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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卫东:狡猾的刺猬——施密特解读笔记之一

更新时间:2010-03-11 19:36:53
作者: 曹卫东  

  

  中国人,尤其是读了点书的中国人,一旦到了德国,有个习惯,都愿到边境小城特里尔去一趟,瞻仰一下一度改变中国人命运的马克思的故居。我们也未能免俗,经过简单准备,便踏上了开往特里尔的火车。火车沿着蜿蜒曲折的摩泽河(Mosel),穿山越岭。一路上,朋友们沉浸在对目的地的想象之中,欢声笑语;而摩泽河水却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一个甚至连城也称不上的地方,这就是绍尔兰地区的边陲小镇普勒滕贝格(Plettenberg)。在德国,这是一个极其平常而又极其平静的小镇,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一个特殊人物改变了小镇的命运,使它渐渐为世人瞩目,这个人物就是祖上曾经饱饮过摩泽河水的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在汉语学界,无论是作为政治哲学家,还是作为法理学家,或是作为一桩历史公案的主人公,卡尔?施密特都是一个颇为陌生的名字,翻译和介绍寥寥无几,研究则还根本谈不上,尽管他在德国早就被哈贝马斯称为"20世纪最聪明,也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因此,"施密特是谁?",对于我们,看来还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得从1888年说起了。这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头,一年里面走马灯般地换了三个皇帝(威廉一世,威廉三世,威廉二世),故此史称"皇帝年"。统一后不久的德国,其社会动荡之剧烈,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动荡的岁月里,施密特来到了人世间。

  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父亲约翰?施密特(Johann Schmitt)是当地教会的一名司库,母亲路易丝?施密特(Louise Schmitt)是一个地道的家庭主妇,除了生活殷实,家庭和睦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一家的宗教信仰--天主教(Katholismus)。因为从1871年德国初步统一开始,铁血宰相俾斯麦就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矛头直接针对德国西部的天主教会,试图把天主教会要求同国家保持独立的运动彻底遏止下去;再说,施密特出生的普勒滕贝格也是一个以新教为主的教区。国家的宗教政策以及当地的宗教氛围,在施密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漂流在外的人"(Diaspora),甚至属于"另类",生命中充满了"陌生感"。

  "另类的信念"和"陌生的感觉"塑造了施密特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是顽强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us),对周围的生活世界和现实的政治格局充满了好奇,对各种各样的制度(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宗教的)则充满了敬畏。制度主义后来渐渐演变成为施密特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构成了施密特性格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又展示出浓烈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us),在追求文学灵性和艺术天性的同时,总是不由自主地试图用审美主义来解释现实和改变政治,用审美来取代哲学。众所周知,表现主义作为一种人文思潮,是德国所特有的,其唯美主义的内在逻辑,注定它在面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治风潮的时候,要整体走向"妥协"和"投降"。施密特对表现主义十分迷恋,紧追不舍。他与表现主义代表人物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等人过从甚密,这或许可以说是他顽固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注脚。

  1907年,施密特在故乡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被柏林大学法学系录取。从边关小镇被"抛到"帝国的中心都市,在施密特的一生中,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尽管柏林最初给施密特的都是一些负面印象,比如:政治上带有保守特征的"威廉主义"(Wilhelmismus),生活中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Egoismus),以及思想里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tecinischer Optimismus)等。大体以1914年为界,之前的柏林,对于施密特来说,"笼罩在欺骗的光环之中,是一片空虚的表象";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施密特逐渐开始认识到,柏林作为政治中心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实际价值,因而他开始觉得可以"把柏林当作政治手段,来达致实现自我和捍卫自我的目的"。作为"手段"的柏林,在成就施密特的同时,也把他的生命推到了悲剧的边缘;而作为"目的"的柏林,则始终让施密特魂系梦绕,但却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一方面是面对时代的"陌生感",另一方面又是超脱现实的"优越感",这就是整个德国保守主义思潮所具有的悖论特征,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称之为"无根"的保守主义,并认为这是一种"自由而漂浮的智慧"。其实,"无根"不仅仅是施密特个人的感受,更是当时处于现代转型过程之中德国现实状况的真实写照,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学说在德国大有市场。要想克服这种"无根"的处境,就必须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批判。施密特把矛头选准了国家,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社会化"不但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削弱,而且也表明历史开始走向歧途。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他强调国家的优先性。由此,他不但继承了德国古典法哲学的国家主义传统(以黑格尔为代表),而且还在其"政治"概念下,把国家主义,独裁统治以及权威领袖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以此来展现他对现代性的理解路径和批判逻辑。

  在存在与表象的夹缝当中,在国家与社会的分裂当中,在有实际目的的法律训练与纯属个人兴趣的美学熏陶之间,在中心城市柏林与边缘城市慕尼黑之间,在新康德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之间,以及在新教伦理与天主教义之间,凡此种种,施密特都试图找到一条调和的途径,在拯救自己的同时,也为德国的现代化开出一剂良方,以便使德国能够沿着一条"特殊的道路"(Sonderweg)前进。正是在这种动机的强烈驱使下,施密特顶住了经济上的重负和心理上的压力,从柏林游学到慕尼黑,再到斯特拉斯堡,几经辗转,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于1910年和1916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以及教授资格,论文分别题为《论罪责与罪责的种类》(Ueber Schuld und Schuldarten)和《国家的价值与个体的意义》(Der Wert des Staates und die Bedeutung des Einzelnen)。

  《国家的价值与个体的意义》和另一本文学著作《论多伊布勒的〈北极光〉》(Theodor Daeublers〈Nordlicht〉),是施密特学习阶段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他早期的法学思想和美学概念,也构成了施密特整个思想的起点。尽管两部著作的主题,方法,领域以及具体目标有所不同,但基调还是一致的:比如虽然与时代格格不入,却又关注现实;尽管批判个体主义,但又坚决捍卫个体;批判自由主义,但并不排除捍卫法律和民主;反复清算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后果,但决不否定其成果等。对此,有学者曾经作过如下概括:"施密特后来所探讨的一切内容,比如独裁(专制),自由主义批判,敌友关系以及政治神学等等,都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基础之上,即他在时代中的苦闷,以及为了用法律手段克服这种苦闷而付出的巨大努力。施密特思想的基础说到底就是一种人类学"。

  在《国家的价值与个体的意义》中,施密特考察的重点是国家与法律的关系,亦即他对现代法治国家的理解。所谓国家与法律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说穿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究竟权大还是法大。对这个问题,施密特的答案丝毫也不含糊,曰:法大。他强调指出,专制国家虽然要不得,但法律在国家中必须具有一定的专制性,也就是说,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和优先性,以确保其有效性:"一反权力理论,法律只能从最高权力出发这条原理现在颠倒了过来,这就意味着所谓最高权力,只能是法律所给出的东西。法律并不寓于国家之内,相反,国家在于法律之中。所谓法律的优先性也就在于此"。但在坚持法律优先性的同时,施密特也强调,离开了强大的国家,再好的法律也没有意义,法律的优先性更是无从谈起;因为国家是一种法律结构,其使命和意义便在于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因此,在法哲学层面上,法律的优先性概念与强大的国家概念之间,并不象自由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一对水火不容的矛盾关系,相反,它们之间不但能够包容,而且必须包容;换言之,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必须是法治国家,反过来,一切法治国家也都必须从整体上保持政治上的强势。

  《论〈北极光〉》是施密特与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多伊布勒之间亲和力的结晶。作为作家,多伊布勒在德语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其踪迹,但却被施密特称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德国诗人"。原因在于,施密特从多伊布勒身上找到了两样有用的东西,一是神话概念,施密特用他来讽喻现实,表达自己在大都市中的陌生感,在新教环境中的陌生感,以及在后启蒙时代的陌生感;二是语言,在施密特看来,"有了多伊布勒,德语才成为一种十分奇妙的表达工具"。通过多伊布勒的语言,施密特则发现了精神的拯救力量:"万物终结之处,正是精神和认识的发祥之地"。多伊布勒所描写的北极光是施密特一生都在努力把捉的一个意象。在北极光的指引下,施密特不但进入了表现主义的意境天地和精神氛围,也进入了自己思想的新境界。

  1919年,是施密特人生的一个新起点。这一年,他被聘为慕尼黑商业专科学校的专职讲师,这是他在学院内获得的第一个正式的位置,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终于成为了一名"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从此,他的"游学"和"打工"阶段正式结束,学术生涯正式拉开序幕。同样也是在这一年,他发表了代表作《政治浪漫派》(Politische  Romantik),为他的学术生涯的起点点缀上了耀眼的光环。这部著作和他同期内发表的另外两部著作《论独裁(专制)》(Diktatur)以及《当代议会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s Lage des heutigen parlamentarismus)构成了其早期的政治哲学三部曲,共同坚实地奠定了他在学术思想上高屋建瓴的地位,也为他赢来了政治上的声誉和影响力。

  浪漫派是德国的一股保守主义文化潮流,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影响甚大,几乎遍及所有人文领域,社会领域以及政治领域。施密特从政治的角度对浪漫派的清算和批判,矛头所针对的实际上是当时整个德国所弥漫的资产阶级文化习性和哲学思想,即现代性的主体主义,包括自由主义乐观的进步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十九世纪,贵族浪漫派与其说是浪漫的政治派,不如说是政治的浪漫派。象阿尔尼姆(Arnim)和艾兴道夫(Eichendorff)这样的贵族根本无法和史莱格尔(Schlegel)以及米勒(Mueller)这样的资产阶级作家相提并论,后者更能代表政治浪漫派"。在《政治浪漫派》中,施密特抓住资产阶级哲学的"主体主义","确定性"以及"反动性"等概念不放,对德国浪漫派竭尽批判之能事,其目的与其说是要把浪漫派从政治领域中驱逐出去,不如说是想向政治领域灌输一种崭新的浪漫主义精神,让"政治审美化"或"审美政治化"(哈贝马斯将之概括为"政治表现主义")。阅读施密特的这部著作,总是让人想起最后一个文学浪漫骑士黑塞,他们都反对在情感和个我的天地里逃窜,主张用智慧去扣响历史的洪钟,用生命去触及现实的临界点。

  《论独裁(专制)》发表于1921年,此时,施密特已经辗转到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任教授。如果说,先前的施密特主要是从文化批判角度,对现实政治和思想进行思考,那么,从《论独裁(专制)》开始,他的重心则转到了思想史和法理学上,目的是想从思想史批判的角度,对政治概念以及现实政治体制,法律框架等进行形而上学的建构,矛头直接所指就是以凯尔森为代表的法律实证论。这本书值得注意的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政治自主化和专制化问题。施密特认为,相对于人类其他实存领域(比如认识领域,审美领域,伦理领域,信仰领域等),"政治"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具有自己的认识规律和运行制度,政治行为的重要范畴,包括大众的"同质性"(Homogenitaet)以及"抉择"(Dezision)等,由此生发出了他的决定论的法理学。其次是独裁(专政)概念。施密特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独裁(专政)体制,独裁(专政)人物以及论述独裁(专政)的思想家进行系统的梳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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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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