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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有春:情感与人类学关系的三个维度

更新时间:2019-06-29 11:48:18
作者: 张有春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情感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被纳入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情感人类学正式成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然而,情感之于人类学的意义,绝不限于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主题或了解文化的又一个切入点。作为一种具有认识潜力的方法,情感体验正在推动人类学方法论的反思与更新。而对于田野过程中人类学学者自身情感状态的呈现与反思,也成为深化人类学表述的实验民族志方向之一。这三种维度一道,构成了当今人类学与情感错综复杂的关系,极大地改变着人类学的知识图景。

   关 键 词:情感  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  观察参与  主观  emotion  rationalism  empiricism  obser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ubjectivity

  

   一、作为认识对象的情感

  

   作为一种身心体验与心理状态,人的情感及其表达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生理机制,具有自然的、跨文化普同的特点,因此被划归生理学或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人类学则有意无意地忽视情感,一直未将其作为研究主题或理论关注点。尽管如此,无论为保证研究的客观中立而刻意保持与研究对象的疏离状态,还是为了更好地移情理解而努力实现与他们认知与情感的交融,人类学学者在田野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感受到研究对象的情感,并在整体性民族志文本中呈现出来。

   现代田野民族志传统的开创者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在满足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在对宗教及巫术的研究中,马氏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心理学观点,强调宗教如何满足个人对一个稳定的、可理解的世界在认知与情感上的需要,并使之在面对疾病、危险、变故等偶发事件时产生的恐惧、悲痛等负面情感得以舒缓与化解。①而在《神圣的性生活》中,他论及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因死亡引起的悲痛,因不忠与通奸引起的愤怒与报复,因触犯禁忌而引起的恐惧与羞辱,因丑陋、年老和疾病引起的厌恶,因性关系引起的嫉妒等各种情感。②

   现实主义取向使情感在马氏及其追随者的民族志中随处可见,然而由于他们视情感为心理范畴,因此又回避对情感的专门研究。在记述其所称的家庭感情时,弗斯特意指出:“《我们,提科皮亚人》中使用的‘情感’一词并不指涉心理学现实,而是一个文化现实;它描述一类可以被观察的行为,而非一种推测出来的心理状态。”③在较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弗斯倒是直接探讨了情感议题,但是其分析陷入了理性与情感、语言与非语言行为、合理与不合理等二元对立的困境之中,没有呈现出太多关于提科皮亚人情感的内容。④总体而言,由于难以捕捉,情感被功能论者排除在研究主题、方法与范围之外。

   “集体情感”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情感是一种社会事实,来源于集体并在社会场景中得到表达。也只有在社会整体中,人们的表现、情绪、倾向才是确定的。“集体情感”对个人具有强制力,它迫使个体情感服从社会的要求。与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仪式之于个体心理的功能不同,涂尔干将宗教视为社会的投射,其目的在于表达一种“集体情感”,以增强群体的团结与凝聚力。由此,“集体情感”与道德体系之间的关系,贯穿于涂尔干的整个学术生涯。

   沿着涂尔干的路径,拉德克里夫—布朗提出个体心理与社会事实无关,后者才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关注点。初民社会的每一种风俗与信仰,都是维系传统社会存在的情感设置,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没有仪式,“集体情感”就不存在;而没有“集体情感”,社会也就荡然无存。⑤布朗避而不谈自然发生的情感,而是去研究他们所谓的社会情绪(social sentiments),即一种文化上合乎规范的性情,适于儿子或女儿、对手、同盟者及酋长等不同角色。

   受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与二元论思想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既不关注研究对象的知识与认知,更不关注他们的情感。在他看来,心理冲动与情感,要么是肉体力量的表现,要么是精神衰弱的结果,但绝不是原因,因此无法解释任何事情。⑥加之依赖神话等文本而非田野资料进行理论建构,列维—斯特劳斯将情感远远抛诸脑后,其理论建构也丧失了人性的意味。

   现代美国人类学以文化为核心概念,关注作为历史产物的文化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Ethos)与国民性(Personality)的塑造作用。在《文化模式》中,本尼迪克特呈现了普韦布洛人、多布人等4个族群在文化濡化过程中养成的迥异的性格特点,并描绘了他们在不同情境中所进行的情感表达。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则展示了一个没有焦虑、冲突、竞争,也不存在犯罪的社会,她把这归于萨摩亚人宽松的儿童教养方式,即文化。

   贝特森的《纳文——围绕一个新几内亚部落的一项仪式所展开的民族志实验》是综合英国的结构功能与美国的文化路径的一次尝试。他认为,结构主义者用分析性的概念描述文化,勾画社会结构运行的框架,但他们很少涉及诸如情感等无法用概念表达的事项。而如果不将结构与带有情感色彩的精神气质的运作联系起来,这种研究是不完整的,因为情感在文化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贝特森分析了雅特穆尔人的特定仪式行为,并试图将其与雅特穆尔文化的结构与实际运作以及他们的精神气质联系起来。⑦

   在随后的分析中,贝特森将目光投向模式化的行为与情感,并试图说服读者,它们支配着雅特穆尔人的生活,然而其间的一些情感并没有得到系统阐释。比如在一次葬礼上,贝特森困惑于一些男人三心二意的啜泣,以及他们将这一特殊时刻变为两个半偶族间竞争性自夸场合的做法。通过自夸,他们从一种尴尬的情境中摆脱出来。“之所以尴尬,是因为葬礼要求对失去某人做出庄重表达,而这是他们的骄傲所无法容忍的。”⑧民族的精神气质似乎战胜了葬礼的原初情感,但雅特穆尔人的矛盾心态却并未得到揭示。这些情感是如何被体验的?它们导致了怎样的生活?葬礼上的庄重情感又如何转化为“男性气质的骄傲”?当人类学学者关注“文化规范下的行为”时,上述问题却被忽视了。

   纵观早期情感研究的两种理论视角,“集体情感”与精神气质分别从社会与文化切入人的情感维度。前者论证个体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内在转换机制,后者则阐述文化是个人性情及人格形成的根本原因。两者对人类学的情感研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其社会/文化决定论倾向与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引起了后来者的不满,最终导致情感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出现。

   20世纪70年代,情感人类学(emotional anthropology)正式成为人类学的分支之一。从事情感研究的学者,不仅关注情绪在人类文化构成中扮演的角色,而且热衷于讨论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因素之一的情绪与文化、社会、心理及生理间究竟存有何种关系。最初,学界的情绪研究基本沿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路展开。一种立场将情绪视为一种具有自然的、跨文化普同的、本质的生理机制;另一种立场则认为,情绪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情绪表达。只有放置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情绪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与解读。⑨

   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文化建构主义重新界定了情感研究的重心,情感与文化、情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得到强调。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情感被认为是文化的产物,自社会生活的实践中衍生出来。情感不仅是身体感觉到的自然状态,更受到由社会经验所定义为情感事件的过程所形塑。发展到90年代,将情感视为文化表达的研究范式得到修正,情感人类学开始关注个体情感、身体体验,以及研究者自身的情感体验与经历等议题。人类学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情感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且兼具生物与文化双重属性,是体现人类学整体论视角的恰当主题。不仅如此,情感研究还可以引入心理学、认知科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优势,以取得更具广度与深度的跨学科学术成果。

   直到进入21世纪,情感研究逐渐被纳入中国人类学学者的研究视野。在总结与介绍西方情感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同时,⑩一些经验性研究也陆续展开,并取得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包括张慧的“羡慕嫉妒恨”研究、(11)宋红娟的“乞巧”研究,(12)等等。

  

   二、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的情感体验

  

   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这始终是传统哲学最为基本与核心的问题。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东西方古典思想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或超验或形而上的概括。如世界源于上帝的创造,源于道,源于风、火等物质,不一而足。到了17世纪,欧洲哲学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哲学家从对世界本源的关注,转向了如何才能正确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试图回答“人们怎样才能获得知识”与“怎样获得的知识是有效的”这两个关键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转向”。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哲学形成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大传统,为现代科学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经验主义认为,知识与观念来源于经验,倡导经验归纳法,强调观察与实验法重于一切。经验派鼻祖弗兰西斯·培根认为,认知始于对外物的感官知觉,他要求把经验/实验能力与理性能力结合起来,在收集感官材料的基础上,对之进行理性加工,将感觉材料与特殊事例上升为普遍公理,以达成对事物的内在结构与规律的认识。(13)所谓的经验主要指视觉经验,即“眼见为实”。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培根、霍布斯、洛克等都来自英国,因此也称为英国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主要回答“怎样获得的知识是有效的”这一问题,其创始人笛卡尔否定感官经验的有效性,而强调理性思维的可靠性。他认为,头脑所能够清楚明白认识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人类心中有所谓简单自明的“天赋观念”与“天赋原则”,它们是获得可靠知识的前提与基础。以几何学为蓝本,笛卡尔将数学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提炼升华为其哲学的根本方法——理性演绎法,认为只要按照一定的逻辑次序,就可以逐渐上升为对复杂现象的认识,获得可靠的科学知识。(14)理性主义传统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及莱布尼茨等为代表。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建立在身/心二分的二元论世界观上。他断言,现实世界存在两种实体:精神实体(心)与物质实体(身);精神实体的本质属性是思想,而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是广延性(占空间性)。精神实体产生“条理清晰而确定无误的思想”,而与身体这一物质实体相关的欲望、直觉、情感等,它们无法提供确切的知识。因此,思想才是唯一的认识形式。(15)

   理性主义者反对神学先验论与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大胆尝试全新的认识方法,给当时所有的新思想以激励。其哲学系统描绘了一个单纯通过理性就可以认识的宇宙,这种自信基调唤醒了欧洲思想界,使17世纪成为理性时代,并引领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之后欧洲思想界对科学理性长达二三百年的信仰。(16)然而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试图以单一逻辑解释一切事物,拒绝将直觉、想象、情感等感官体验作为获得知识的基础与认识来源,杜绝研究方法上的其他可能性,造成了情感与主观性长期受排斥的不良后果。

自形成以来,理性主义传统实际就陆续受到一些思想家的批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为了有效地探明自然,人必须调动一切认识力量,包括情感力量与精神力量,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自然的深刻性不仅需要人们用理性去把握,更需要用情感去体验。歌德认为,理性主义所倚重的数学思维固然有其认识价值,但并非所有事物都需由它证明。有时,人的感官知觉可以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具有比理性更强的认识能力。(17)比如,人们可以用数字说明一个新娘得到的彩礼是否丰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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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思想战线 201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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