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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独特的“厨房文化”

更新时间:2018-07-02 23:35:55
作者: 金雁 (进入专栏)  

   我相信有人看到这个题目一定认为是谈吃喝或者烹饪的,但是在苏联这个名词却有特定的含义,人们看到它首先想到的是“思想启蒙”、“持-不-同-政-见运动”、“萨米兹达特”,为什么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东西能够扯在一起呢?“厨房文化”是苏联式的政治体制中产生的一种荒诞文化现象。

  

“私密空间”的窘迫与“告密文化”

  

   它的形成需要先从苏联居民的住房说起。十月革命后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乌托邦想象和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在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建立了一批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部分工人和官员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地居住在里面。

   但不久,领导干部就以工作需要为借口,纷纷从“住房公社”里面搬出,住进了独户住宅或原来没收的贵族府邸。

   建于19世纪的老城区地段好的贵族府邸大都高大敞亮、装潢考究,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这种住宅后来大都作为机关和博物馆所在地,也有部分内部经过分隔改建分配给一些官员和单位员工。

   苏联20年代是内战结束后首次城市化过程,尤其在一五计划期间,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出生率形成一个高潮。苏联实行住房国有化,原有的城市格局与住房明显不足,而政府决不允许私搭乱建,房屋的建设与分配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完全由国家垄断。涌入城市的人们只能屈居在一些集体宿舍或合居住房内。

   比如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他们中能得到住房的还不足千分之二。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5.9平方米。注意这是全国平均数,而具体落实到欧俄城市的居民人头上,人均不到两平米,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监狱里人挨人刚刚可以躺下的面积。

   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二战结束以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大批军队复员、离散家庭团聚、外迁机关企业返回,城市的住房极度紧张,由于冬季寒冷取暖的需要,往往是一个普通的公共住宅里挤进5-6户家庭,20-30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

   俄罗斯1997年拍摄的电影《小偷》,就形象的刻画了战后住房的拥挤程度,渴望拥有一套带有厨房和卫生间的独立住房几乎是所有人的梦想。当时体制是一种战争思维模式下“时刻准备打仗”的“高度动员”体系,类似朝鲜的“先军政治”,一切民生建设都必须服从“国防优先”的原则,住房的供求比例严重失调,可以说整个苏联时期,住房短缺现象都十分严重。

   人们的生存环境过于狭小而导致邻里间冲突争纷不断,主妇们为争夺厨房的使用权或0.5平米的公共区域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就像是齿轮与螺丝钉之间的关系,任何家庭都毫无私密性可言。更要命的是1934年“基洛夫案件”以后,是否“告密”成为效忠亦或反对政权的标杆。

   自从1937年苏共中央下发《查出人民公敌并连根拔起》文件并掀起“向党献忠心”、“ 向专政机关靠拢”的“告密、揭发”浪潮,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大力表彰“大义灭亲”的举报“英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一时之间举报信满天飞,人人都像是裸体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透明人”。

   由于住房简陋拥挤以及隔音效果极差,邻里之间的相互告发比例非常高,剧变后据统计很多检举信都产生于公共住宅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其所著的《二手时间》,有很多采访对象都谈到越是亲密的人、身边的人越不可信,举报信一般都发生在“熟人和亲属圈子内”。一个叫奥西波夫的人在给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告发一位建党时期老党员信中建议:“每一个人都要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看看他们关心什么,为什么活着以及在干些什么”。

   档案公开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沃尔克娃女人的“告密信”致使26个人被逮捕,她告密的范围包括邻居、同事、女儿、朋友、亲属,几乎所有与她有交往的人都在举报之列。据说这还不算最多的。90年代一度任何人可以查阅档案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人跑到档案馆里去撕毁、涂改、抽取“检举信”的事件。有材料说每六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有“检举揭发的壮举”。而且绝大多数举报都是莫须有的泄私愤,其中为了侵占住房和公用空间的案例不在少数。

   一位叫叶莲娜的工作人员给阿列克谢耶维奇讲了一个故事,有两位女邻居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夜晚“黑乌鸦”(对秘密警察的称谓)来了,把其中一位有小女儿的人抓走了,在她被带走之前,她还对自己的女邻居喊:“如果我不回来,请好好照顾我的女儿,不要把她送到孤儿院”。于是她的女友就接手那个女孩,女孩开始叫她妈妈,共有房屋也转到了她的名下。

   17年之后真正的妈妈回来了,感激地把女友从手到腿脚吻了个遍,童话通常都应该在此结束了。可是生活却有其他的,并不幸福的结局。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档案开放后,她拿起了自己的案宗,打开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发者,那么熟悉的字迹,……原来就是自己的邻居闺蜜,就是她告的密。那个女人无法接受,回到家之后她就上吊自杀了。

   当然也有较真要问个明白的人,一位被检举人的女儿就去质问她的亲属,“奥利雅阿姨,你为什么那样做?”对方回答道:“在斯大林时代,你哪里看到过一个诚实的人吗?”“为了生存就要把旁边的人挤下去”。“为了不被出卖而出卖”,“因为你不检举别人,就可能被别人所揭发”。有些人似乎仍然在为那个特殊历史环境中的不齿行为寻找正当理由。

   档案公布一度使很多人对人性产生怀疑,很多人说,“劳改营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人”。检举材料暴露出来人性丑陋、邪恶的一面,对社会造成冲击波远远超出叶利钦政府开放档案的初衷,以至于到90年代末俄政府严格收紧了档案的查阅和复制尺度,使我们当时认为“以后有的是机会”而错过了“自由查看资料”的“黄金期”而后悔不迭。

  

“赫鲁晓夫火柴盒”


   从基层上来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对苏联人的居住环境深有体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于是他发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要先在住房方面得到体现。

   从1954年苏联借鉴法国“廉价住宅”的模式,试图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大量建筑25-50平米的简易预制板结构的五层楼房。这种楼房各地虽略有些差异,但基本模式都是一样的,为了节约成本,大体上都是单薄简陋,灰秃秃的外观,没有电梯和垃圾通道,没有阳台,没有客厅。一般来讲,有两间不大的卧室,有一个小小的独立卫生间,有几平米的厨房,有点像中国70-80年代建的工人新村。据说,身材臃肿的赫鲁晓夫在第一批新房建成时就曾试用了卫生间,他以自己为最大容量,说只要能容得下我,其他人就都不会有问题。

   这些当年满足最简单居住条件的“赫鲁晓夫楼”越来越暴露出明显弊端,加上年久失修、功能退化,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剧变以后预制板结构的“赫鲁晓夫楼”大都到了需要拆除或是彻底改造的时候。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拆除的“赫鲁晓夫火柴盒”。2007年11月,普京在军队将领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不要让我们的人继续住在那些令人恶心的赫鲁晓夫楼里,”是我对大家的承诺。

   被普京称为“令人恶心的赫鲁晓夫楼”,在当时可是狼多肉少一房难求,需要挤破了头才能轮到的,排队等候8-10年都是正常的,一直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仍有50%的城里人在等待排队分房的名单中,“找个有房子的人结婚”比“与相爱的人结婚”更重要是当时的一句民间口头禅。

   为能够早日排队得到住房,人们恨不能使尽浑身解数。苏联的报纸和文学作品中就有不少讽刺住房制度当中的不正之风的。拿到钥匙的人都有一种逃离噩梦般的喜悦。

   这在当时是赫鲁晓夫引以为骄傲的“民生政绩”,就是这种被后人戏称为“赫鲁晓夫火柴盒”的建筑,的确解决了大量城市居民的居住窘迫问题。让他们脱离了“隔墙有耳”和过度拥挤的“家庭合住房”,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至今还有些老人念叨说,“感谢赫鲁晓夫,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有了自己的私人厨房”。

   俄罗斯传记作家叶梅利亚诺夫在这种楼房里住过16年,他说,“它为一家人提供了一套独立的单元房,这比它的很多缺点更重要,我在这间房子里接待过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他们经常说我们住的局促,但我们对它的爱是非常真诚的”,它使人们有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感觉。在经历了人人都在猜测“谁是告密者”的恐怖阶段之后,能有一块自由讲话的方尺之地是多么幸福啊!

   这种住宅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在两个卧室之间,可以形成一个“以厨房为单位的彼此信任的小小私密群落”。厨房兼有多种功能,它不仅是做饭的地方,也是饭厅和客厅,也是办公室和谈话的地方。当时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火柴盒”里的“厨房”给与了难以想象的高度评价。

   “如果说19世纪全部的俄罗斯文化存在于贵族的庄园的话,那么20世纪就产生于厨房了。改革思想也是从厨房出来的。所有60年代精英群的生活方式,都是厨房生活方式。厨房甚至可以称之为孕育民间思想的“母体”。

  

“厨房文化” VS“表演文化”


   后斯大林时代苏联体制的残酷化在达到顶点之后有所滑落,1956年秘密报告发表后的十个月间,就有60万人获得平反。受到苏联人诅咒的在“政治惩罚史上有奠基石的作用”的1926年刑法典58条被废除。但是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意识形态的空心化却愈发严重,由于合法性失缺底气不足,刚刚打开的铁幕闸门又被关闭。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是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取代“58条”的是1960年刑法典第70条、72条、142条和190条,由此形成的“国家安全需要建立在个人不安全基础之上”的控制模式一直延续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有所松动。

   很长时期,苏联执行死刑不叫“枪决”而叫——“捍卫国家和社会安全的最高手段”。统治者认为在苏联社会“一切都是政治”,不能给民间留下死角,要把一切都扼杀在萌芽之中。

   它按照心理导航——行为钳制——政治处理这三步方案来进行。那时滥杀无辜现象虽受到一定抑制,但政治的强制性和惩罚的力度依然很大,克格勃依然权大无比,秘密警察具有集跟踪、侦查、逮捕、检察、审判、判决、执行于一身的职能。于是心有余悸苏联人创造出一种人格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的“表演文化”。

在公开场合人们都练就了一套表演术,由此还发明出一种独特的副句比较多的书面社论语体的“麦克风”话语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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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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