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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双有:蒋介石的失误

更新时间:2015-12-24 11:03:07
作者: 马双有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生最大的悲剧。作为一国最高领袖,不仅遭受了旷古罕见的奇耻大辱,而且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十多年外敌入侵、两党内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最终丢掉了大陆江山。

   在检讨自己的失误的时候,蒋介石认为,是“西安事变”让我们采取了“溶共政策,使中共坐大,从而使大陆沦陷”。最后从大陆撤退的时候,竟然对执行任务的特务头子说,以前我们对中共过于宽大,杀人太少,使他们发展壮大,来杀我们,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因而下令将重庆中美合作所里的共党政治犯统统杀死,更将“西安事变”的发起人杨虎城一家人统统秘密处死!

   蒋介石的检讨太过肤浅,太过冷酷,于事无补,于己不利。别的不说,单就“西安事变”来说,蒋介石就有很多严重失误。先从“西安事变”发生的时间上,看看蒋介石的失误在何处。

   那么,“西安事变”为什么发生于12月12日呢?

   流行广泛的材料是这样说的。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从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学良、杨虎城居然被排除在外,致使二人产生疑惧。

   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邵力子,秘嘱其让《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等取代的消息。蒋介石的秘嘱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秘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的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

   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要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消息时,即进行紧急密商,决定12日晨对蒋实行“兵谏”。

   这则流行广泛的材料,说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导火索,是蒋介石秘嘱邵力子,在《大公报》上刊登剥夺张、杨兵权的消息,逼使张、杨二人在危难之际发动兵变。但总让人难以理解:蒋介石为何要在《大公报》上限定范围内发表此消息?为何不让中央社发表,也不让西安各报发表此消息?似乎是蒋介石暗藏玄机,深谋远虑,其实是莫名其妙,弄巧成拙。

   还有一则材料,更为清晰地说明张学良为什么要在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接踵而来。他只带少数随员、宪兵、特务,坐镇临潼,硬逼着张学良、杨虎城向陕北进兵。蒋介石向二人摊牌:要么进攻红军,要么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河南、安徽。这两条路都是张、杨根本不能接受的。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再三苦谏,希望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却说:“我既定的计划,有人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当晚,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苦谏’失败,惟‘兵谏’而已。”于是,“兵谏”的决策在12月8日就大致确定了。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正式通过第六次“围剿”计划(和南方的五次“围剿”相连),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蓝衣社特务和警察一起,已拟定了一份他们部队中参加和同情共产党分子的黑名单,一旦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予以逮捕。

   12月11日晚上,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席间,蒋介石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军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就在此时,西安火车站上的中央军万耀煌部第十三师,正式进驻咸阳。局势千钧一发。更要命的是,蒋介石预定第二天,即12月12日返回南京。而蒋介石一旦返回南京,所有重大人事安排便已经板上钉钉,无可更易。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才终于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发动了兵变,于12月12日凌晨,用武力扣押了在临潼华清池休息的蒋介石……

   上述两则材料,都是叙述和介绍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成因和过程的,主要情节一致,但具体细节却大不相同。第一则材料中,蒋介石秘嘱邵力子,在《大公报》上刊登新的“剿共”长官名单,就令人可疑: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让中央社和西安报纸发表此消息?只限定在小范围扩散而不让大范围传播,是何目的?蒋介石接见东北军、西北军师长以上军官,为何要排除最高长官张学良、杨虎城因而激化矛盾?这神秘的消息是如何被张、杨提前获知的?

   由于疑问太多,故笔者认为可以排除,而愿意相信第二则材料。这则材料情节贯通,语气紧凑,环环相扣,故可信度较大一些。一个最主要的关键情节就是,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宣布,由蒋鼎文、卫立煌或陈诚取代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地位,由中央军进行“剿共”。而不愿“剿共”的张、杨就要离开大西北老根据地,调到遥远不可知的安徽、福建了!于是张、杨二人铤而走险,发动了兵变。

   这里,首先是张、杨二人的问题。杨虎城一直不想剿共,多年来一直和共军有联系。张学良起初志愿剿共,在吃了几次败仗、丢了两个主力师之后,才和中共拉起了关系,在物资和金钱上大力资助中共。他们还企图让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三位一体,依靠苏俄的支持,建立以张学良为首的“西北联合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而一旦蒋介石将他们撤换,将其调到福建安徽,那一切谋划都将化为泡影。所以,张、杨发动兵变,实际上是自己分裂阴谋遭到破产、自己的地方军事实力将遭到毁弃的时候,破釜沉舟发动的兵变。

   但是张、杨称自己的行动为“兵谏”,即以武力进行“劝谏”,用枪炮刺刀胁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是张学良等忽略了兵变可能会产生的两个严重后果:

   一、兵谏不成,就要杀掉蒋介石,必然引发内战。张学良当自忖:蒋介石一死,南京政府肯定不会善罢罢休;当南京政府以举国兵力来讨伐你这“三位一体”的时候,你能抵挡得了吗?抵挡不了,整个陕北和西安必然玉石俱焚,你张学良往哪儿去?

   二、在武力胁迫下,蒋介石可能为自保,很不情愿地暂时答应你提出的条件。但你还必须尊蒋为领袖,必须释放蒋;而蒋介石一旦回到南京,必然翻脸不认账,推翻在西安做出的一切承诺。那你舍生忘死惊天动地搞的一场“兵谏”还有什么意义?

   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考虑成熟,没有给自己备下后路,就冒冒失失孤注一掷发动兵变,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悲剧!

   但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发人深省。后人对此很少予以总结,故笔者斗胆予以剖析,以为政治家镜鉴。

   为将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蒋介石对手下大将张学良和杨虎城却十分隔膜,在事变前的人事安排就十分欠妥。张杨二人不想“剿共”,就不让他们剿共。为什么让他们剿共呢?既然你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了解到张杨同情、支持中共,他们的手下有不少人原本就是共党,你让他们如何“剿共”呢?况且,张杨部队从上到下有一种观点:剿共,就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即利用中共消灭异己的杂牌部队。蒋介石既然以为剿共重要,在了解这些情况后,为何不把此等重要任务交给中央军,而非要交给“杂牌军”呢?张杨二人口口声声要抗日,那就遂其所愿,把他们调到华北抗日前线,命令杨虎城西北军收复长城、热河,命令张学良东北军去收复东北,让他们践行诺言,施展抱负。这不就让他们各得其所,无话可说了吗?为什么要把他们调往安徽、福建呢?而且口气那样蛮横,“手枪把我打死,我也要坚持既定方案!”既不能知人善任,又不能做思想工作,而是以势压人,这不是制造矛盾,自讨苦吃吗?

   蒋介石应当明白,国民党虽然一直坚持“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策,但这个政策一直未被普遍接受,反而受到异党的猛烈抨击,各种异党、异见和民间报纸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据说民国时期的民间报纸就有1000多份),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绝对权威远未树起;表面归顺中央、支持统一的地方军阀,一个个心怀异志,阳奉阴违。自己来到军阀割据、战乱纷争之地,一定要小心谨慎,随机应变。在洛阳和临潼,面对张学良的“苦谏”(也称“哭谏”),自己就应当警惕,应当花一些功夫,深入细致打通张学良的思想,打不通就要采取一定措施,让张群、宋美龄等人来做工作。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有贬低或排斥张、杨的举动,更不能厉声呵斥,武断压人,从而激化矛盾,把事情办糟。

   张学良之所以敢于以下犯上,逮捕最高领袖蒋介石,除了要拼命保护自己的地位、保存自己的势力不受侵犯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资本”——自以为站在政治的制高点上:顺从民意,为了抗日!

   “西安事变”前的1935年、1936年,正是中国各地的抗日怒潮汹涌澎湃之时。国民党政府为迟滞日寇进攻而签订的《塘沽协定》被怒斥为“丧权辱国”“投降卖国”的行为。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的大学生,纷纷停课、罢课,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抗议政府的卖国行径,要求政府立即抗日,发布对日宣战声明。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中共也一度响应此口号),意谓只有反蒋,才能抗日,要想抗日,必须反蒋。在国人眼中,蒋介石竟然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都是应当被打倒的敌寇。有的爱国志士,竟然剖腹明志,以自杀方式抗议政府的“卖国”行径,逼迫蒋介石抗日。就在“西安事变”的前夕,西安的大学生游行示威,群情激愤,要求到蒋介石下榻处,强烈要求蒋介石抗日。张学良面对这些爱国学生,慷慨陈词,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表示一定要面见委员长,冒死劝谏——于是他才有了底气,才敢对蒋介石下了手;于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才高喊自己是“爱国”的,是“爱护”委员长的!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蒋介石政治宣传和政治策略的严重失误造成的。

   众所周知,蒋介石一直是坚持抗日救国的,他从来没有勾结日寇,献媚日寇,投降卖国。“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沦陷,对此最心疼的、对日寇最痛恨的,莫过于一国之主蒋介石。后来的一系列抗日战役,如上海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等,都是蒋介石直接决策和指挥的。抗战爆发、上海失陷后,日本政府携得胜之威,向蒋介石提出7条比较温和的“和平”主张,蒋介石只要答应,日军即停止进攻,竟遭到蒋介石的一口回绝。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因为畏敌如虎,不战而逃,使济南沦陷,蒋介石一怒之下将其枪毙。他的老搭档汪精卫投靠日本当了汉奸,蒋介石恨之入骨,多次派人刺杀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工兵扒开埋葬于南京的汪精卫的坟墓,用炸药将其炸得粉碎,可见蒋介石对投日的汉奸何等仇恨,同时也证明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是何等坚定!

   抗战爆发前,或者说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做了大量的抗战设计和部署;抗战开始后,一直到抗战结束,蒋介石一直在为抗战积极筹划,殚精竭虑。“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如此血腥恐怖的震慑,蒋介石一直不屈不挠,决不投降。抗战坚持8年,最终取得胜利,国共两党的功臣良将不可胜数,蒋介石应推首功。然而为什么“西安事变”前普遍被人骂为“消极抗日,投降卖国”?为什么抗战胜利几十年后,我们仍然一直给蒋介石扣着“不愿抗日,消极抗日,丧权辱国,投降卖国”的帽子?

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我们将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一样看待的,他们都是勾结日寇的汉奸卖国贼。后来改革开放了,我们对蒋、汪有所区别,但蒋介石“投降卖国”的阴影依然去不掉。后来他抗日,那是“西安事变”逼迫的结果。在“西安事变”前,他就是害怕日寇,丧权辱国。有当时大量青年学生的强烈抗议为证,有许多仁人志士对蒋介石的尖刻批评为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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