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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理性的困惑:跨文化伦理何以可能?

——与史蒂文·卡兹教授商榷

更新时间:2015-07-30 11:25:50
作者: 郭萍  

    

   【提要】在跨文化伦理的探讨中,理性主义伦理学的立场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美国宗教哲学家史蒂文?卡兹教授的观点就是这一立场的典型代表。然而,跨文化的伦理建构需要超越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既有的主体性,而理性主义伦理学却是一种基于先验理性的思考,即预设了理性的先验至上性,这就将导致其执守于既有的理性主体而无法克服理性与直觉之间的逻辑悖谬,从而并不能真正为跨文化的伦理建构提供参考。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到更为本源的、前主体性的“存在-生活”视域中,揭示人类理性与伦理的共同的生活渊源,在共同的生活感悟中生成新的主体性,才能使跨文化的伦理建构成为可能。

   【关键词】跨文化伦理;理性主义;主体性;生活

   【作者简介】郭萍(1978-),女,山东青岛人,青岛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全球化以来,寻求跨文化的人类共同伦理已经成为伦理学发展的方向。学者们以各自不同的思想进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理性主义的立场似乎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最近,美国著名宗教哲学家史蒂文?卡兹(StevenT.Katz)教授的《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人类伦理》一文,集中表达了这一立场。[①]然而,理性主义者由于预设了理性的先验至上性,而拘守于既有的理性主体,导致其在寻求跨文化伦理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最终无法真正为跨文化的伦理建构提供参考。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到更为本源的、前主体性的“存在-生活”视域中,基于共同生活的生活感悟,才能超越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超越自身既有的主体性,通过新的主体性的确立,而使跨文化伦理建构成为可能。

   一、伦理原则何以可能:伦理学层级的批判

   当前对于跨文化伦理的探讨大致可分为两种思路:经验主义思路和先验主义思路。

   孔汉思(HansKung)提出的“全球伦理”(globalethic)就是经验主义思路的典型,他主要是通过各不同文化传统和信仰下的不同伦理规范的对比,求同存异,归纳其共同点,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②]。其《宣言》所说的全人类的基本一致性,就是基于经验观察的结论,认为这种从现有的不同价值体系中归纳出来的共性,即“共同拥有和共同肯定”的规范,就是具有普适性的伦理规范——“金规则”(GoldenRule)。[③]这显然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实际上缺乏相应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理据,翟振明教授就质疑说:“孔汉思所谓的‘全球伦理’却是对世界宗教的实践和实际所遵循的规则进行观察的结果。”[④]这种对事实经验的观察和归纳只能证明某种事实的存在,而不能证明这些规范本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至于先验主义思路,具体表现为宗教伦理学的立场和理性主义伦理学的立场。上述的“全球伦理”就同时兼有宗教伦理的色彩,《宣言》说:“作为宗教的和灵性的人士,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安放在终极实在的基础上,并且在信仰中、在祈祷或冥想中、在语言或静默中,从终极实在那里获得精神力量和希望。”

   而作为理性主义伦理学立场的新的典型,卡兹教授坚持认为,从根本上看,理性使跨文化伦理成为可能,并将在其建构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他说:

   对于我来说,尽管现在我要说的可能一开始就被误解为仅仅是一种带有西方偏见的后启蒙的世界观,但我仍坚定地主张,全人类因其理性(reason)能力而联合在一起的信念是具有合理性(rationality)的,这一合理性是基于开展一种跨文化道德对话而做的一个正当的假设。理性赋予我们制定、修改、判断和拒绝某种道德主张的能力。即便在宗教传统中,理性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甚至正因其根源于神启,传统就认定理性是先验的权威,它导致人们重新评估、以至彻底拒绝宗教传统以往所支持的观点。不管是宗教传统还是世俗传统,各传统的自我修正能力和对自身局限性的认知能力,都源于理性在其历史中所起到的这一关键作用。

   这番表述从两个方面强调了理性:其一,卡兹认为,理性(reason)即合理性(rationality)。他坚信人的理性能力是具有合理性的,或者说,理性比合理性更根本,理性本身就代表着合理性。进而,理性本身就成为判断伦理规范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因此,他认为,“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的多样性的必然形式和道德多元主义的形式,理性的程序可以进行合理的判断。”其二,作为著名的神学家,卡兹具有深厚的宗教背景,但他认为宗教传统“并不是理性的‘敌人’”,相反,即便在宗教传统中,理性也是至上的,因为理性就源于神启,是先验的权威。在他看来,不论在宗教传统还是世俗传统中,理性都是根本性的:不仅西方教会“吸收了托马斯·阿奎那和那些在宗教和道德辩论中发挥理性作用的思想家的理论,以使‘自然法’在新的可能性面前变得更具广泛性和开放性”,而且中国“儒家思想的‘仁’和作为实践方法的‘仁’,都是以理性的、人性化的考虑为前提的”。因此,只要我们保障理性作用的有效发挥,跨文化伦理就可以建构起来。

   这里,卡兹与孔汉思不仅都存在着一个观念上的共同盲点,即没有明确区分伦理原则(ethicalprinciple)和伦理规范(ethicalnorms),这致使“全球伦理”将“金规则”(规范)与伦理原则混淆;而且,卡兹进一步直接以理性本身或合理性本身取代了伦理原则,充当了制定伦理规范的根据。

   在此,我们有必要厘清伦理原则与伦理规范的关系及二者与理性的关系。伦理原则是制定和设计所有伦理规范所凭借的根据、评判伦理规范是否合理的标准,它表现为某种价值判断,是具有更大稳定性、普适性、概括性、抽象性的概念;而伦理规范是以伦理原则为旨归和尺度,是具体而更富变动性的,很大程度可以被制度化、程序化的加以落实。伦理原则与伦理规范之间是奠基与被奠基的关系。

   至于卡兹所说的理性,作为一种对象化、知识化的认知能力,其实就是工具理性,这是形下的知识论层级的理性。康德已经论证过,这种理性适用的范围是经验世界或现象界中的所有认知对象,不论是自然领域的还是社会领域的,都要依靠这种理性去认知。这犹如中国的荀子所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⑤])正是因为人有理智,“人是理性的动物”,才不会任由利益纷争导致群体生活处于无序状态,而会运用理智、达成“契约”、制定规范。卡兹就是集中在这个意义上论证了理性的关键性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即理性的确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至关重要。但毕竟,理性本事并不是伦理领域所特有的,又怎么能直接作为伦理原则呢?理性作为一般的心智能力,在这里只是形式性的,其本身缺乏内容性的依傍,因此,理性在伦理领域的运作,要以伦理原则为实质性的内容,也就是说,理性必须获得伦理原则在内容上的支撑才能发挥其作用,形成具体的伦理规范。可以说,伦理原则是理性与伦理规范之间的中间环节、桥梁和中介,它从抽象的原则转化为一套具体可操作的、制度化、程序化的规范。因此,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理性——伦理原则——伦理规范。这也就表明了,在卡兹那里,伦理原则本身并不存在,或者说,理性代替了伦理原则。

   其实,卡兹对跨文化伦理的探讨始终停留在伦理规范的层面上,甚至认为这是必要的停留,因为一旦涉及到真正的伦理原则,就上升到价值观和信仰的层面上,这就容易引起冲突,与其如此,妥协和退让反而是最理性的选择,保持彼此的差异是最明智的。他说:

   (道德)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即试图反对个人所不赞成的理性原则可能会更有害。因此在特定情况下,即使不同意,也不要轻易采取行动可能是首选的理性道德选择。这种情况下需要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某些情况下,妥协反而是理性的道德选择。

   他举例说,伊斯兰社会对其他的“宗教典籍”也是保护的,而且《古兰经》的教导“我相信神已经在所有的典籍中显现”使他们认可各个宗教都具有实际可行的真理。这些论证让他的理性主义伦理立场多少带上了多元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意味。实际上,卡兹也确实承认了道德相对主义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对现代政治和神学的理解是具有多元性的——我们通常将此等同于‘宽容’的概念,这促使我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些受关注的领域内不应存在强权。”这在一定角度上与其追求跨文化伦理的理想存在着逻辑上的悖谬。

   卡兹以其理性主义的立场,直接以主体理性代替了伦理原则,仅在伦理规范的层面上探讨跨文化伦理的建构,这是徒劳的。纵然,通过理性的运用,我们可以选择一套伦理规范,但是,秉持这种理性的先验理性主义本身就是多元价值观之一,它如何能保证超越不同价值观的跨文化伦理建构?卡兹没有做出解答,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二、理性本身何以可能:形上学层级的批判

   肇始于笛卡儿的先验理性主义,其理性,如海德格尔所说,不过是“意识的主体性”[⑥]。进而如黑格尔所言,其主体表现为自我:“从笛卡儿开始,自我觉醒了,从此,哲学家对自我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思就上升为哲学思考的基础和主题。”[⑦]“我思故我在”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则,奠定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反思性、主体性和理性主义基础。笛卡儿确认只有“我思”是无可质疑的,然而“思”必然有一个主体,即“我”,这就将“我”与“思”、也就是“主体”与“理性”突显了出来。他说:“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⑧];“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⑨]。这里,“我”就是“思”,也即主体就是理性;而唯有“我思”是毋庸置疑的,由此确立了理性主体的本体地位,也表明人因理性而成为主体。理性主体的确认就意味着理性是一切的最终根据,也应包括理性自身。但笛卡儿同时却认为,理性存在的根据是“天赋观念”,这反而让理性成为非理性的直觉的产物。他说:“我”要获得知识,“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没有其他途径”[⑩]。诚然,“必然性的演绎”充分显示了人类的理性,但“自明性的直觉”却是逻辑推理的前提,比演绎更根本,这种直觉是“先验”“自明”的东西,即“天赋观念”,“是由澄静而专一的心灵所产生的概念”。[11]这使他无法合乎逻辑地证明理性的来源,而只能求助“上帝”来表明理性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因此,笛卡儿一方面确立了理性自我的至上主体地位,一方面又将至上理性置于先验的“天赋观念”的基础上,令“我”之“理性”从根基上既不是至上的,也不是理性的,先验理性主义因建立在非理性的直觉的基础上,而成为观念主义、直觉主义。

   其后,休谟提出“自我”无非是“一束知觉”,直接否定了“自我”具有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的可能,表达了对理性万能、理性至上观点的质疑。而康德通过对理性的考察和限制,并将“实践理性”(自由意志)置于“纯粹理性”(认知能力)之上,更明确了作为认知能力的理性的非至上性。即使如此,近代理性主义仍作为西方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西方思想的发展,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包括西方现代的政治伦理制度都是基于“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样的预设而建立的。这就导致当今的理性主义者对于“理性何以可能”的解释依然无法摆脱笛卡儿的困境。

卡兹所推崇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笛卡儿先验理性主义的成功运用,而这也使罗尔斯的理论中潜藏着笛卡儿式的理论缺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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