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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江东: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过程中的苏联因素

更新时间:2020-09-20 08:32:06
作者: 郝江东  

   摘    要:

   自1938年下半年,苏联开始改变对中国东北抗战消极冷淡的态度,指示援助东北抗联。此后,苏联远东军加强了与东北抗联的互动。鉴于当时东北抗联的分裂与严峻的斗争形势,为全面了解与掌握这支部队,苏军先后两次召集东北抗联领导人到伯力开会。1942年8月,在苏军主导下,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正式组建,并编入苏联远东军序列。苏联因素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抗联教导旅; 东北抗战; 周保中; 苏联远东军;

  

  

   1938年下半年,东北抗战形势由盛转衰。东北抗日联军与中共中央断绝联系后内争不断、各自为政,在日“满”军的讨伐下日趋消沉。1940年前后,已不足千人的东北抗联各部相继退入苏联,于1942年8月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近郊的野营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编入苏联远东军序列。以教导旅的组建为标志,东北抗战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东北抗联教导旅何以能在苏联野营组建,并以独立旅的形式编入苏军序列?1938年之前,苏军通常会扣留、关押因战事失利越境的东北抗联官兵,甚至赵尚志、戴鸿宾这样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幸免。1940年前后,苏军为何同意抗联越境并予以整编?苏联因素在教导旅组建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学界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总体比较薄弱,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历史尚未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既往研究普遍突出东北抗联一方的主动性,强调抗联对退入苏联、召集两次伯力(即哈巴罗夫斯克)会议以及组建教导旅发挥的关键作用,对苏联因素的影响缺乏足够关注1。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缺乏苏方文献史料,研究者无从深入观察与分析苏联一方的政策与行为;二是受研究视角的限制,研究者通常以中国革命史作为叙事主线,无法呈现东北抗联教导旅独具的国际性,特别是其牵涉的中苏互动。

   通过对俄罗斯解密档案的梳理,笔者认为,苏联因素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38年下半年,苏联基于远东战略的考虑,指示加强与东北抗联的互动。1939年至1941年,苏联远东军通过两度召集东北抗联领导人到伯力开会,全面了解东北抗联并试图予以整编。1942年8月,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正式组建。教导旅虽然保留了中共的组织与领导系统,实际上却受苏军严密控制。根据苏方设想,教导旅的基本任务是巩固苏联远东国防安全,准备将来的苏日战争。教导旅组建后,部队官兵实际上接受苏联远东情报部门的指导,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并以小部队形式潜回中国东北活动。

  

   苏联与中国东北抗日游击运动

  

   20世纪30年代,苏联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确保与日本的和平关系,降低远东方向的战争威胁。这一时期,欧洲局势日趋恶化,极大牵制了斯大林关注远东事务的精力与意愿,其对“两线作战”的隐忧不断增强。因此,莫斯科一再向日本释放友好与合作的信号。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苏联立即表达出承认意向,并提议订立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称一旦日本同意签署条约,苏联必将同伪满政权订立类似性质的条约2。不过,日本对签约问题态度颇为冷淡,认为苏联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在远东地区挑起战争,与苏联订立条约没有现实必要且极有可能刺激英美两国,也不利于日本国内防范共产主义,甚至会激化日本政府内部的路线之争。

   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远东战争危机日益加剧。1936年8月,日本军方明确提出“以对抗苏联远东兵力为目标,尤其要充实驻在满朝的兵力,使其能在开战伊始,立即对苏联远东兵力予以痛击”3。11月,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约定“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置,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置”4。与此同时,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日本驻军开始在苏联边境地带频频制造事端。面对远东地区的紧张形势,并结合当时在欧洲推动构建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始终不见成效的客观局面,斯大林尽管仍未彻底放弃同日本交好或中立日本的愿望,却不得不重新思考与调整在远东的战略布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决定同国民党政府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5。此后,苏联加速援助中国抗战,目的是把日军拖在中国战场,降低其北上进攻苏联的可能。这种援助既体现在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大批物资与武器弹药,派出军事顾问;也体现在加强与中共的联系,向延安派出军事情报组,提供资金与物资,敦促中共对日作战6。同时,斯大林仍为未来处理对日关系保留了空间,即拒绝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任何具有军事性质的协议,或构建针对日本的任何形式的军事同盟。

   这一时期,莫斯科对日军在苏联边境地带的挑衅行为保持克制,对中国东北抗战的态度也很冷淡7。苏军通常会扣押因战事失利退入苏联的东北抗联部队,将高级军官以下的绝大部分官兵移交给新疆国民党地方政府。为绝隐患,莫斯科还一度下令将远东的华人和朝鲜人迁居苏联中亚地区。1937年9月29日,联共(布)中央限令苏联远东边区在一个月内将当地朝鲜人全部迁至中亚8。同年底,内务人民委员部指示远东方面“立即逮捕所有具有奸细嫌疑的中国人,不论他们拥有何种国籍”9。1938年3月,联共(布)中央干脆指示将苏联远东的华人全部迁居中亚地区10,同时要求将所有关押在苏联的中国人,通过外交渠道移交给新疆的国民党地方政府11。

   1938年6月1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远东边区全权代表留希科夫叛逃。这一事件及其引发的远东军事危机,直接推动了苏联对中国东北抗战政策的调整。留希科夫向日军汇报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组织系统与详细部署,交出了注明防御工事的地图和苏军正在使用的无线电代码本等重要情报,使苏联远东情报系统毁于一旦12。7月末,日本与苏联在远东边境地带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天的冲突,史称“张鼓峰事件”。冲突平息后,莫斯科立即清洗远东情报系统并改组远东军事系统,组建苏联远东红旗独立第一、第二集团军,直辖于国防人民委员部。

   1938年12月前后,共产国际干部部先后找到在莫斯科工作的原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林莎(李伍先)、徐杰(陈潭秋)、赵毅敏(赵毅民)等人,详细了解东北党与东北抗联的历史13。在同徐杰谈话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再表示,他们主要希望“搞清楚满洲问题”14。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共产国际干部部还对周保中作了专门调查,确认他积极对日作战、捍卫党的路线,切实执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而且“具备卓越的政治军事素养与丰富的政治军事工作经验”,“在党和游击队中有威信”,是一名“坚定的、有才能的、富有经验的指挥官”15。是年底,苏军代表王新林16即电邀周保中到苏联会谈,提出要东北抗联为苏联做情报工作17。

   综合多方调查结果,1939年4月1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联名签署给远东军事与内务部门的命令,指示援助东北抗日游击运动18。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援助东北抗联并帮助巩固其组织体系,在东北抗联领导人提出请求时,向他们提供“产自国外的或无标识的武器、弹药、粮食与药品,并予以工作领导”;二是审查、甄别越境被捕的东北抗联官兵,从中挑选一批可靠的人员编组小部队,派回中国东北从事情报工作,并向各地游击部队提供援助;三是远东边区政府与边防军应全力协助东北抗联的越境与情报侦察工作。这份命令还要求立即释放以赵尚志、戴鸿宾为首的350名抗联官兵,将他们派回中国东北,这批官兵在1938年越境后即遭苏联边防军扣押。

   这份命令对东北抗联的历史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标志着苏联开始根本调整对中国东北抗战的政策。此前,莫斯科的态度消极,退入苏联的东北抗联官兵一般会遭苏联边防军扣押。该命令却指示苏联远东边区的党、政、军等相关部门全力协助东北抗联越境,并向其提供援助。第二,东北抗联部队的潜在情报功能开始受到重视。苏联此时加强情报工作,主要目的不是准备与日军的大规模战争,而是重建此前遭到重创的情报系统,应对日军情报机构的渗透。第三,命令提出以组建小部队形式从事情报侦察工作的建议,成为东北抗联后期斗争的基本形态,特别是在1942年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后,部队官兵除了在远东野营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就是以小部队形式返回中国东北活动,坚持抗战。

   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后,苏联远东边区相关机构立即采取行动,加强与东北抗联的互动关系。苏军还释放了以赵尚志、戴鸿宾为首的抗联官兵。1939年5月30日,远东红旗独立第二集团军司令科涅夫、军事委员会委员比留科夫、军事情报处处长阿廖申等人接见了即将返回中国东北的赵尚志和戴鸿宾,向他们提出了三项任务:一是整编中国东北战场的各路抗日武装,统一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为此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二是在东北抗联与远东军之间搭建常态化的联络机制,定期向苏军汇报所侦获的日军情报;三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内部整顿,强化对部队官兵的甄别、审查与锄奸工作19。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苏军“以武装直接援助东北抗战”20。赵尚志一行返回中国东北后,一面努力推动东北抗联实现统一,一面积极开展对日情报侦察工作,与苏军建立了密切的情报往来。东北抗联各部经常越境苏联取得武器、弹药和服装,并领受侦察任务,以莫斯科指示中建议的小部队形式侦察日军情报,并“破坏敌人之交通、仓库、军事设施”。这些小部队一般由几个人或十余人组成,接受专业训练,并配备电台和轻型武器。21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5月至9月16日,苏联与日本围绕边界领土问题爆发了“诺门坎冲突”。由此冲突所引发的远东战争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苏军与东北抗联的互动进程,将赵尚志一行派回中国东北,即有在战时加强对日情报工作的现实考虑。

   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苏军与东北抗联的互动并不顺畅。原因有三:第一,内部的不团结削弱了东北抗联的游击作战与情报侦察能力。当时,不仅东北党内不团结,“各军也不统一,甚至军事上也是各据实力,各自为政”5。苏军对赵尚志担任总司令的任命,在东北党内引发严重争议。中共北满省委最初就以未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为由拒不承认这一任命,还指责赵尚志“紊乱了组织系统”22。第二,东北抗联叛变事件日渐增多,大大降低了苏军对这支部队的信任。莫斯科收到的一份情报就显示,日军情报机关正向东北抗联派出大量奸细23。第三,随着战争日益严酷,东北抗联损失惨重,游击战争陷入“完全失败的苦境”24。

  

   两次伯力会议

  

   1939年底到1940年初,苏军召集周保中和赵尚志、冯仲云分别代表吉东、北满到苏联开会,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这是历史上东北抗联领导人第一次集体越境。关于这次会议的缘起,现有研究普遍强调东北抗联一方的主动性。至于其目的,一种观点认为是恢复与中共中央的关系25,还有观点认为是解决赵尚志的问题,即北满党内派别问题26。鉴于会议期间苏军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协助东北抗联联络中共中央,那种认为召开会议是为恢复与中共中央关系的看法并不成立。周、赵、冯三人能越境到苏联开会,本身就离不开苏军的协助。周保中在1943年给苏联代表的信中说,自己曾经三次接到去苏联开会的通知,到苏联后才被告知“由于共产国际的同意,远东红军领导方面将要帮助我们东北游击运动”27。由此,会议更可能是经共产国际指示,由苏军发起并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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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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