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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宪法上的尊严理论及其体系化

更新时间:2016-02-13 16:32:10
作者: 王旭  

   摘要:尊严是当代世界各国宪法文本及实践中的核心概念。然而,尊严也在理论上面临实证化程度不一、概念模糊和价值冲突等挑战。完成尊严理论自身的体系化是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尊严来自于人反思、评价进而选择自己生活的基本属性,由此可以得到尊严最基本的含义。尽管由于宪法实践及其环境的差异,各国将尊严实证化的程度不同,我们仍然可以“宪法保护尊严的方式”为标准提炼出尊严理论的形式体系;并从三组核心意义出发建构一个融贯的内容体系。这样一个抽象的双重体系需要通过宪法解释实现保障范围具体化与价值判断理性化两个核心目标。最终,在这个理论框架下,通过宪法解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宪法上的尊严条款在形式上体现为“内部统摄与外部相互构成的规范地位”,规范含义上则体现为一种对君子人格的追求与国家伦理的拟人化塑造。

   关键词:人的尊严 尊严的形式体系 尊严的内容体系 宪法上的尊严条款

  

   引言

   “尊严”(dignity)是当代人权话语和宪法文本中的基础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尊严是现代人权话语的中心,也是最接近于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宪法价值,它影响到大量的国家宪法、国际公约和宣言”。[1]

   从国际人权法来看,尊严是人类价值的共识基础。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开篇即明确宣示:“承认人类每一位成员内在的尊严和平等、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国际公约》在序言中提出“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的内在尊严”,将尊严从一种价值共识宣示进一步明确为人权的基础,成为具体权利运用的推理前提。有学者在理论上进一步提出“不变的尊严、可变的权利”来概括尊严在20世纪人权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2]

   从主权国家的宪法文本和实践来看,尊严进入宪法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具有典范意义的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之目标就是使人的尊严成为国家和法律秩序的立基之石。更关键的是,无论一国宪法文本有没有明确规定“尊严条款”,今天,运用尊严及其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甚至基础性的宪法价值来进行宪法解释成为当代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实践,以至于美国宪法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认为“强调建立人类的尊严”是当代立宪主义的核心价值。[3]

   然而,自20世纪尊严进入到宪法文本及实践之后,也面临着很多理论上的批评:

   在形式论上,尊严的实证化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尊严不是宪法上明确规定的规范,仅仅是一种宪法审查中的解释性依据;在有的国家尊严又是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权利,但批评者认为其保障范围很难确定。

   在概念论上,它面临的最大批评即为模糊与淆乱。批评者认为我们难以寻觅到尊严概念精确的内涵:它既无法超越不同的文化而得到人类一致的理解,也无法在同一文化背景中始终保持含义的同一。

   在价值论上,尊严理论主要面临价值不可知论的批评。很多人认为尊严的正当性基础不明确,也很难优于爱、福利、自由等这些价值而成为人权唯一或最高的基础。

   中国宪法学对尊严的研究同样围绕上述三个层次的争论展开。例如,中国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在中国宪法结构上的地位究竟是什么?[4]“人格尊严”的概念是什么,它与“人的尊严”(humandignity)、“人类的尊严”(thedignityofman)有何不同?我们是否能获得中国文化中的尊严概念?[5]这些都引发了学者大量的论辩。可以说围绕“人格尊严”条款的学术研究和辩论是中国宪法学最具有理论关怀、但也最具争议的课题之一。

   上述三个层次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尊严理论能否建构一个概念稳定、形式清晰、价值和谐的体系?本文正要回答这个问题。

   一、最低限度共识的尊严概念

   (一)理解尊严概念的角度

   “尊严”毫无疑问是一个很难精确定义的概念,在人类不同文化语境和背景里它可以有不同的诠释。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最基本的前提和预设出发,通过逻辑分析,提炼出最低限度共识的尊严概念。也就是说,虽然尊严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有具体的表达,但它要遵循一个逻辑前提,那就是尊严一定是人自身的某种属性,是对人本质的某种揭示,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可以从人性的特质出发,去发现它与尊严的内在关系,从而得到一个有关尊严概念的基础命题,从这个命题中,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解出尊严概念的具体命题,从而最终获得一个有关尊严最低限度共识的概念分析框架。

   关于人性与尊严的内在联系,英国哲学家格里夫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见解,那就是尊严的基础概念是一种人的“规范能动性”,也就是只有人类具有反思、评价进而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这样一种人的本质属性与潜能构成了人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6]

   所谓规范能动性(normativeagency),在格里夫看来,是一种人反思、评价、创造自己所希望生活的思维方式。格里夫提出,从生理与身体特征来看,人与很多其他生物具有某种亲缘性和近似性;从人的一些社会属性,例如群居、合作等特点看,也与很多动物的特点类似。但是,人对自己生活反思与选择的能力却是其他任何生物所不具备的,也就是只有人类才会有对什么是值得过的、好的生活及其环境进行反思,并积极追求这样的生活;因为这种属性体现反思与评价,而“反思”意味着对好的生活的判断,因此是一种“规范的能动性”。[7]

   这样一种将尊严的基础概念与人的反思属性相联系的思路也是很多思想家的见解。例如,尊严理论在西方中世纪的集大成者,早期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学者米兰杜拉(PicodellaMirandola),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构建其理论的。据信,米兰杜拉在1486年出版的“OntheDignityofman”是中世纪以来第一部以“人类的尊严”为题的著作。[8]在该书中,米兰杜拉赋予了尊严神学基础背后深深的人文含义:“人虽然是上帝的产物,但上帝允许人选择自己的生活,尊严意味着对生活的自我选择和自由:上帝确定了所有其他事物的本质,但唯独让人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本质。就此而论,人就像上帝。人也是创造者——他自己的创造者。人被允许拥有他所选择的东西,成为他所愿意的样子。这种自由构成了人的尊严”。[9]

   在中国儒家学说中,同样强调人有追求仁义生活的道德潜能。孟子即承认每一个人都有追寻仁义的天性,这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庶民去之,君子从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0]而人能“由仁义行”,靠的是后天思考,这为引出尊严是内在于人的本性奠定了坚实基础:“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11]正是这种道德潜能成就了人性的尊贵。

   可见,尊严概念的基础含义就在于人对自我生活的反思、选择与评价,这样一种理性的能力。从这个基础命题出发,我们就可以在逻辑上更细致地推导出它的三重具体含义。

   (二)尊严是人的道德自治

   首先,人有对生活慎思与评价的本性和潜能,这在逻辑上就必然预设不受干涉地反思和选择自己的生活,独立表达对善的生活的追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最低共识:[12]它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属性,与人的外在身份无关,它的核心意思是强调人性的“不受支配”。

   强调尊严意味着一种“不受支配”的自治,最典型的即是康德哲学。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使用德语Würde来指称“尊严”,意指“价值”(worth),也即“值得追求的事物”。他从辨析Würde与Price,即“无价的价值”与“可交换的价格”之差异出发,阐述了尊严作为每一个人平等的、“无价的”、“不能用来交换的”人自身的道德属性:

   “在目的王国(kingdomofends),每一个事物要么是有价的(price),要么是有尊严的。凡是有价之物皆有相等的可替代之物,而另一边则是超越于一切可交换的价格之上,不可交换的尊严。

   与price最紧密相连的是一般人性的倾向和需要,即市场价格,在那里,物皆有价,物皆成为满足无穷目的的手段。在尊严的领域,它自身即为自身的目的,它不是一种可计算的相对价格,而是一种内在价值。道德就是使得一个理性的存在能成为其自身目的的条件,这在目的王国里只有通过成员的‘为自我立法’才能实现。因此,道德性和具有道德能力的人性就是尊严所系。”[13]

   康德进一步认为,“人性尊严的基础在于自治(autonomy)”,[14]在于每一个人可以不受干涉的、按照客观的道德实践法则来行动,从而对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道德戒律:不要将他人作为工具来对待,而必须作为目的。

   (三)尊严意味着免于歧视、免于冒犯

   既然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享有不受支配的自治,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活,这是第二个最低共识:[15]尊严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理解的,它必须被他人(尤其是国家)尊重和承认,这里预设着两项意义:“免于歧视”和“免于冒犯”。

   “免于歧视”即意味着尊严强调人在道德理性上的平等,都有同样的自由发展人格的资格与潜能。

   西塞罗在《论义务》中就指出,来自拉丁语dignitas的“尊严”,本意是“依靠实证法保障的基于公民不同身份(status)所享有的法律地位”,[16]但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尊严,仅仅因为他们是人,不是动物,尊严不由人的外在身份、地位所决定,而应该由每一个人所具有的学习、反思之内在属性所决定。[17]

   中国儒家学说也特别强调人格平等主义是尊严的核心概念。这里最典型的即是孟子的学说。

   孟子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性之四端”,都有善的根基,并有能力在后天进行道德反思和意义追问,形成所谓的“良知良能”。在人与人之间,这种道德思考是平等的,孟子及后世儒家(例如王阳明)认为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尧舜”,蕴含着胡适所谓的“儒家人格平等主义”精神。[18]尽管外在身份有别,但并无道德人格与道德潜能上的根本高下,因此彼此之间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而儒家学说很早就孕育出西方哲学所谓的“公正感”(senseofjustice)。这种公正感最终发展出人格自由与独立的深刻人文精神,[19]那就是判断“我”的价值不在一切人之下,只需发挥“我之本能”,则“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哉”,[20]由“小我”发现“大我”,由“大我”发现人性之无限庄严与自由,这奠定了中国人理解的“尊严”最重要的伦理基石,即基于道德能力的人格平等。

   既然人与人在道德潜能上是平等的,因此尊严的关系论必然还主张“人的不可冒犯性”。也即任何人,尤其是国家,都不能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不能侵犯每一个人扩展人格、追求生活的自由。

   在西方的语境里,尊严的“不可冒犯性主张”最终发展出立宪主义和有限国家论。[21]立宪主义的精神就在于将国家的公权力牢牢控制在以宪法为顶点的法律秩序之内,并确保国家的有限权力最终为人的自由和权利服务。在中国的文化里,则体现为一种深刻的“民本主义”思想主张。

民本思想最核心的现实意义在于赋予了民对君的正当抵抗权,即人民具有不可被公权力伤害的优先地位,体现出中国人面对公权力之时的“威武不能屈”。孟子最早借独夫讨伐说阐明了这一要义:“齐宣王问曰:汤放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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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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