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馍，是现在广大农民日常生活的家常便饭。即使生活在最底层、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民兄弟，也能不断吃上白馍：白蒸馍、白烙馍、火烧馍、锅盔馍，都可以敞开吃，随便吃。

可是，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也就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愣是吃不上白馍。电视剧《老农民》中的农民兄弟，天天吃不饱，年年饿肚子，何时能吃上一顿白馍，成了他们日夜缠绕的美梦；“一顿白馍吃饱肚子，死了也不亏！”此话虽有夸张的意味，却也基本符合事实。

这样说也有点绝对。建国后一直到1957年，农民种地是单干户、互助组、初级社，生活还比较好过，农民隔三差五还能吃上几顿白馍。邓小平和陈云一直认为，建国后这7年间，是国民经济发展最好的阶段，是农民生活提高最快的年景。

但是，到了1958年，毛泽东发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把亿万农民热热闹闹引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的时候，农民兄弟就再也吃不上白馍了！

这样说又有点绝对。在大跃进公社化催生的农村公共食堂里，一开始也吃了几天白馍，那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吃了没几天，白馍没了，开始吃黄馍（玉米面馍）；黄馍吃了没几天，没了，开始吃红馍（高粱面馍）；红馍很快完了，开始吃黑馍（红薯面馍）。白馍、黄馍、红馍、黑馍都没得吃了，开始喝面糊、喝稀汤了。粮食标准由每人每天8两，到每天半斤，每天3两、每天2两，最后这2两也没有了，那就稀汤也喝不上了。为了活命，老百姓开始吃麸子皮、吃玉米皮、吃玉米芯、吃荞麦皮、吃谷糠、吃树叶、吃树皮、吃野菜、吃草根、吃大雁屎、吃观音土、吃煤块……，这些平时猪狗都不吃的东西，成了亿万农民救命的“食品”！

那些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浮肿病人，那些蹲在墙脚饥肠辘辘、瘦骨嶙峋的老人孩子们，做梦都在想，此时能吃上一口黄馍、黑馍，也能救命啊！那白花花的蒸馍，是神仙才能吃上的“蟠桃”啊，咱老百姓做梦也不敢想啊！

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的恶魔，在吞噬了几千万农民兄弟的生命以后，终于退去了；折磨了农民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终于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一哄而散。但是，刚刚脱离公共食堂魔爪的广大农民，顷刻又陷入缺粮断顿、家徒四壁的困难境地。

为了救急，一些地方干部偷偷地采取了上级政策不允许的措施——

一是“借地”，就是把生产队的土地借给社员，社员自种自吃，啥也不交（《老农民》中的“借地”，是队长带领大伙集体偷偷耕种，不合事实，而应当是单干）河南省好多地方都搞过借地。

二是“包地”，就是把生产队的土地包给社员户家，收获的粮食，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安徽省大部分实行了包产到户。

三是多分自留地，允许开荒地。好多农民干罢集体的活，再干自留地，多种瓜果蔬菜。更有不少群众，用锨剜?头刨，在荒山野岭开了不少荒地，打了不少粮食。

就是这些违背中央政策的“土政策”，使广大农村出现了生机，亿万农民有了饭吃，不仅能吃上黄馍、黑馍，而且吃上了白馍。农民有了饭吃、吃上白馍的可喜变化，使城市里的工人老大哥也羡慕起来。当时党中央号召城市下放两千万工人支援农业，原以为有一定难度，不料一声令下，那几千万家在农村的工人都呼呼隆隆心甘情愿地回到了农村，成了农民，幻想着“尽情吃白馍”的光景。

不料，1962年，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当作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单干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棒的威慑下，借给社员的土地，承包给社员的土地，分给社员的自留地，社员开垦的荒地，统统被收归集体（个别地方还保留少量自留地）。广大农民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架下，开始过着小型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生活，一下过了18年。那些被下放的工人后悔死了，闹过几次以后，只得认命。他们和亿万农民兄弟一样唱着“公社是棵常青藤”，却是再也吃不上白馍了！

有同志说，大跃进三年，国民经济倒退，人民生活困难，但是1962年以后，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60条》，一切制度都规范化了，人民生活在不断提高，说农民还是“吃不饱”那就是胡编乱造。

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事实。1962年，大饥荒的阴影刚刚过去，食堂化一解散，一家一户做饭吃，农民往往以1960年的饥饿作为参照系，有了一定的生产积极性，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基本杜绝了（四川省由于食堂解散得晚，还在饿死人）但是多数老百姓的生活还处于艰难竭蹶中；玉米红薯勉强能吃饱，白馍根本吃不上。豫西绝大多数地方别说白馍，黄馍也不能随便吃，大都是黄馍黑馍配合着红薯、野菜勉强度日。

众所周知的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1962年到兰考上任，只见大路上拥挤着看不见首尾、浩浩荡荡逃荒要饭的队伍；满天风雪里，火车站候车室挤满了逃荒要饭的群众。为了制止群众逃荒，县里专门成立了“防外流办公室”。焦书记下乡检查，农民的困难更是触目惊心：有的生产队每人一年只分了几十斤谷子，有的只分了1斤小麦；有的一家几口人穿一条裤子，盖一条被子。焦裕禄在执笔给地委写的报告里说，1957年兰考还是林茂粮丰年代，可是大跃进造成的大破坏，导致“三害”肆虐，生产下降。1962年的生产力还不如建国初期，还不到57年的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兰考人民别说吃白馍，黄馍黑馍也吃不上。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请来的拖拉机驾驶员吃白馍伴酒肉，焦裕禄却蹲在门边啃着群众常吃的黑窝头！——这绝不是艺术虚构，而是生活的真实。

这就充分说明，1962年农民生活仅仅是比大饥荒饿死人的年景要强一些，但整体上并未改观。其后几年，毛泽东真正退居二线，刘少奇等人主持调整八字方针，虽然阶级斗争的口号甚嚣尘上，文艺战线风声鹤唳，“四清”运动在某些地方轰轰烈烈开展，但是国民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提高，搞得好的地方可以吃上白馍，但绝大多数地方的老百姓依然与白馍无缘。

到了文化大革命10年，农村虽然不是动乱的重灾区，农业的生产秩序虽然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等政治运动的干扰下，在国家强征购、干部占便宜、“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等政策的挫伤下，农民的积极性不断下降，农业的生产力不断遭到破坏，粮食产量一直徘徊不前。1976年新华社报道说，文化大革命10年来，我国农业连续10年喜获大丰收。但是广大农民却感受不到一点“喜气”，好多地方的农民还是吃不饱，兰考县、凤阳县成千上万的农民还得逃荒要饭。

我们豫西地区的农民没有逃荒要饭的习惯，这里的农民勉强能填饱肚子，但肚子里装的，尽是玉米、高粱、红薯和野菜之类；那喷香的白馍馍呀，成了农民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即的黄粱美梦！

现在我公布一下上世纪70年代，我一家5口人从生产队分到的小麦数量，看怎么能吃上白馍——

73年，20斤；74年，35斤；75年，70斤；76年，65斤；77年80斤；78年55斤……

按最高的说，一家五口80斤小麦，能磨面70斤。如果天天敞开吃白馍，半个月就吃光了，那11个月怎么办？为了保证能断断续续吃上一顿稀面条，必须精打细算，细水长流，5口人每天只有2两多白面，几天可以吃一顿白面条，谁敢吃白馍！何况有的年成不好，每天连1两白面都没有，好几天连一顿稀汤面条也吃不上，去那儿吃白馍？

笔者70年代当过大队和公社理论骨干，当过省报通讯员，经常在外面开会、采访，发现当时有很多人能吃上白馍：工厂的工人可以常吃白馍，机关干部可以常吃白馍，城市市民可以常吃白馍，大中学校的教师可以常吃白馍，我有时候出席会议跟着那些公家人也能吃上几顿白馍。这是国家用很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里强征大量的粮食、油料等产品（即统购统销），然后按计划分配给这些“公家”人员，是为“吃皇粮”“吃商品粮”，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常年吃白馍。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风里雨里辛苦劳作的亿万农民兄弟，一年到头连一口白馍也吃不上，每天的主食就是玉米红薯伴野菜。

说到这里，妻子和我抬杠了：谁说常年吃不上白馍？咱们过春节不是吃过几天白馍吗？啊，我忽然想起来了，70年代每逢春节，确实吃过一顿白馍，可那是什么样的白馍啊！从1973年到1978年，过春节时，用一些白玉米面，拌上红薯；有时能搅上半斤白面，有时就没有白面，纯粹是白玉米面搅红薯蒸出来的“白馍”，干硬得像铁疙瘩，吃起来硌牙。但这也是白馍，过年终于吃上的白馍！

近日，有一位自称是“老驻队干部”的网友撰文说道，在70年代，信阳地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农民们可以尽情享受生活了；那里的农民过年建房，可以天天吃肉，平时三五天才能吃上一顿肉……。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四人帮余孽，冒充“驻队干部”，在胡编乱造，胡说八道！

从整体上说，70年代饿死人的现象基本消除了，但亿万农民依然在艰难竭蹶中生活，常年吃不上白馍；啃着玉米红薯，穿的破衣烂衫，“享受”什么生活呀！而吃肉，是比吃白馍更高级的享受，吃不上白馍，去哪儿吃肉呢？大多数农民一家人全年吃不上1斤肉，有的家里困难，一年到头也见不到肉星儿！

这位网友骂道：“像《老农民》中，社员常年连一顿肉饺子都很难吃上，并且上级不准吃，纯粹是胡说八道！”《老农民》一点也没有胡说八道，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就是这样，我们豫西地区广大农民就是这样。而你说信阳地区农民那时几乎可以天天吃肉，才真正是昧着良心胡说八道！

那么，中国农民是什么时候从开始尽情吃上白馍呢？

所有的老农民都清楚地记得，1980年普遍推行包产到户以后，广大农民才开始真正敞开吃白馍，把小麦当主食，把玉米红薯及其做成的黄馍黑馍，当成了调节胃口的副食。

我的家乡是从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的。一开始我并不想要包产到户。当时我在学校里任民办教师，每月有集体给的30个工，还有国家补贴的8元钱，成了社员们羡慕的对象。他们说：“你不赖呀，风吹不着，雨洒不着，每月有集体的满勤工分，还有国家的补贴！”所以当上级发文，要群众讨论征求意见，如果多数人要分，那就分；如果多数人不想分，那就不分时，我是不主张分的。

我害怕分田，不仅是因为我的待遇比一般社员高，担心一分田，民办教师的待遇要取消，更主要的是，一分田就要自己种地，种地就要自己养牛，没有牛怎么犁地种地？可是我从来不会养牛种地。像用牛犁地、耙地、拉耧、拉车这些庄稼活，我一样都不会干。往常假日里在生产队锄地、担土、打坷拉，这些大呼隆的活儿还可以，犁地摇耧的技术活儿可从来没有干过。更何况，一头牛几百元，咱能买得起吗？买回来咱会喂养吗？再说，妻子拉扯3个孩子，能下地吗？

正当我疑虑重重，准备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教导来抵抗包产到户的“歪风”的时候，我的老岳父急匆匆赶来劝说道：“我们那里已经通过包产到户了，你们还迟疑什么呢？62年包了一年，社员都能吃饱饭；现在政策放开，允许包了，你为啥反对呢？”我说：“我没有牛，不会种地，一下分十几亩地，怎么办？”岳父说：“我有牛，我帮你种地！”有岳父的支持，我才打消了顾虑，转而同意包产到户。

晚上召开社员大会，全体社员几乎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分田（有两户干部工人家属不愿分，也无可奈何）。于是坚持了20多年人民公社生产队，一夜间便土崩瓦解了！

我家五口人，好坏地搭配，分了11亩地。在岳父家人的帮助下，我种了7亩小麦，留了4亩地种春玉米和红薯。第二年春夏风调雨顺，小麦一片丰收景象。夏收结束，在打麦场上一过秤，小麦亩产400多斤，总共打了3000多斤！

天哪，我一家就收了3千多斤小麦，比在生产队十几年分配的小麦还多得多！我高兴地捧着金灿灿的的麦子，在打麦场转了起来。

我正在自鸣得意，一些村民说，你那收成只能算一般，不少家的责任田亩产达到五六百斤；有几家有牲口，开了不少荒地，一家光小麦打了1万多斤，比往年一个生产队打得小麦还多！

比人家有差距，比往年却好到了天上。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再留下种子，我家每人还有500多斤小麦。妻子笑着说，就是天天吃面条、吃白馍，咋吃也吃不完！于是每天做饭变着花样，蒸着吃，烙着吃，煎着吃；蒜面条、卤面条、捞面条，可以随便吃。

从1979年包地，到1980年开始，我们这里的广大农民从此结束了以吃黄馍黑馍为主的历史，开启了敞开吃白馍的历史！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我一直在苦苦地思索，在人民公社生产队里，我一家五口每年只能分得几十斤小麦，现在一年就打了3000斤小麦，是生产队的十几倍、几十倍，一下子结束了吃不上白馍的历史！这是为什么呢？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天还是那块天，为什么一搞包产到户，变化就如此巨大呢？

原来，那些社会主义集体化优越性的理论，听起来十分高妙，一到实践中就行不通；那些集体化理论的创立者，单单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在生产队里，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干部多吃多占，多劳不能多得的做法，早已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种地马马虎虎，管理稀稀拉拉，收割了了草草；集体的粮食，在地里长着要丢一些，社员们去收割时要丢一些，运送到路上要丢一些，放到场里要丢一些，在场里打好晒干要丢一些，晒干后运到仓库要丢一些，在仓库里保管要丢一些……，这样七丢八丢之后，才给社员分配，社员们能分多少呢？

生产队的“四大班子”：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他们及其家属，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多吃多占。队长会计还可以利用权力，拿集体的粮食和财产到处送人、行贿拉关系，说是为集体办事，实则是好过了个人。社员们见了能不生气？集体生产如何搞好？

原来如此！这样的集体化如何能搞好？如何能打下粮食？老百姓如何能吃上白馍？社会主义集体化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已经如老牛拉破车，在强力推动下逐渐走入了死胡同！再这样走下去，农民们永远看不到希望，永远吃不上白馍！

好在四人帮一粉碎，政策松动了，经过一番冒险、争论、破冰，亿万农民终于迎来了包产到户的春天！

从此家家户户的粮囤里，开始囤起了小麦和各种杂粮，由于盛不下，只得卖余粮。农民们说，现在两年不收也不怕，三年不收也饿不死人。60年的“自然灾害”搁到现在，农民照样天天吃白馍，一个浮肿病也得不了！

当然，我们这里压根儿就没有工业基础，干部群众的素质也不高，从1980年分田到现在30多年，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民还是以种地为主；一些贫富差距让人耿耿于怀；一些地方还有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但是农民们还是念念不忘大包干的好处，实行大包干以后，我们太自由了！我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养什么就养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出去打工就出去打工，想去看戏就去看戏，县城可以随便逛，白馍可以随便吃……

可是，多年来，不断有人为人民公社集体化招幡扬魂，歌功颂德，总有些人诋毁包产到户的重大意义。有人说，包产到户是历史的倒退，是失败的经验，“要吃米，找万里”是一种谎言；有人说，人民公社可以养活社员，包产到户却养活不了农民；有人说，说粮食11年连增，是农业部造假，是政治需要，实际上是土地大量撂荒，粮食大幅度减产，和人民公社差远了；甚至说，办人民公社犯了一刀切的毛病，大包干也同样犯了一刀切的毛病，至少有三分之一搞得好的生产队不应该包产到户，等等。

这完全是四人帮残渣余孽的胡言乱语。众所周知，包产到户彻底解决了农村30年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让亿万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而且吃上了梦寐以求的白馍。包产到户不仅使广大农民翻身解放，使辽阔农村充满生机，也给整个中国国民经济注入了活力，也推动无数的大中小城市步入快速发展的车道。很多城市的外来人口建设者几乎占一半以上，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农民工，全国各地就有几亿农民工，这便是包产到户的产物。现在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包产到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说包产到户是邓小平党中央用行政命令“一刀切”手段，强迫农民分田，这纯粹是歪曲事实，胡说八道。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完全是自上而下强大的舆论宣传和行政命令，强迫和裹挟着广大农民加入，入了社就是社会主义，不入社就是资本主义。当时全中国没有一个实行大包干公社和大队，那才是真正的“一刀切”。

而1970年代末期推行的包产到户，完全是农民自发地、偷偷摸摸地、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搞起来，后来得到一些开明干部的支持，才像滚雪球一样蔓延开来。万里之所以受到安徽人民的拥戴，说“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因为万里背着中央领导、顶着《人民日报》的舆论，大力支持包产到户，使安徽人民最早吃饱了饭。

1980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主管农业的王任重、主管经济的李先念、最高领袖华国锋，以及绝大多数省委书记，都反对包产到户。而之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规定，农村不许包产到户。安徽的万里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陈云支持包产到户，邓小平以安徽凤阳为例，说明包产一年，面貌大变，群众高兴，为什么不能搞呢？哪一种生产方式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就采用哪一种方式。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包产到户才又破冰前行。后来中央派出各路大员，在全国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才真正摸清了广大农民的意愿，才放手让农民们包产到户。接着中央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才使一直处于“非法”状态的包产到户成了合法的事物。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灵活务实，尊重农民群众的自由选择；多数地方比较落后，群众愿意包产到户，那你就实行包产到户；个别地方比较先进，群众不愿意包，那你就可以不包。河南省的刘庄村、南街村、竹林村等经济基础较好的地方就一直没有包，一直是集体化。这样一来，这几个村子成了全国闻名的先进典型，而大多数实行大包干的地方也解决了温饱问题。正所谓：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地制宜，皆大欢喜。

至今我还没有听说过，有那个地方不愿意包地，被打成什么“左倾”反党分子，受到批判打击；我只知道，那些没有实行包产到户而搞集体化的大队，在邓小平时代一个个都成了著名的模范典型，成了国家和媒体热捧的对象。因此说邓小平也搞了“一刀切”，强迫命令农民包产到户，犯了“历史性错误”，完全是违背事实的胡言乱语！

有人说，舆论宣传的“中国粮食十一连增”是农业部为了政治目的而造假。这可能有一点。可老百姓不管这些。农民们种地几十年，上面就根本没有下去调查统计过粮食产量。那各乡、各县、各省以至中央的粮食产量，大都是有关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拍出来的，有很大水分。但农民们不怕这些，随你搞什么浮夸，弄什么造假，反正农民不给你交一粒粮食，你还得给农民补贴；反正农民家里早已大囤满小囤流，三五年吃不完，白馍随便吃！

有人说，实行大包干，农民把30%的土地撂荒，造成农业大减产。这话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现在我们这里，你走遍村村寨寨，踏遍山山岭岭，没有一分地撂荒。农民把边边沿沿、沟沟坎坎，见缝插针都种上了庄稼。虽然种地收入不高，发不了财，但却能吃饱肚子，吃上白馍。农民的天性就是种地，为什么要撂荒呢？有些农民外出打工，就把土地流转给别人，每年每亩能得几百元，还有政府补贴的地钱，为什么会撂荒呢？

还有人在网上曝出人民公社集体化的“十大优点”，现在包产到户的“十大缺点”。农民们看了嘿嘿一笑：你那优点再多，就是打不下粮食，吃不上白馍；包产到户“缺点”再多，愣是能多打粮食，农民能天天吃白馍！

最后回到我自己。我后来考上了大学，由民办教师变成了公办教师，成了吃“商品粮”的“公家人”，我把自己种了多年的责任田交给了集体（自己还留了几亩地），现在自己的生活当然今非昔比。但是我永远忘不了1980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给我们家、给我们村、给整个中国带来的命运转折，开启了我家和几亿农民吃白馍的历史。现在竟有人贬毁和指责包产到户，呼吁要倒退到人民公社时代，我当然不答应，亿万农民会答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