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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江东:1948-1949年初斯大林对华政策调整再探讨

更新时间:2016-03-07 10:47:06
作者: 郝江东  

   【内容提要】1948-1949年间,在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以及欧洲冷战加剧的形势下,斯大林开始着手调整对华政策。至1949年2月,通过与中共方面就双方关系中重大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沟通与协调,斯大林基本完成了对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并迈出了同未来中共政权结盟的步伐。1948-1949年初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力涉及的问题包括,斯大林是如何应对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哪些因素对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将利用已经解密的多方档案材料,重新探讨这一阶段斯大林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动力。

   【关键词】斯大林对华政策  中国革命  解密档案

  

   1948-1949年间,在中共革命走向全国胜利以及冷战在欧洲加剧的背景下,斯大林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主要体现在,他开始亲自掌管对华政策处理,并对内战中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日益积极与公开的支持与援助。至1949年2月,通过与中共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一系列试探、沟通与协调,斯大林已不再以国民党政府,而以中国共产党作为苏联处理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由是开启了双方走向实质性结盟的过程。本文要探讨的,是1948-1949年初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力。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斯大林是如何应对中共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的?哪些因素对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方档案的不断解密,以及许多当事人回忆录、传记、年谱的陆续出版,关于1948-1949年间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学术界目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论述。

   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多将此一阶段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调整置于中共“一边倒”背景之下,强调中共领导人在两大阵营已经成型的背景下,为确保未来政权的安全以及继续保持革命性的考虑,主动站到苏联的一边。[①]这些论述的缺陷在于,对来自苏联方面的原因解释较少,尤其未能解释清楚,为何斯大林最终接受甚至积极支持中共“革命到底”,毕竟这必将对战后远东雅尔塔体系造成重大影响,直接威胁到苏联在这一体系下获得的可以得到保证的现实利益。

   研究中苏关系的学者,则注重中共革命胜利对斯大林的影响,强调斯大林对地缘利益的考虑。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开始只是希望控制中共革命进程,而非支持其革命到底。有学者认为,是冷战爆发与中国革命的战略性转折,使苏联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勉强维持雅尔塔框架内的大国合作关系了”。[②]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过于强调斯大林的预先判断,而对推动政策调整背后的原因语焉不详。

   在美苏冷战视角下进行研究的学者,较注重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作用。[③]文安立认为,至1946年,美苏即“已将中国内战同两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利益冲突联系在一起”。祖博夫认为,冷战爆发推动斯大林转向了共产主义,在亚洲即体现为对中国的关注。金东吉认为,苏联在欧洲面临安全危机时,将美国资源及注意力继续捆在中国是最符合自身战略利益的。[④]这些研究没能解释清楚,斯大林是如何权衡与设想中共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好处与威胁的。

   本文认为,在1948-1949年初,斯大林对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实质上是一种不断试探的过程,开始直接掌管对华政策的斯大林,一方面在中国东北地区对中共提供了更为积极的援助,另一方面却对后者“革命到底”的决心保持了谨慎态度。通过双方一系列的试探与沟通,斯大林最终选择了中共作为苏联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开启了同未来中共政权结盟的进程。本文将利用已经解密的多方档案材料,探讨这一阶段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调整过程,考察这一调整背后的动力。

   两大阵营对峙背景下的中共“联合政府”

   1948-1949年之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相继在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完成了同国民党军主力的战略决战,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共的革命迎来了最终胜利的曙光。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已逐渐从“革命到底”转向了筹备建国,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⑤]应当说,也是从这时起,苏联对中共政策的主要方面逐渐从东北地区性的军事、经贸合作转向政治方面,并开始将中共视为未来对华关系的对手来处理双方之间潜在的与现实的政策协调问题。其间,斯大林必须要面对与解决的严峻问题是,中共革命的胜利将对战后远东雅尔塔秩序以及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同时出现的一些情况,令莫斯科喜忧参半。1948年1月23日,一份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对中共的影响。报告指出,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路线”,“为自己的党和人民指明了勇敢和坚决地开展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方向”,首次公开提出了“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实现独立和民主”的目标。报告指出,情报局会议的召开还促使中国国内“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这份报告所描述的中共,显然是一个受到苏联强烈影响,并可能同苏联站到一起的同盟者。

   报告同时也指出,在此形势下,“美帝国主义分子”意识到“一般性的”财政物资援助已不可能挽救国民党政府,因此正准备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⑥]事实上,国民政府此时的确正试图引美国向苏联施压。2月5日,中国外长王世杰召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德林(ФедоренкоН.Т.),指责苏方未充分履行1945年中苏条约的义务,即将道义与物质援助完全给予国民政府。他对苏联媒体经常“系统地以及以最尖锐的形式批评中国的合法政府”,以及同情为“推翻中华民国而奋斗”的被称为“人民解放军”的“非法武装力量”提出抗议。后者则辩称,“苏联坚定不移地彻底地遵守1945年中苏条约内的所有条款”,并指出“不干涉中国内政”条款同样适用于“中国政府同国内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对于苏联媒体的行为,费德林表示这是苏联国内的言论出版自由决定的,并不代表苏联政府的意见。[⑦]显然,这种理由是缺乏说服力的。

   2月7日,王世杰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讲述了同费德林会面的情形,请求美国政府尽快提出军事建议与援华,尤其是“涉及到满洲问题的紧急情况”。[⑧]但此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正摇摆不定,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显示,1947年底美国政府即已意识到,随着形势不断恶化,国民政府“或者垮台,或者降格为一个地方性政权”,“最坏的情况”是“可能会寻求向苏联靠拢”。[⑨]1948年初苏联驻华官员罗申(Рощин Н.В.)的一系列举动,似乎证实了美国人的判断。国民党方面的有关资料说,罗申“再三试探调解共匪问题”,并“在外散布谣言,谓俄国正从中调解国共问题”。[⑩]之后,罗申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大使,蒋介石认为这是苏联“引诱我政府与匪调解,并以排除美国之阴谋,尚未断念,且在积极进行中”。[11]对此,美国政府则认为苏联正“抵消美国在国民党中国影响力”,而“通过将共产党革命由军事领域导入政治领域……降低其现在可能不信任的中共领导层的影响力”。[12]3月初,杜鲁门明确声明反对中共参加政府,紧接着宣布对华援助四亿六千三百万元,其中三亿三千八百万为经济援助,一亿两千五百万元为军事援助。[13]

   3月间,包括孙科、胡适等在内的许多国民党政府官员发表了一系列反苏言论,指责苏联“掠夺满洲”、“援助中共”、“不履行1945年中苏条约,以及关于旅大地区的协定”等等。这些言论被苏联使馆人员视为“在舆论界展开反苏宣传的信号”。对此,苏联外交部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抗议,另一方面在苏联报刊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14]同时,在3月间国共展开的四平之战中,还发生了苏联军机射击国民党空军事件。[15]这些进一步恶化了中苏关系。

   4月2日,已任苏联驻华大使的罗申在发回莫斯科的有关中国形势的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共已在军事上对国民党军造成“沉重打击”,但国民党政府“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正“通过其宣传网,竭力将它对付民主力量的不力和失败归罪于苏联”,“在外交上奉行敌视苏联的政策和直接亲美的方针”。在此情形下,“美帝国主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这封电报的“对驻中华民国大使的政治指示”的附件显示,莫斯科此时已经开始认真思考有关“废除1945年苏中条约、将大连港和旅顺口归还中国”等问题。[16]

   同一天的欧洲,美英法三国发表声明,称在柏林的驻军绝不撤退。柏林危机由是开始加剧。欧洲冷战的加剧,进一步限制了美苏介入中国事务的能力与意愿。防止在远东出现对峙局面,维持远东战后雅尔塔秩序,是此时美苏思考对华政策时的基本立场。对斯大林而言,确保通过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获得的战略利益,则是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考量。5月5日,美国驻苏大使致信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В.М.),声明美国无意入侵苏联,外交政策坚定不变,表示希望两国走入适当与合理的关系。9日,莫洛托夫复信称,与美直接谈判已解决两国间各项问题。10日,莫斯科公布了这些信函。[17]显然,莫斯科公开函件的行为,即有防止美国政策变动之意,可视为美苏间的一次新妥协。

   在此背景下,斯大林于5月10日再次拒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请求。[18]同一天,联共(布)中央在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中强调,苏联驻华使馆的立场应当是“稳重与非常正式”的,对敏感问题作答时要声明苏联政府“依照1945年签署的苏中条约与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对任何“敌视或攻击”苏联的行为要进行“及时反击”,并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引起政府活动家对此类情况的关注,或协同苏联外交部在刊物上发表声明”,对待民主和进步组织的态度应“非常谨慎”。应当说,此时苏联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愈加谨慎,主要原因,一是对中国革命形势以及中共党的性质和力量还要继续观察,二是欧洲冷战形势的加剧极大地牵制了莫斯科决策层关注中国问题的意愿与精力。

   该指示还要求驻华使馆“认真与系统”地研究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和中国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人在华的活动”,尤其是揭露美国帮助蒋介石、并参与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斗争,以及在中国建立“反苏军事基地”并与国民党政府一道“损害苏联在华与在远东地区利益”的事实。这一指示还要求驻华使馆不要“回避”同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大使的交往,但要求同后者保持“官方层面的礼节”,在各个场合声明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19]对于5月19日中共方面以“解放区工人联合会主席刘宁一”的名义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提希望由解放区派工人到苏联企业学习,以及派工会干部赴苏学习工会工作经验的要求。6月17日,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指示予以拒绝,理由是“推迟一些为妥”。[20]

   在中共方面,1947年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与“两大阵营理论”的提出鼓舞了毛泽东。他公开强调:“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国人只是怕苏联也出兵……”[21]在谈到未来中共新政权的问题时,他要求清除“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强调“中间道路是没有的”。[22]他还在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写道:“第三条道路”的观点已不存在,“蒋介石政权将会被消灭”,“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23]但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回应。

1948年3月1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他一改前封电报中关于未来政权形式的设想,提出中共要组建的新政府将是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分子和一些小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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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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