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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及其思想史效应:100年后的重访

更新时间:2019-09-05 06:55:45
作者: 张亮  

   内容提要:晚年卢卡奇在内在思想动力的作用下选择“淡忘”自己的早期,而这是一个绝对不应当忽视的思想发展阶段。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包含三个阶段:1900年至1911年的文学批评阶段,1912年至1916年的哲学反思阶段,1916年至1918年的伦理反思阶段。早期卢卡奇各个阶段的思想与著作都有独特的价值,它们超越卢卡奇本人的主观意图,发挥了客观的多重思想史效应,如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促进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早期发展、为卢卡奇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思想发展提供学术新方向、支撑戈德曼文学社会学的形成等等。

   关 键 词:卢卡奇  《心灵与形式》  《小说理论》  《历史与阶级意识》  法兰克福学派  戈德曼

  

   100年前的1918年5月,卢卡奇向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提出教授资格申请。在等候结果的过程中,卢卡奇意外离开了海德堡返回故乡匈牙利布达佩斯,此后再也没有回来。1918年10月底,匈牙利爆发革命;11月下旬,匈牙利共产党成立;12月初,在朋友们震惊的目光中,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几天后,海德堡大学拒绝了他的教授资格申请。就这样,在短短半年间,“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哲学家卢卡奇退隐了,“救世主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诞生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卢卡奇很快就创作出《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经典巨著,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不仅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传播产生重大影响。这无疑是卢卡奇思想发展历程中最辉煌的一个篇章,犹如升到天顶的太阳,使其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发展历程无不沐浴在它的光辉中。100年后的今天,《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光芒已不像过去那么耀眼,这使得我们不仅可以更加清晰地观看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与走向,而且能够对其丰富的思想史效应进行更细致的盘点。①

  

   一、被卢卡奇“淡忘”的早期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卢卡奇跻身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西方思想家之列,卢卡奇研究由此发端。为了探寻卢卡奇思想特别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秘密,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卢卡奇思想的早期。1962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吕西安·戈德曼(1913-1970)为卢卡奇《小说理论》的法译本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论卢卡奇的早期著作》[1]。该文表明:第一,当时的戈德曼对卢卡奇早期文献了解有限,主要是《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这两部公开出版的著作;第二,基于对康德以降德语哲学的专业认知和深刻理解,戈德曼对《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进行了规范的思想史解读,证明它们是当时德语思想发展的自然产物;因此,第三,戈德曼确信,卢卡奇早期著作蕴含丰富,具有多种思想史效应,《历史与阶级意识》只是其中的一种。同年,匈牙利裔美国学者维克多·齐塔的博士学位论文《卢卡奇马克思主义观和共产主义活动的起源与本质》获得通过,2年后以《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辩证法与革命》之名出版。该书用2个部分近100页的篇幅对《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进行了洋洋洒洒的解读评论[2]。尽管齐塔掌握了更加丰富的匈牙利文文献,且标榜曾是卢卡奇的学生、听过卢卡奇关于辩证法的课程,但遗憾的是,他对卢卡奇早期的理解并不成功:在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上,机械地把《历史与阶级意识》设定为卢卡奇早期发展的唯一目标和终点;在政治上迎合了当时的“冷战”氛围,集中火力攻击卢卡奇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和意识形态。齐塔的这本书引发了激烈争论,反过来也促进了人们对卢卡奇早期思想的研究热情。

   不过,令研究者略感奇怪的是,卢卡奇根本不在意甚至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淡忘”了自己的早期。46年后的1962年,他方才同意再版《小说理论》,但加了一个新版序言,要求读者批判地对待该书:“如果现在有人读《小说理论》,是为了更熟悉地把握20、30年代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前史,那么,用这种批判的方式阅读它,将能够获益匪浅。但如果想以它为向导来读此书,结果就只能导致更大的方向性错误。”[3]XV至于《心灵与形式》,直到60年后的1971年才得以再版。此时卢卡奇已经病入膏肓,连批判性的新版序言都无法完成了。1970年,卢卡奇把自己部分早期手稿转交晚年的学生们保存整理,此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卢卡奇的早期比过去他们了解的更丰富多彩!1971年上半年,卢卡奇起草了一份《经历过的思想(自传提纲)》,并据此做了持续3个月的录音访谈。这成为人们后来完整了解卢卡奇早期的思想“地图”。随着《海德堡艺术哲学(1912-1914)》(1974年)和《海德堡美学(1916-1918)》(1975年)的整理编辑出版,一个相对完整的早期卢卡奇才最终呈现在人们眼前。相对完整的卢卡奇早期思想为什么直到卢卡奇逝世前后才为人所知?说到底,是因为它被卢卡奇自己“淡忘”了。“海德堡手稿”的重见天日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根据“海德堡手稿”整理者乔治·马尔库什的说明,我们知道手稿有五个来源:第一部分是卢卡奇1919年委托当时的革命同事阿诺德·豪泽尔保管的,旅居伦敦的豪泽尔60年代就把这部分手稿寄还,但卢卡奇并没有认真看过这些手稿;第二部分是卢卡奇自己保存的,但保存得相当随意,有些直到卢卡奇去世后才被翻找出来;第三部分是在卢卡奇已经去世的妻子的文件中发现的,卢卡奇显然不知道这些手稿的存在,或者忘记了它们的存在;第四部分是1919年卢卡奇委托艺术史家查尔斯·托尔奈保管的;第五部分是卢卡奇1918年离开海德堡前托管在一家银行里的,这两个部分都是卢卡奇逝世后通过征集获得,卢卡奇显然也忘记了它们的存在[4]。

   卢卡奇为什么会“淡忘”自己的早期?

   首先,卢卡奇早期始终为内在的思想张力或危机所困扰、驱动,它的断裂式结束让卢卡奇获得了巨大的思想解脱。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世界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部分知识分子陷入深刻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由于家庭生活(与母亲的紧张关系)、精神生活(恋人伊尔玛·塞德勒和最好的朋友波佩尔·列奥的死亡)等原因,卢卡奇对这种危机更敏感,对危机的抗争因而更具悲剧性。就此而言,“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不断为达到准确地从概念上诊断这些矛盾、这种‘危机’而奋斗的阶段,而且还是通过理论方式为发现摆脱矛盾和危机的方式,或至少发现适合于对付哲学矛盾和危机的恰当的人类行为准则而奋斗的过程”[5]。无论在外人看来,卢卡奇以转向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早期是多么突然、多么难以理解,但对其本人来说,这种断裂式的结束真实地、内在地发生了,并彻底解决了长期煎熬他的思想危机。在此过程中,他获得的思想解脱以及由此而来的快感都是真实的。既然如此,卢卡奇自然不会太多在意、回顾自己的早期。

   其次,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不断遭遇政治挫折,但始终不改其志,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坚持、发展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贯穿其后53年思想历程的绝对主题。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卢卡奇分别因为《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勃鲁姆提纲”(1928年)、《文学和民主》(1947年)、匈牙利事件(1956年)遭遇四次大的政治挫折。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卢卡奇每一次都可以像其他人一样选择远离、放弃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然而,我们看到,哪怕被当作政治异端打入另册,被迫进行屈辱、违心的自我批判,卢卡奇都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坚持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拒绝流亡西方,坚持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努力用极为丰硕的成果来证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至死方休。《社会存在本体论》是卢卡奇最后的创作计划。1968年,当两大卷初稿完成后,他意识到并没有说清楚自己想说的东西,于是动手创作新的、篇幅较小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直至逝世前才完成。“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既然卢卡奇后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志业,那么,他“淡忘”、忽略自己的早期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总体上是在新康德主义的范畴内进行的,而新康德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后就被新的哲学主流排挤到边缘。新康德主义是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德语学院哲学的主流。1909年以后,卢卡奇多次短暂访问德国,在柏林选修过西美尔和狄尔泰的课程,受到重要的思想影响。1912年以后,他长期居留海德堡,成为马克斯·韦伯圈子里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当时德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西美尔、狄尔泰、韦伯分别因生命哲学、精神哲学、社会学而闻名,但在哲学上都从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康德主义。不仅如此,卢卡奇与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海德堡学派)交往甚密,其早期职业理想就是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获得教职。也就是说,卢卡奇是在新康德主义这个德语学院哲学主流中实现其早期思想发展演化的,他1916年完成的《小说理论》也因此被同时代人认定是新康德主义之“精神科学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物”[3]XV。不过,进入20年代以后,两大新的哲学主流从新康德主义的机体中破茧而出,一个是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相伴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相联系的存在哲学。它们的迅猛发展,很快就将新康德主义排挤到边缘。在1955年的《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对包括西美尔、狄尔泰、韦伯在内的新康德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6],虽然有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但其对新康德主义评价变得很低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卢卡奇通过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间接表明了对自己早期的理论态度。既然如此,卢卡奇自然不会“执念”于自己的早期。

  

   二、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当被卢卡奇“淡忘”的早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研究者们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绝对不应当被忽视的思想发展阶段:这不仅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的诞生地和秘密所在,也是当时德语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板块,缺少了它,那段思想史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窟窿。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者们借助卢卡奇的口述自传材料,深入分析了卢卡奇的早期文献,在总体上搞清楚了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的脉络与过程:1900年至1911年是早年卢卡奇的文学批评阶段,他通过文学批评走进德语思想圈,指认自己的心灵危机表征了现代性的文化危机,进而把形式(艺术)作为生活的目标和解决文化危机的绝对律令;1912年至1916年是早期卢卡奇的哲学反思阶段,他深入思考现代性条件下生活何以可能、文化何以可能的问题,以新康德主义的方式建构了一种形式(文学)类型学,同时,为了阐明先验的形式和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他转向历史哲学,把总体性的丧失确立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据;1916年至1918年是早期卢卡奇的伦理反思阶段,由于在新康德主义美学体系中引入历史性维度,他最终意识到,只有行动的主体听从先验的第二伦理的召唤完成伦理选择后,形式(艺术)对现实世界的全面否定才会实现。也就是说,经过复杂思辨的学院哲学推理,早期卢卡奇最终得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只要现实的个人行动起来,拯救现代性危机的乌托邦就能够实现。

   (一)1900年至1911年的文学批评阶段

卢卡奇出生于奥匈帝国双元首都之一、中欧名城布达佩斯的一个大银行家家庭。少年时代的卢卡奇聪明且具有叛逆精神,这种叛逆精神最初表现为对母亲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教养体制的自发反抗。1900年前后,他偶然阅读了匈牙利社会批评家马克斯·诺尔道(1849-1923)的名著《退化》(1892),意识到真正出问题的其实是退化的社会和退化的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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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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