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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琪 罗牧原:公私划分的理论旅行:中国同性婚姻再思考

更新时间:2016-07-17 16:28:09
作者: 李琪   罗牧原  

   摘要:中国社会渐渐浮出水面的同性恋正统主义将同性恋者对亲密关系的追求带入了一个悖论状态:一方面,非婚性行为是主流价值观所排斥的;另一方面,同性婚姻对中国的同性恋者来说又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本文以对中国同性婚姻的分析为基础批判性地检视公私划分理论。首先引入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强调中国社会中公私边界的伸缩性与相对性,来批判性地分析同性婚姻讨论中关于国家的角色以及对家庭的想象。随后,借鉴巴特勒、涂安娜等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将“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口号中被坐落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置换成更一般意义上的个体,从知识论的角度分析隐藏在普通民众对同性婚姻的态度背后的知识/无知的后果。这是一场公私划分穿梭于不同世界之间的理论旅行:从西方到中国,从特定的(性别化的)权力关系到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在不同的“世界”中理论找到了拥有着不同的“特质”的不同的“自我”,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自我”为我们阅读、使用、修正、发展社会理论打开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同性婚姻;公私划分;理论旅行;差序格局;知识论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试图在对中国同性婚姻的分析的基础上提供关于公私划分(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理论的一些批判性思考。公私划分发源于十六、十七世纪西方政治学与法学的思想与现实,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Horwitz, 1982)。其重要性则不无悖论地体现在其所招来的诸多批评与挑战之中[2],而源自女性主义的批评无疑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面向:女性主义学者或主张策略性地重新定义“公”与“私”,或主张彻底抛弃公私之分,但她/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公私划分与男女两性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这种对应关系背后隐藏着的权力关系与不平等的游戏(如Gavison, 1992; Pope, 1999)。类似地,性少数群体研究中也有学者敏锐地看到公私划分与异性恋/非异性恋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其背后潜伏着的恐同症的幽灵(Chauncey, 1994; Kong, 2012)。中文文献中也不乏对公私划分与男女两性或异性恋/非异性恋之间对应关系的批评与挑战(高景柱,2012;罗牧原,2016;罗牧原、陈婉婷,2016a;王晴锋,2011;魏伟,2012)。然而问题在于,无论是公私划分的形成发展还是它所招来的批判,都扎根于西方的社会历史之中,我们是否可以不加思考地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3]这是笔者试图回应的第一个问题。

   另外,在西方文献中,切入公私划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角度是“个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这句女性主义口号。自1970年代这句口号被提出以来,围绕其意义与内涵展开的争论就一直在持续,贯穿了这几十年来的女性主义的发展。这些争论为我们挑战公共的/私人的、基进的/改良的、大众的/学术的、第二波/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等二分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路(Siegel, 2001)。在对这句口号的不同解读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正是在公私二分法中展开的。例如麦金农(MacKinnon, 1989)认为,“对女人来说,私密性(intimacy)的程度就意味着压迫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才必须打破(explode)那些所谓的“私人的”(private),并必须将个人的看作是政治的”。而在妮可森(Nicholson, 1981)看来,“要解释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处境,我们必须去检视现存的社会组织。正是这些组织使得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变得彼此对立而又相互依存”。这句口号“让我们注意到相互依存的公与私之间的互动,更要求我们去质疑传统的公私二分法”。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然而这里的“个人”却是置身于特定(性别化的)关系场域中的特定位置上的“个人”(被压迫的女性)。这虽然增强了对公私划分批判在道德意义上的合法性,但却也限制了我们寻找联盟力量的可能——这种张力构成了笔者试图回应的第二个问题。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同性婚姻的分析来回应上述两个问题。可以说,同性恋这个看似私人的话题在中国的语境中从来都不是那么私人。中国古代就有着“男宠乱政”的故事(张在舟,2001),而明清时期更是男男性爱风气盛行,甚至出现了同性恋神的信仰(宋怡明,2003);在民国时期,同性恋更是通过与种族的优劣、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未来之间建立起的联系,被坐落在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纵横交织中(Dik琀琀攀爀, 1995; Kang, 2009)。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的调整,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个体化的时代(阎云翔,2012)。1997年对流氓罪的取消被认为是中国对同性恋的去罪化,2001年同性恋又被从精神疾病的名单删除,实现了同性恋的去病理化。而个体化的同性恋身份与同性恋社群在九十年代末也慢慢的在中国社会出现(Rofel, 1999)。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公共话题的同性恋在医学领域、大众传媒、流行文化、平权运动等诸多领域找到了其新的面孔(罗牧原,2013;金晔路,2014;魏伟,2012,2015),而同性婚姻则为我们摊就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最近几年,网上频频爆出男女同性伴侣举行婚礼、拍摄婚纱照的新闻,淘宝网与淡蓝网更是在2015年9月资助了七对同性情侣远赴美国洛杉矶举办同性婚礼。但是在立法层面上,自从2000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李银河研究员首次在小范围内提出应该在新婚姻法中增加同性婚姻(伴侣)的条款的设想以来[4]却始终毫无进展。这看似复杂,甚至有些矛盾的社会现实背后所隐藏的关于公私划分的故事正是本文所试图讲述的。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笔者将展示出在同性恋正统主义的逻辑下中国同性恋人群在亲密关系实践上无所适从、进退维谷的悖论所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试图引入费孝通先生(2007)的“差序格局”概念来强调公与私在中国社会基本结构中的伸缩性与相对性的特点,并且以国家和家庭为中心进一步探讨这种特点在同性恋者个体的亲密关系实践中的表现,以提供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思考公私划分的方式,回应上文提出的关于社会理论中国化的问题。文章的第四部分引入巴特勒关于“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的观点(Butler, 2004, 2009)来强调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相互依赖性,将现存文献中被置于特定(性别化)关系场域的特定位置的个体替换为更一般的个体,并引入其他女性主义知识脉络中的观点为公私划分的反思提供一些知识论层面的思考,以回应前文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文章的第五部分引入玛利亚•鲁格尼斯(Lugones,1987)关于“世界”与“旅行”的构想提出一种有别于萨义德(2009)意义上的理论旅行(travel of theory):在这里,理论不仅可以穿梭于不同的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西方/中国),更可以跨越不同的构想世界(conceived worlds)(同性恋世界/异性恋世界/女性主义视域中性别化的世界/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的世界等)。在不同的“世界”中理论找到了拥有着不同的“特质”(attribute)的不同的“自我”(self),也正是这些不同的“自我”为我们阅读、使用、修正、发展社会理论打开了新的可能。

  

二、同性婚姻的悖论

  

   黄盈盈(2014)对近三十五年中国婚姻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她指出,现有的婚姻研究偏向法律制度设置之下的婚姻想象;偏向一男一女的、法律认可的、白头偕老的、异性恋的婚姻立场;偏向实证主义定量方法。另一方面,张金荣与杨茜(2014)也指出,中国家庭在当下的现代化变革中呈现出了与西方现代家庭相似的状况.他们主张我们在“鼓励个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同时,要兼顾我国家庭组织的社会功能...维护好家庭稳定这一社会安定的基石,有效降低社会转型带来的风险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多种多样的家庭实践,尤其是非异性恋的家庭实践都因为可能为社会治理与社会稳定带来的风险被置于一旁了。我们可以说同性婚姻研究在主流的婚姻家庭研究中还处在很不成熟的状态。另一方面,在性少数研究方面,很多学者都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原生家庭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压迫性(周华山,1997;李银河,1998;Rofel, 1999),而近年来,一些与同性恋者和原生家庭相关的婚姻家庭议题,如出柜(尤其是向父母)、形式婚姻、同妻等问题都备受关注。但对同性恋者自己所组成的同志伴侣与彩虹家庭学界却还鲜有问津。[5]虽然产生了一大批论证同性婚姻在中国社会的可行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局限在法学的研究视角,而不能与更广阔的婚姻家庭研究与同性恋研究进行对话。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试图在保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同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努力为中国的性少数群体接触西方同性恋亚文化提供了便利,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使得他们开始思考这个新的性/别语境中的本土意识与中国性内涵。于是出现了一大批致力于在全球化/本土化与现代/传统的张力之下探讨与西方世界不同的中国同性恋群体的经验与身份的优秀研究(Rofel, 1999; Ho, 2010; Kong, 2011; Wong, 2011; 周华山,1997;魏伟,2012;富晓星,2012;金晔路,2014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作的重点似乎都在于描绘同性恋社群的整体情况,而这种描绘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同性恋这个充满阶级的、年龄的、教育的、城乡的,甚至身体的差异的群体的异质性,而对其中遵循着同性恋正统主义逻辑的这个特殊群体的情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6]。同性恋正统主义是来描述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它不去质疑与挑战而是试图遵循和维护占据统治地位的异性恋正统性的预设与制度,并且承诺一个蕴于家庭领域和消费领域的私人化的、去政治化的同性恋身份(Duggan, 2002)。同性恋正统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内容被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很好的拓展与分析,而这些分析都表明,在这样的同性恋正统主义中被呈现出往往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年轻的、遵循消费主义的、认可主流价值观的同性恋者(Rofel, 1999; Ho,2010;Kong, 2011; 2012; 金晔路,2014)。其实同性恋正统主义所反映出的是同性恋者试图争取平等的公民权的欲望与当前中国同志运动中的同化主义策略(assimilationist strategy)(见Wong, 2004; Kong, 2011),而悖论的是,这种同化策略对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价值观的认可与支持,尤其是通过婚姻建立家庭的欲望,却正是战场所在。进入(异性恋)婚姻不仅仅是一种主流价值观,更是一种基于社会管控需要的强制性义务(金晔路,2014:6),是成为为社会所接受、认可的福柯意义上的“正常人”的重要环节。而同性恋群体对于婚姻与家庭的欲望作为一种同性恋正统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却并不能成为公众接受、法律认可、合理、合法的欲望。自2003年以来李银河先后数次同性婚姻法提案都没有进展,但是每一次都会在学界、媒体、网络、民间组织等社会各界引起大讨论,而同性婚姻、同性伴侣的诸多议题也在这些讨论中慢慢被呈现出来。

无论是在西方社会还是中国,同性恋正统主义的出现都扎根于同性恋群体对同等公民权的渴望。近来,公民权(citizenship)在政治话语、社会运动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日趋上升,对公民权的研究也从一种普遍的、大而化一的范式转向一种强调如阶级、性别、种族、性等不同维度的更为复杂的范式(Lister, 1998; Mann, 1987; On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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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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