权在德国引发了持续的争论。反对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学者认为:“其一,在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之前,不仅理论上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而且德国司法实践也将一般人格权建立在基本法第 1 条和第 2 条的基础之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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