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曹卫东:法兰克福学派近况研究

更新时间:2016-01-23 22:53:58
作者: 曹卫东  

   虽然已经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但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当代哲学中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所见到的出版物看来,阿多诺著作的出版和研究颇为兴盛。哈贝马斯似乎已经到了将自身的一些思想进行提炼和拓展的阶段,一些学者对哈贝马斯的研究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法兰克福学派新的一代人物中,霍耐特与福斯特的研究值得我们重视。

  

   一、关于阿多诺

   阿多诺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重中之重。阿多诺著作的出版不断,关于阿多诺的研究著作也很多。2007年,阿多诺的重要著作《否定的辩证法》[1]再版。来自阿多诺基金会的帮助《阿多诺与海茵茨一克劳斯·梅茨格尔通信集(1954 -1967)》也出版了[2]。此外,阿多诺的学生也是阿多诺研究专家的霍尔夫·蒂德曼(Rolf Tiedemann)出版了论文集《真空地带:阿多诺研究》[3]。蒂德曼没有遵循哈贝马斯的语言学转向的风向标,而是沿着批判理论的“最初”道路,追随阿多诺的脚步,并用阿多诺式的直指“真实性”的批判方式,展开了艺术理论研究。其“反思”从批判理论的实践角度出发,立足启蒙辩证法,认为市民社会摧毁了理性潜力,但是如阿多诺、贝克特、本雅明、卡夫卡等,并不是绝对要终结一切,而是仍然具有启蒙意图。在他看来,反思之路是确定的,最终判断却不可下,因为反思是没有终点的。

   后起之秀新作迭出,而经典作家的研究资料也层出不穷。2008年苏卡普出版社出版了《阿多诺选集》中的第7, 12卷。第7卷是通信集,题名为《阿多诺与克拉考尔通信集(1923一1966)》[4],展示了阿多诺与克拉考尔之间在经历、信仰、思想上的多层面的相互影响,是相关研究的必备参考文献。第12卷是讲座稿,题名为《社会理论的哲学要素(1964年)》 [5],主要收集了阿多诺在美国流亡期间所做的社会学、哲学讲座。此外,阿多诺在1960至1961年关于海德格尔的讲稿结集出版,题名为《本体论与辩证法》[6]。其中,阿多诺把海德格尔视为知识分子的反面教材。但他不是站在政治角度公开谴责,而是以启蒙与合理性的辩护者的身份进行多方面的批评研究,试图阐明哲学内容与政治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这些著作的不断出版,阿多诺研究必将更为全面深入。

  

   二、关于哈贝马斯

   现在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他依然在德国哲学界和思想界发挥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也远远超越了德国。

   2007年尼森(Peter Niesen)与赫尔拍特(Benjamin Herborth)的《交往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哈贝马斯与国际政治理论》[7]一书,关注的是哈贝马斯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历史效果。他们认为,国际政治许多领域中都形成了新的协调机制,并极其有利于通过交往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机制的出现,这为哈贝马斯的行为理论和社会理论提供了用武之地。但他们同时也指出,交往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因素最初是如何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的。由此,他们还深入探讨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具有超越性的协调力量才能够进入到论证当中,以及如何才能阻止新的统治形式破坏传统的民主协调形式等问题。当然,在哈贝马斯研究中,也不乏质疑之声。丹尼尔·亨利希(Daniel C. Henrieh)2007年在《哈贝马斯:不用形而上学支撑的哲学家?》[8]一文中指出,哈贝马斯认为自身哲学用不着形而上学提供支持,可是,离开形而上学的支持,他又如何才能理解形而上学,又会采取怎样的策略来抹去自身的形而上学因素呢?作者认为,哈贝马斯的这一策略与其话语伦理学的基本观点是相互矛盾的。

   哈贝马斯2008年在《一种我们缺少的意识:与哈贝马斯讨论》[9]一书中,有两篇文章,这敞开了哈贝马斯研究的新维度。这本文集聚焦于宗教问题。早在2004年,哈贝马斯与教皇本笃16世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分别代表世俗学界和神圣学界,面对面地就“启蒙和宗教”对话交锋,引起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后来,延续这个对话,哈贝马斯不断撰文回应,这就是本书中的两篇文章:《一种我们缺少的意识:论信仰、知识与现代理性的悲观主义》、《一种答复》。哈贝马斯强调达成现代理性的自我理解,必须要对宗教意识做出澄清。不管怎么样,随着世俗与宗教冲突的日益严峻,宗教问题越来越进入前台,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在新的历史时期关注的重点之一。

   2009年6月18日,“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迎来了他的八十岁生日,当天的《南德意志报》发表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贺文《坚定不移的激情:为什么说哈贝马斯的声誉和影响是名至实归的》,高度赞誉哈贝马斯的个人修养与学术成就[10]。最值得学界关注的重要著作,还是哈贝马斯自己编纂整理由苏卡普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哈贝马斯哲学文集》[11]。概括来看,文集第1卷《社会学的语言论基础》(Sprachtheoretische Gruudleguug der Soziologie)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导论;第2卷《合理性理论与语言学理论》(Rationalit?ts und Sprachtheoretische)以交往理性为核心,是交往行为理论在理论层面的展开;第3卷《话语伦理学》(Diskursethik)以话语伦理为核心,是交往行为理论进入实践层面的阐发。第4卷《政治理论》(Politische Theorie)和第5卷《理性批判》(Kritik der Veruuuft)则是交往行为理论在政治学层面与哲学层面的思想回应和具体应用。这套五卷本的《哲学文集》是对其哲学思想的重新整合,充分展示其思想逐步打开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把握哈贝马斯思想体系的哲学视角,同时也弥补了哈贝马斯多年来未能就自己最为关心的哲学问题撰写专著的遗憾。

   《哲学文集》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值得我们重视。一个是哈贝马斯特别重视交往行为理论的“早期形态”。文集第1卷开篇即收录了“高斯讲演录”[12],在此,哈贝马斯将经典的社会建构理论转换为以语用学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理论,即用日常语言交往实践来保证“内在的真理有效性”,代替以往用以建构社会关系的“先验意识”;用实施言语行为的主体来代替先验的主体。这是哈贝马斯转换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的一次尝试,标志着哈贝马斯完成了对交往行为理论的理论奠基。另一个则是哈贝马斯对后世俗社会与宗教问题的关注《哲学文集》第4, 5两卷中有三个主题与宗教相关:“民族,文化与宗教”,“宗教的挑战”和“宗教的对话”。[13]事实上,进入新世纪,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之后,哈贝马斯更加鲜明而频繁地论及“后世俗社会”(posts?kularen Gesellschaften)中宗教信仰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作用。哈贝马斯意图用“后世俗社会”这个概念把握当代西方社会的双重特点:在世俗化持续进行的同时,是宗教团体和宗教力量的继续存在、甚至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还有进一步扩大规范和影响的趋势。哈贝马斯指出,随着全球文化多元化,当代社会进入了“后世俗社会”,为了实现合作共赢,迫切需要在“信仰”与“知识”之间开展“对话”。后世俗社会中的宗教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已经在后世俗社会、宗教问题研究方面得到很多学者包括德国学者的重视。

   2009年《德国哲学杂志》的两组专题文章便展现了人们重视与反思后世俗社会中的宗教问题的新趋势。一个专题是“信仰与知识”[14},是学者们面对神学对哲学的挑战,从信仰与知识的角度反思哲学、反思宗教。哲学家们已经把“宗教”作为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知识”战胜“信仰”正是现代哲学的开端,但是面对后世俗社会的现状,哲学再度反思“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另一个专题以查尔斯·泰勒的著作《一个世俗时代》[l5]为讨论对象。该书采用经验主义的方法,从“选择性”和“多元化”视角梳理了天主教神学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现代社会的宗教处境问题提出思考。专题中的三篇评论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泰勒的思想提出批判。汉斯·约阿斯(Hans Joas)的泄俗的选择:世俗化的高涨及其后果》批评泰勒过于强调中世纪的基督教,而不是从整个文明进程来理解现代性;同时在武断的历史观下,过高评价了他所谓“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形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弗里斯(Hent de Vries)的《世俗性的深层维度》则批评泰勒的经验主义路径和全球化宗教进程构想之间的脱节矛盾之处,所以他既不算是历史的或经验的,也不能算是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霍斯勒(Vittorio Hosle)的《无神论的形而上学史》指出,泰勒著作的缺点在于将襄读宗教与笃信宗教一分为二,没有正确衡量无神论的思想影响,还有强调了天主教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新教神学传统等。[16]泰勒所提出的宗教的当代处境问题,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神学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哲学问题。总之,关于宗教与后世俗社会的思考在今天显得格外迫切,人们开始重新挖掘和审视“宗教资源”,正如哈贝马斯的兴趣转向,这也将成为德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三、关于霍耐特和福斯特

   霍耐特(Axel Honneth)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领袖人物,已成为哲学界的翘楚人物。他2007年在《理性的病理学:批判理论的历史和现状》[17]一书中,通过深入探讨批判理论的不同命题在当下语境下所具有的有效性和现实性,为自己继承和发扬批判理论寻找切入点和着力点。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虽然观点各异,但在一个问题上却达成了一致,那就是:他们都从当今社会中看到了理性的社会病理。由此,霍耐特探讨了在当前语境下对批判理论加以转化的可能性问题。霍耐特此举的目的,在于拯救和捍卫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一性,为此,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批判模式:“发现”与“解释”。前者也叫“建构”,出发点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程序,在现实或虚构层面上的贯彻这一程序,理应会产生一种得到证明的规范,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一个代表;后者则为“重构”,只是一些批判形式,衡量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只有在自身当中才能散布开来,这当然就是霍耐特所理解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要义。

   有人说,法兰克福学派已经进入第四代,其代表人物就是德国哲学界的新秀福斯特(Rainer Forst)[18]。不管此说是否成立,福斯特在德国哲学界的影响随着其著作的连续推出而与日俱增。他的研究重点是政治理论和实践哲学。他在2007年出版的新作《论证的权力——构成主义正义论的要素》[19]中,从道德哲学角度用一种规范的基本命题,论证了一种高度复杂的政治正义论和社会正义论,涉及正义的自主结构的主要因素,其中最根本的是个体的或道德的论证权力。福斯特首先根据自由、民主、宽容等基本概念,分析了政治正义论和社会正义论的核心组成部分,然后再尝试把这些不同部分组合到一起。这些基本概念构成了批判的政治正义论的核心,其焦点是有关论证力量的追问。值得指出的是,福斯特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从跨民族、跨文化的角度阐述了批判的政治正义论的重要意义。

霍耐特等人的工作,不仅扩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影响,而且开拓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霍耐特继2007年出版《理性的病理学:批判理论的历史和现状》[20]之后,在2008年出版《个人到个人:论个人关系的道德性》[21]。著作指出,即使对于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也像对陌生人那样,有着道德期待。在爱情、友谊以及家庭关系中,道德准则似乎可以看做是一种与他人的关系。那么,例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出于爱情或者出于义务的个人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6573.html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11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