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马双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如何出台的?

更新时间:2015-12-28 16:21:33
作者: 马双有  

   1956年2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利用个人崇拜独断专行滥杀无辜的罪行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如一枚重磅炸弹炸得人们目瞪口呆,在国际政坛掀起一阵阵轩然大波,从而使国际共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那么,这个报告是如何出台的?既然是“秘密报告”,为何弄得全世界人人皆知,沸沸扬扬?现在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个报告?有人据此称赫鲁晓夫是“叛徒”、“砍旗”,罪恶昭彰,究竟有无道理?

   要说清这些问题,就要先从斯大林的去世谈起。

   1953年3月5日,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斯大林去世了,他的后继者便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3月6日,马林科夫被指定为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3月14日,赫鲁晓夫接过了马林科夫还没有坐热的党的第一书记的交椅(一说是9月3日赫接替了马),并于3月21日正式公开宣布了这一人事变动;6月26日,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被逮捕,随即被处决……。

   这一连串令人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中,尤以贝利亚被捕和遭处决的事件最令人震撼。贝利亚在领导苏联秘密警察部门(内务部)几十年间,践踏党纪国法,凭空罗织罪名,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多少忠诚无辜的干部群众死在他的屠刀下。苏联人民在庆幸恶魔伏法之时,都在深沉思索。尤其是直接决策除掉贝利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翻看贝利亚制造的冤案时,触目惊心的材料常使他陷入痛苦的思索——贝利亚作恶多端,为什么在斯大林手上能步步高升?贝利亚制造了这么多冤案,斯大林难道一点都不知道?那些普通干部群众的冤案,斯大林可能不知道,而那些高级干部的冤案,没有斯大林的批准,贝利亚敢下手吗?为什么在斯大林领导时期,那些无数被逮捕的人通过审查,竟没有一个人被宣告无罪?为什么那些被监禁的无数的犯人竟没有一个人被释放出狱?明明是人为制造的无数的冤案,为何没有一件能平反昭雪……

   一桩桩冤案淋漓的鲜血让赫鲁晓夫坐卧不宁。为了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是清理贝利亚案件的需要,赫鲁晓夫认为,“有必要将幕布进一步揭开一点,看一看究竟逮捕了多少人,他们在审讯中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而当初又是凭什么证据把他们逮捕和处决的?”

   于是,他在1954年的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要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重大案件进行调查,以便彻底查清贝利亚的问题,对当事人也有一个明白的交代。

   但是,对于赫鲁晓夫的提议,中央主席团中有人表示反对,有人表现得缺乏热情。他们认为,党和国家还有许多比这更重要的工作亟待去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到历史问题上是浪费时间,有害而无益。

   赫鲁晓夫极力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苏共正准备召开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新的党的领导集体有必要证明自己是能够承担党和国家的全部责任的,这就需要确切地知道斯大林领导时期发生过什么事情,斯大林是出于什么动机来对各种问题做出决定的,特别是关于所有逮捕人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以应对各种人们的质疑。他明确地说:“我们不但要对斯大林在世时发生的事情负责,还要对他的政策所造成的各种问题负责,这些问题在斯大林死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

   由于赫鲁晓夫的力争,中央主席团会议最终决定,成立一个由波斯别洛夫主持的委员会来调查斯大林时代的有关问题。该委员会调查了收藏在内务部的档案资料和文件,很快发现了过去一段长时间里,存在着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制造冤假错案、导致许多人无辜死亡的事实。这些事实有些是赫鲁晓夫早已有所耳闻的,有些则是他一无所知的。

   委员会把调查报告送到赫鲁晓夫面前时,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份苏共1934年召开的十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的命运表——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共选出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83名被逮捕枪毙,占总数的59.7%;其中有49名中央委员被处决,占中央委员(71)的69%。

   赫鲁晓夫清晰地知道,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当对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党的监察委员采取驱逐出党这种极端措施的时候,必须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全会还应当召集所有中央候补委员及监察委员出席。”还规定:“只有这种党的负责干部全体会议的人员当中的三分之二认为必要的时候,才能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驱逐出党。”而实际上,斯大林未经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就将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统统枪毙了!

   赫鲁晓夫又翻开第二份材料,上面写道,参加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1966名,其中因反革命罪而被逮捕和枪杀的达1108名,占代表总数的56%。

   他继续往下翻,一个个蒙冤而死者的鲜血在他面前迸溅,撞击着他的良心。十四大选出的6名政治局委员被枪决。军队中蒙冤而死者尤其令人痛心:5个元帅有3名被枪决,4名一级指挥员有3人被枪决,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全部被枪毙,67名军团长有60人被枪决,几乎全部的师长、旅长约35000名优秀指挥官被枪毙或者送劳改。“列宁格勒反党集团案”、“医生谋杀案”又使劫后余生的一大批干部群众受尽迫害。有人说,斯大林可以因为某人走错一步路、一个动作或一个眼神不对而断送性命。当时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早上上班晚上能平安回来。

   调查委员会提供的材料表明,被迫害人的所谓罪行材料,几乎全部是捏造出来的!

   最典型的冤案是艾赫的冤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艾赫是190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1938年4月,他被诬参加反革命组织,在苏联总检察长未予承认的情况下被捕。1939年10月1日,他递交给斯大林一份申诉书,否认了对自己的一切指控,要求对案件进行重新调查。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10月27日,艾赫又向斯大林递交了第二份浸透着血泪的申诉书:

   “……10月25日,我被通知说,案件的审理业已结束,还让我看了审判书,我无法接受。如果我真犯了加在我头上的罪过哪怕1%,即使判我死刑,我也不会给你写这一申诉书了。然而我没有犯指控我的任何罪行,我的心灵没有一点污点,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对你撒一次谎,而现在当我两脚立于坟墓的时刻,我也不会撒谎。关于我的案件的材料,完全是挑衅和中伤造成的,是侵犯了革命的法制秩序根基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对你确是犯了重大的罪过,也是我一生中最可耻的事情,这就是我已经招认自己从事反革命活动了。事情的真相是,乌沙科夫等人对我进行了拷打,他们不肯扳直我被打弯的肋骨,在我非常痛苦的时候进行逼供。我没有能忍住刑罚,作了口供,不仅给自己而且给别人加上罪名。

   “我绝没有背叛你,也没有背叛党,我知道,我正走向死亡,那是由于党的敌人以及那些对我进行挑衅和捏造的家伙的卑鄙无耻的暗害。”

   艾赫的第二份申诉书像第一份一样石沉大海。1940年2月2日,他最后一次被带上法庭,在法庭上他这样说道:

   “在我整个那份所谓口供中,除了强迫我签字的名字以外,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从被捕时起,我就遭到拷问,我是屈服在负责审理的法官的压力下才做出口供的,才写出这些荒谬无稽的话的……我要对法庭、对党、对斯大林表明,我是无辜的,我与任何阴谋都绝对没有关系,在我整个生活中,我坚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艾赫饱含血泪冤情的申诉,丝毫没有打动斯大林。2月4日,艾赫被下令枪决了。

   赫鲁晓夫又翻开调查委员会摘编的最高军事法庭的会议记录,发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蒙冤而死的经过和艾赫之死几乎雷同。而这些高级干部的判决,无论内务部还是最高军事法庭都没有最后的权力,都必须得到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批准。赫鲁晓夫又翻开原内务部长叶若夫大量的“呈斯大林同志”的案件,几乎每个名单上都有“同意。约•斯大林、维•莫洛托夫”的字样。后来作恶多端的叶若夫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了,但是他经手的大量冤案却如石沉海底。

   调查材料显示,从1937年到1938年,仅一年间,斯大林就批准了3831份枪决领导干部的名单。从1931年到1953年的20多年里,这个名单何止几十万、上百万!

   赫鲁晓夫读着这些调查报告,那一桩桩冤案如一把把重锤敲击着他悲愤的心灵。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头脑里逐渐明确:要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为无数的冤魂伸张正义!而且必须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采取果断行动!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开幕。按照大会的议程,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总结报告。接着是大会发言,大家纷纷表示赞成中央委员会的路线。随着大会闭幕日期的临近,赫鲁晓夫越来越不安了。他想,“大会就要结束了,当然要通过一些决议,所有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事情。但是往后又是什么呢?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仍将使我们良心不安。这些人包括第十七次党代会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当时在政治上活跃的党员几乎全部被枪决和镇压了。如果他们的冤案现在还不能平反,还要等到哪一天呢?必须采取行动,说服主席团成员同意在本次大会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大会的一次休息期间,赫鲁晓夫发现休息室里只有主席团委员,就立即抓住时机开始做说服工作:“同志们,对所有被捕和被清洗的人们我们准备怎么办?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大家又快要分散了,对斯大林统治下滥用职权的行为都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肃反期间受到迫害的人们都是无辜的。我们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都不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是一些忠实的同志,他们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事业,一心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人家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回来!”

   赫鲁晓夫还未讲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赫鲁晓夫怎么竟敢提出如此“冒犯”已故伟大领袖的话呢?这不是“大逆不道”吗?一些人表示激烈反对。伏罗希洛夫的反应最为强烈,他朝赫鲁晓夫喊道:“你怎么啦?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以为在大会上把那些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一旦泄露出去,说斯大林领导下发生了什么,于是手指就要指向我们,我们在斯大林领导下充当了什么角色,我们又将如何向人们解释?”

   卡冈诺维奇等人支持伏罗希洛夫的意见。赫鲁晓夫不为所动,说道:“即使从你们的出发点来看,我依然认为要掩盖一切是不可能的。迟早会有人走出监狱和集中营回到城市,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同志和家乡的每一个人。全国和全党将会发现,人们在监狱里花去了10年到15年的时间——所有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不为什么!对他们的控告是捏造的!如果他们曾受过审问,那么对他们提出公诉的理由是捕风捉影地凭空想象出来的!同志们,我请你们再从另一方面想一想,我们是在主持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责任向代表们坦率说明有关年代里党领导的一切行动。我们算是已经就斯大林死后一段期间里,对我们自己的行动作了说明,但是作为斯大林在世时的中央委员,我们也应该讲讲那段时间里的情况。我们怎能装作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呢?”

赫鲁晓夫环视了每个在场的人之后,激动地说:“同志们,我请求你们支持我。大会即将结束,代表们即将散去。我们回去以后,最近释放的罪犯很快就要陆续回家,他们就要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人民。到那时,大会的代表们当然要问:‘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呢?你们为什么要掩盖呢?’他们问得很有道理,我们将无言以对。要说我们不知道什么,那是谎言!我们手头就有波斯别洛夫的调查材料,我们知道一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574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