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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王元化的思想底色以及理性观的转变

更新时间:2020-12-02 18:29:56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摘要:王元化是五四之子,属于一二九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在他的青年时代,之所以参加革命,除了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之外,乃是基于追求自由的英雄主义人格和对底层民众的同情怜悯。19世纪的俄国文学以及罗曼·罗兰奠定了他的思想底色:人道主义信念。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通过阅读黑格尔,在意志与情感的力量之外,他又获得了理性的反思能力。到20世纪90年代,顾准思想的启发和对黑格尔的反思,王元化的理性观和研究方法论,经历了一场从唯理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其中也与他对中国思想中宋学的反思与回归清学传统有关。而促成这场理性大转变的,除了外在的历史因素之外,正是王元化终身信奉的人道主义信念。

   王元化先生的一生, 可以用"反思"来形容, 他从革命的营垒中走来, 却在不断反思过去的自己, 反思时代的潮流。终其一生, 就是一个"反思的人生"。关于这一点, 包括我自己在内, 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在王元化诞辰百年之际, 我循着他的生命轨迹, 重读他留下的不同时期的文字, 想继续探究之前未曾触及的问题:他早年的思想底色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因素, 让一个16岁的少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不断反思的思想炼狱之中, 什么是他坚定不变的终极信仰?什么又是他晚年改变了的思想方法论?

   这些问题, 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人道主义思想底色


王元化是20世纪革命阵营中的知识分子, 他去世以后, 身上覆盖着锤头与镰刀的党旗。要理解他, 首先要置身于中国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大背景。

在中共创党到革命胜利的28年当中, 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加入党的队伍当中。其中最典范的, 是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五四后期的创党知识分子、大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和一二九运动前后的知识分子。创党的多是五四运动出身的启蒙知识分子, 而大革命前后一代知识分子, 多是破落的富家子弟, 而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 有许多则是官二代、富二代和学二代。本来, 这些子弟是不太有参与革命的动力的, 为什么到了1935年前后, 会放弃大好的学业和个人的前途, 走出书斋, 投身抗日运动呢?显然, 他们与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不同, 不是因为对个人前途的绝望或社会黑暗的不满, 而是对亡国危机的深刻忧虑。而王元化, 正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典范之一。

王元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英文的教授, 他小的时候就在充满书香气的清华园长大, 衣食无忧, 家里还每月为他存一笔款子, 希望家里唯一的男孩中学毕业以后, 可以到国外留学。然而, 日本侵略者兵临城下, 打破了平静的书桌。在中学读书的王元化在北平城里目睹过日本军队的耀武扬威, 他说:"我从小对日本人充满了深刻的仇恨。这也不是什么共产党给我们的宣传, 是我自己的童年, 我自己看见和经历的。"他16岁的时候, 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 晚年在回忆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 提到曾经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的家庭是一个浓郁的基督教家庭, 外祖父桂美鹏是湖北沙市圣公会第一任华人会长, 父亲王芳荃(字维周)是基督徒, 圣约翰大学毕业, 芝加哥大学硕士, 在清华等大学任教。但正是这样一位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教授, 却有比常人更强烈的爱国情怀。五卅惨案发生以后, 父亲愤怒地表示:"英帝国主义欺负我们, 我的孩子怎么还能受他们的教育?"他拉了一头毛驴, 冒着大雨将在香山的教会学校读书的女儿接回家, 走了整整一天。九一八事变以后, 全家绝对不用日货。王元化后来说:"我为什么会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正义的, 虽然他们并没有参加革命, 参加任何左派组织, 但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良心和独立思考来判断事物的。"

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从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走向革命道路, 但并非所有的爱国青年都会参加革命, 革命毕竟有被捕、流血和掉脑袋风险的。除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刺激之外, 还需要一些内在的精神气质推动, 来成就参与革命的决心, 这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的英雄主义和对社会底层弱者的同情与怜悯。

王元化从青年时代开始, 就具有了这两种气质。先看追求个人自由的英雄主义人格。在1930年代思想环境成长的王元化, 可以说属于"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 虽然与五四一代人有所不同, 但同样受到五四的精神熏陶。1938年他在谈到抗战文艺的新启蒙运动的时候, 将之理解为是"民主的爱国主义"和"反独断的自由主义", 爱国与自由代表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核心价值, 青年王元化投身革命的背后, 显然有他所理解的这两种五四精神的推动。五四是一个个性自由的时代。五四的自由精神, 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分别以知(识)、情(感)、意(志)表现出来, 知识上的个人自由以胡适为代表, 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 情感上的个人自由以周作人最为典型, 提倡的是自然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 而意志上的个人自由非鲁迅的"摩罗战士"莫属, 那是尼采式的反主流的超人。对于王元化来说, 胡适式的理性思考精神, 要到他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步呈现出来; 关于情感上的个人自由, 王元化并非周作人式的自然人性论, 而是俄国19世纪具有强烈怜悯精神的人道主义, 下面将详细论述。而早年的王元化, 继承五四自由精神最多的, 正是鲁迅式意志论的"摩罗"英雄人格。

鲁迅的个人主义, 有中西两个源头, 中国传统的脉络, 来自西晋的嵇康, 西学的源头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关。王元化在1939年写过一篇长文《鲁迅与尼采》, 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二者的不同。到他的晚年, 他对这篇曾经有过较大影响的文章, 不是太满意, "认为文章里的观点是有机械论的", "现在看来, 从阶级论来看两人, 并不妥当。鲁迅确实受了尼采的很大影响"。鲁迅是青年王元化最崇拜的反抗黑暗的英雄, 但若往上追溯精神源头, 的确不是德国的尼采, 而是另有其人:法国的罗曼·罗兰。

同样是一二九一代革命知识分子, 在英雄主义情结的背后, 其英雄的意象是有微妙差异的。以东北作家萧军为例, 他心目中的个人英雄多有杀富济贫、梁山好汉的豪杰气。李欧梵在研究萧军的时候, 敏锐地注意到萧军与郭沫若一样, 他们的家族成员都与"土匪"有关系, 两人的个性都注入了一种鲁莽大胆的个人英雄主义。萧军在《我的童年》一书中, 深情地回忆他童年生长的环境里浓烈的"豪杰气"和"英雄情结":家族和村庄里的大人们"鼓励着孩子们大胆, 鼓励着孩子们蔑视任何秩序和成规……他们总企盼自己底孩子'有出息', 成为一个非凡的轰天动地的能够高临万人的'英雄'!不管这英雄是怎样或如何得来的"。待萧军成年, 读了大量鲁迅、巴枯宁、拜伦、列宁等人的著作, 早年那种梁山好汉式的江湖英雄情结升华为追求绝对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英雄气概:"由没落的个人反抗的封建主义倾向, 转向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倾向, 俄国式虚无主义,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 列宁、史太林、孙中山"。

相比较而言, 书香门第出身的王元化, 他心目中的个人英雄, 就不会是萧军所羡慕的霸气十足的豪杰, 而是具有内在思想力量的精神巨人。罗曼·罗兰正是这样的文学英雄。茨威格在《罗曼·罗兰传》中说:"罗曼·罗兰以其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树起的精神丰碑, 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在唇枪舌剑中升华, 傲然屹立于世人面前。罗曼·罗兰的思想也已成为世人强大的精神源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之中, 鼓舞他们精神勇气、让他们如痴如醉入迷、引为人格楷模的, 多半不是融入伟大集体事业的无产阶级英雄, 而是像罗曼·罗兰那样的具有特立独行性格、孤身奋战的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特别是罗曼·罗兰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 深刻影响了两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 成为他们最喜欢的励志经典。王元化在1941年上海沦陷区第一次读到这本书, 几年以后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

我一早起来躲在阴暗的小楼里读着这本英雄的传记, 窗外可以看见低沉的灰色云块, 天气是寒冷的, 但是我忘记了手脚已经冻得麻木, 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清明的、温暖的世界, 我跟随克利斯朵夫去经历壮阔的战斗, 同他一起去翻越崎岖的、艰苦的人生的山脉, 我把他当做像普洛米修士从天上窃取了善良的火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间一样的神明。


   可以说, 不是别人, 正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伴随着王元化熬过艰难的沦陷区生活, 鼓舞他用笔和文字与敌人斗争。党的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与牺牲的危险, 但王元化心中有神明, 他也希望自己像克利斯朵夫那样从天上盗来真理的天火, 照亮黑暗的人间。1945年罗曼·罗兰逝世的消息传来, 王元化感觉失去了人生的精神导师, 但是, 克利斯朵夫还在!他深情地说:

   当你在真诚和虚伪之间动摇的时候, 当你对人生、对艺术的信仰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 当你四面碰壁、心灰意懒、预备向世俗的谎言妥协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克利斯朵夫, 他的影子在你的心里也就显得更光辉、更清楚、更生动……

   从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到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 这些思想丰富、反抗社会的个人主义英雄, 都是他心向往之的人格楷模, 他们与中国的精神巨人鲁迅重合在一起, 构成了青年时代王元化的英雄谱。他也期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格高尚、精神强大的英雄。这种英雄主义人格, 与他湖北人的"楚蛮"基因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他倔强高傲、桀骜不驯的性格, 后来他的同事兼朋友李子云说青年时期的王元化"很飙", 指的就是这种个性。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英雄人格, 与其说是政治性的, 不如说是道德性的, 心灵的纯洁、道德的崇高, 都成为了王元化那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个人境界。他曾经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说:"要有光, 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 必须有心的光明。"他后来在从事文学评论的时候, 多次引用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序言中的名言:"没有伟大的品格, 就没有伟大的人, 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对道德人格的强调, 超过对制度变革的重视, 几乎贯穿于王元化的一生, 这既来自欧洲的精神英雄主义, 也是儒家的道德哲学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外, 也有一个"莫姑娘"(道德)的主题, 即对新人格、新道德的向往。作为"后五四一代"的王元化, 身上也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 一直到他晚年, 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 便是道德节操的坚守。在他去世的两年前, 他在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典礼上说:

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 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wang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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