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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战争、和平与宪法共识

更新时间:2020-01-04 09:11:53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摘要:  从宪法与战争的历史来看,早期宪法主要强调对国内和平秩序的维护,具有很强的地域属性,因此无法完全避免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实践证明,宪法对和平理念的规定,并不足以防止战争的爆发,甚至曾为法西斯政权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呼唤和平,期待以宪法共识有效消解民族主义与立宪主义的张力,建构基于和平的国际秩序。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和平秩序的维护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与宪法共识。特别是在面对着新的技术革命时,宪法要控制科技的非理性,降低战争的风险,使科技的发展遵循“造福人类”的宗旨,以推动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战争 和平 人的尊严 宪法共识

   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战争造成的灾难是空前的,给人类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与战争的有七千五百多万人,死伤三千多万人。由于战争死于饥荒的、受难的有一千多万人,经济损失约两千七百亿美元。〔1〕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人员伤亡、难民失所、物质损毁、道义蒙难、经济损失,更是数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2〕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们深感和平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和人权成为“联合国的三大支柱”,〔3〕和平的维护依然是全人类的基本共识与根本诉求,也是联合国关注的首要问题。随着新科技的发展,人类正面临着不确定的风险,如核武器等,“技术让战争成为可能”。〔4〕人类在分享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可能陷入科技非理性所导致的冲突与人性的边缘化。这促使我们回归历史,重新思考战争、宪法与和平的关系,以宪法凝聚共识,充分发挥宪法在维护和平中的重要作用。

  

   一、早期宪法中的和平理念

   人类社会对于和平的向往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家就提出了“兼爱、非攻”的和平思想。《圣经以赛亚书》也明确记载:“刀剑回炉化作锄,矛枪回炉铸成镰。国与国之间不再兵戎相见,国家也不再学习战事。”〔5〕这一古老的预言现在被刻在联合国的墙壁上,成为全人类不懈的追求。

   从宪法的历史来看,1215年的《大宪章》最早规定了和平的理念。约翰王统治时期,英国长期对外征战,王室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为了结束战争并防止国王再次随意发动对外战争,贵族、教会、骑士和市民等联合起来,通过内战的方式迫使约翰王签订了《大宪章》。《大宪章》第14条规定:“国王的征税权力要通过贵族会议的同意,以限制国王发动战争的物质基础。”第62条规定:“因战争所生的一切敌意、愤怒与仇恨都应当得到宽宥,以促使国内秩序回归安宁。”《大宪章》的目的是限制王权以确保贵族、教会的权力不受侵犯,让英国的民众和子孙后代有机会适当而和平地享受各项自由和权利。《大宪章》包含了“自由”“分权”“法治”等立宪主义精神,是英国宪制的基石。之后的“光荣革命”也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通过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

   中世纪的法国同样具有专制主义的倾向,革命者们所反对的并非仅仅是君主本人,还包括当时的君主制度,目的是“制定一部宪法以限制王权”。〔6〕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国家格言,构成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基础。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博爱要求人们要像兄弟一样去考虑和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连带性的体现,包含了和平主义的理念:一方面以“自我”为基础,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对他人行使道德义务来实现博爱的价值;一方面是作为人类团结的纽带,从而将人类社会中一切的“自我”(ego)组合成为“我们”(us),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国际性。〔7〕基于此,1791年《宪法》第六编第一段规定:“法兰西民族放弃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永远不使用武力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1793年《宪法》第118条规定:“法兰西人民是自由人民的朋友和天然同盟者。”第199条规定:“法兰西人民绝不干预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不容忍其他国家干预法兰西人民的政府。”1848年宪法序言第5项规定:“法兰西共和国尊重其他民族,因为希望其他国家尊重法兰西民族,绝不发动任何侵略战争,永远不使用武力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1793年《宪法》第 118条与第119条也规定法国不会干涉任何国家的政治,也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法国的政治。1848年宪法序言第5项则更为明确的规定:“法国尊重其他民族的独立,决不发动任何侵略战争,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民族自由革命的结果。”由此可见,虽然法国宪法不断变迁,人类社会的连带关系、国与国之间的独立平等、不使用武力或放弃战争的和平理念始终贯穿在法国宪法的历史进程中。

   18世纪欧洲的“自然法则”“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民主权思想,为美国革命提供了正当化的依据。为解除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政治联系,《独立宣言》指出每个民族依据自然法则和自然造物主的意旨,在世界各国中都拥有独立与平等的地位。“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为保护这些权利而生,经被统治者同意而获得正当权力。美利坚合众国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有宣战、媾和、结盟、通商等权力。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美国通过《独立宣言》宣布革命的正当性,并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确立革命的果实。在美国的政治哲学中,宪法是拘束包括立法权在内的一切国家权力的根本契约,是规则理性与程序正义的普通法原则的具体体现。〔8〕在这种高级法理念的制约下,国家对外的不人道战争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换言之,美国宪法的和平理念蕴含在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之中。

   总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通过宪法告别专制独裁,实现对统治者绝对权力的限制,是当时立宪的主题。新兴势力为解除与既定政权的政治联系,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寻求国家社会和政治实体的重构,但同时也使国家陷入了战争之中。革命成功后,为避免新的政权重蹈战争的覆辙,宪法对战争进行了严格限制:一方面通过宪法承认国与国之间是独立平等的,确保国家外部环境的和平稳定;一方面确立了人权、主权、法治等立宪原则,确保国内环境的和平稳定。现代宪法具有保证政权稳定、维护社会秩序、协调利益冲突、确保国内和平等功能。历史告诉我们,早期拥有宪法的国家,不仅国内和平安定,对外战争发动权受到宪法制约,还主要强调国内和平秩序的维护和国民部分人权的保障,具有很强的地域属性。

  

   二、两次世界大战对宪法和平秩序的破坏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宪法和平秩序的破坏

   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恶性竞争,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1917年11月8日,苏维埃俄国政府颁布了《和平法令》,希望各交战国立即签订公平的民主和约,在民主派和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的基础上,实现“正义、自愿、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和平法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个外交政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9〕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号召各交战国公开订立和平条约,保证公海航行自由,签署“开放与平等”的条约,避免军备竞赛,促进各国独立自主自决,成立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不久后,德国、奥地利相继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和平法令》和《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影响下,人们反思战争,渴望和平,和平理念广泛地影响了各国宪法的制定过程。如1918年7月19日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史称《苏俄宪法》),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苏俄宪法》第4条规定:“废除秘密条约,组织目前交战双方军队中的工农进行最广泛的联欢,无论如何都应当用革命措施取得劳动人民之间以民族自由自决为基础的,不兼并不赔款的民主和平。”〔10〕1919年7月31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史称《魏玛宪法》)序言也规定:“德意志人民同宗同心,为重建与巩固自由、公正之德国,追求国内、国际之和平,促进社会之进步,兹制定此宪法。”〔11〕对于战争的反思同样也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共识。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盟约》生效,国际联盟成立。国际联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国际和平;推进各国接受不诉诸战争的义务;建立开放、公正、相互尊崇的国家关系;将国际法作为各国政府之间实际行为的规则;维护正义等。遗憾的是,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国际联盟不仅未能平息国际纠纷,也无法阻止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发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宪法和平秩序的破坏

   总体而言,国际社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是不彻底的,各国亦未认真遵循宪法、公约规定的和平理念,“和平主义”未能形成强大的国际共识,无法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成为内阁总理,具有形式宪法的基础。但希特勒上台后不到两天就根据宪法程序解散了国会,重新选举。1933年3月23日,纳粹政府利用国会纵火案,通过了《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的法律》(史称《授权法》),实现纳粹政府和议会的一体化,规定政府无需议会同意就能制定法律,甚至可以与宪法相违背。〔12〕1933年7月14日,希特勒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纳粹党成为唯一合法有效的政党;同年12月1日颁布的《党和国家统一法》和1937年1月25日颁布的《文职人员法》,目的是让纳粹党凌驾于国家之上。为保证战争行为具有“合宪性”,纳粹政府还经常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的“紧急状态”规定,发布管理经济社会的法令,借着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幌子,使用各种武装力量。〔13〕 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希特勒的纳粹政府获得了独裁统治的“合法”权力,走上了对内迫害和对外扩张的道路。

   在意大利,1923年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人在既定的宪制框架下,借助新选举法获得了国会的三分之二多数选票。墨索里尼反对民主主义,倡导独裁统治,主张由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对一个民族行使极权主义的统治。〔14〕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通过议会讲话的方式宣布国家要从自由立宪政权向法西斯政权过渡。在1925年和1926年之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利用国家组织机器和法律的武器,解散了除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外的所有政党。为建立一种法西斯职团性质的国家,1927年4月21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通过《劳动宪章》,确认企业主与国家联合管理的地位,取消工会和一切工人组织,禁止罢工,国家可直接介入劳资纠纷。为绕开议会制度的控制,1928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确立法西斯独裁的一党专制。在法西斯政权之下,国家元首依然是国王,国家还是君主政体的形式,但既定的宪制体系只是法西斯合法化的工具。〔15〕 在国际事务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主张强国理论,反对和平条约的缔结和基于凡尔赛条约的国际力量划分,倾向于扩张主义。

在日本,1889年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使日本成为东亚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国家。但此时的宪法主要用以维护天皇专制体制: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主权属于天皇,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直接统帅军队。〔16〕 《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一部钦定宪法,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的工具。为强化军部对国家的控制,1925年4月22日通过的《治安维持法》对结社自由做了严苛限制;1935年设立的内阁企划局实际上取代了议会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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