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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建:价值困境、核心价值与宪法价值共识——宪法回应价值困境的一个视角

更新时间:2015-05-11 22:22:13
作者: 秦小建  

  
  内容提要:当代社会价值困境,是个体价值渐次遮蔽社会核心价值,最终陷入社会价值共识虚无的状态;而在转型中国,各种非理性价值或价值异化掺杂其中,价值困境更为深刻。作为回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却因独白式的传播方式而陷入认同困境。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顺应社会核心价值之内在属性,应以宪法作为其规范载体;而宪法对社会核心价值之确认,构成宪法权威之理据,并可将形式意义的“话语共识”升华为实质性的宪法价值共识。虽然现行宪法业已在文本上全面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仍存结构局限,有鉴于此,应采取妥适路径,实现宪法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多元价值/价值困境/核心价值/宪法价值共识
  标题注释: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4YJC820039):“社会道德困境的宪法回应与宪法实施问题研究”。

  
  一、问题与思路
  社会转型深刻地表现为价值转型。当下中国所陷入的改革瓶颈,本质是泥足深陷的价值困境之表征——传统宗法价值、意识形态价值在改革开放催生的个体主义价值的冲击下,日益碎片化,而个体主义价值却不足以为国人提供新的价值指引,转型中国无奈陷入核心价值交接真空,各种非理性价值或价值异化乘虚而入,价值关系呈现“非理性多元”之无序局面。
  本应作为价值困境之应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却因偏重于意识形态的教化与主流精英的言传身教,而在当下社会结构分化、不信任蔓延的语境下,日益感受不适,进而陷入“认同困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无法达致预期效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与民众生活渐行渐远,甚至令民众滋生虚假感和抵触情绪。究其缘由,这一独自式的传播路径,依旧沿袭传统价值一元论依附于权力的自上而下式灌输模式,已无从适应个体价值日趋上扬的所谓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图景。此情此景下,探究一种因应于此的新型传播路径,是走出认同困境之必要之举。
  当代中国国家基本治理方略选择了依法治国,在此语境下,依靠作为“话语共识”并具有根本法意蕴的宪法来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符合现代国家的法治运作逻辑,亦可顺应社会核心价值之内在属性要求,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话语转变为可资实施的宪法话语和法治话语,由此有效克服传统宣传模式的空洞化倾向,并使其具备作为社会共识之基础,因而成为适宜选择。
  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现行宪法文本的梳理,可以发现,现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存在高度契合,这也构成中国宪法区别于西方宪法的特色所在。然而,在理论研究上,对此却缺少必要的理论关怀,相关条文仅被视为无效力的宣示性条款,甚至被斥为有损宪法规范性和严肃性的多余规定。由此所致,中国的宪法实施难以找到合适的精神文明建设路径,所谓的“宪法共识”,也仅仅是一种缺少价值支撑的“形式共识”。
  事实上,宪法只有以社会核心价值为内核,才可表征宪法与转型社会发展的相互适应性(这正是宪法确证正当性的方式之一),进而将“形式共识”升华为实质性的宪法价值共识,从而有助于发挥宪法在应对价值困境中的核心作用,亦可藉此发扬和深化中国宪法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的特色。据此而论,必须正视宪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在关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入宪和宪法价值体系的相应结构调整,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换为宪法的实质性价值共识,由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宪法实施的双向互动。

  
  二、多元价值困境及中国呈现
  现代社会高度尊崇个体主义,个体依其自主行为,得享精神自由,并相应形成各自均具规定性的诸多个体价值观念。如罗尔斯所言,民主社会“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即各种完备性学说的并存,并非一种很快就要消失的历史状态,而是现代民主社会永久性的特征。[1]37这一特征,不唯是相对古典一元论更为多样化的价值状态的描述,更蕴含着现代社会对于个体价值宽容而无偏倚的中立立场。这是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在价值领域之彰显,同时亦是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内在构成。
  作为与古典传统相断裂的现代性之标志,价值多元意义重大:它尊重个体的选择自由,彰显了价值观平等的道德意蕴;它打破了古典道德权威独裁,强调权力独立于道德判断,有效克制专制再生;它提供了个体价值实现的多种路径,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全方位发展的动力机制;它克服了价值一元论下的僵化倾向,成为社会进步的活力源泉。
  然而,在一元价值统领下的古典秩序被打碎之后,现代社会自由而平等的竞争,势必导致各种平等价值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则因现代社会价值中立的立场而趋于激烈①。这被韦伯称为“祛魅”后的现代社会所必然遭遇的“诸神之战”困境(诸价值领域不可消解的对立冲突)。[2]41这一困境,业已构成当代最为深刻的社会危机,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多元价值虽为现代人提供了多种价值选择方案,但因失去了统一的价值评判依据,实则将现代人置于价值选择迷茫之中,“价值选择两难困境”凸显。现代社会将道德判断交由个体,这就意味着个体必须承担道德选择失败的责任。个人理性虽可发现某些非理性价值的偏差,在理性价值多元并存的情景下,理性人的理性仍然无法帮助他们加以审慎地选择——当现代人失去古典一元价值的皈依之后,价值选择就失去一致的正当标准,任何一种选择都面临着被他种价值拒斥或谴责的道德风险,换言之,无论怎么选择都注定会做错事情,而且他对一个或另一个选择的内疚似乎不可避免,陷于价值困境中的个人似乎无法找到正确行动的出路②。
  第二,现代社会价值多元的核心特征,是多元价值之间的不可公度性③。正是这一特征,使各种价值失去交流和对话的平台。然而,“无论作为统治者还是公民同胞,人类之倾向于把自己的意见和意向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别人,是有着人类本性中难免带有的某些最好的和某些最坏的情绪的如此有力的支持,以致从来几乎无法加以约束,除非缺乏权力”。[3]16当对话平台丧失之后,争论各方各执一词,歧义纷呈,以致陷入无休争论之中④。各种不可公度的价值之间,不仅相互责难,更力图在政治体制和社会舆论方面争取主导地位,于是纷纷诉诸作为现代社会唯一不受质疑的“权利”观念,以寻求最大化的正当性支撑。由于权利话语的广泛包容性,各种价值冲突虽得以滞缓,但久而久之,本已所剩不多的“权利”共识必将降格为各派利益的浅薄说辞,进而危及到社会秩序的共识基础。更为严重的是,有限的社会资源分配无法调和无限的各种价值诉求,现代社会既无法消弭价值冲突,还将直面冲突加剧,从而身处“恶性循环”之中。
  第三,多元价值无序竞争所致的“恶性循环”局面,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将现代社会推入“社会共识虚无”的深渊。现代国家在对待各种价值冲突时秉承“价值中立”的态度,严禁国家权力介入价值判断,以防止对某种价值造成伤害。“价值中立”看似公正无偏,实则回避现代国家应当担负的价值引领使命。这一回避态度,一方面将道德自律交由个人(这是康德主义的基本立场),放纵了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导致人与人间的冲突日益频繁;另一方面则无视现代“价值选择两难”的迷茫,鼓励了价值相对化,从而导致现代价值危机日甚。权力的价值中立立场,迫使价值之间寻找各种妥协折中交易,由此降格价值理性,整个社会渐渐走向价值虚无。
  上述困境,实则彰显了现代社会价值多元之悖论:多元价值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亦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可公度的多元价值间的无序竞争,却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危机所在。解决这一危机,势必涉及为多元价值排序,但这却动摇了自由主义之根基。现代社会在多元价值面前,徘徊失措,左右为难。一言以蔽之,现代社会既仰赖于多元价值,又不得不直面多元价值之滋扰,面对这一悖论,作为其根基的自由主义理念又束手无策。这可谓是自由主义深刻的内在矛盾所在。
  就中国而言,自由主义非中国主流观念。按此逻辑,当代中国似可不受价值多元悖论之困扰。实则不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价值多元图景,其复杂程度远甚于西方,所面临之悖论亦更为深刻。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以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为导引的价值转型,具体而言,是现代个体主义价值不断生长的历史过程。就现实价值关系而言,暂且不论传统宗法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之于转型中国的实际影响,单就市场经济所催生的个体主义价值(可以“权利”为参考)而言,显未臻至成熟,而于当下呈现出某种为个体私益张目的极端趋向,诸如缠讼、缠访、无理上访之类的“权利爆炸”现象业已初露端倪,与之相应的利益至上、责任推诿、诚信缺失等道德衰退行为,却经常获得来自缺乏规范内涵的“权利”的合法性论证⑤。
  在社会系统的维度下,市场经济的效率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系统的民主价值和文化系统的人格尊严价值的价值坐标。这一情形,与改革开放优先发展经济的战略有关。这一战略虽造就了一系列改革奇迹,但却因政治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滞后,而无法形成理想的三大系统核心价值的耦合关系,致使转型中国的价值虽“多元”但“偏斜”。不仅如此,经济单维高速发展所致的社会高度分化,日渐形成对政治价值建设和文化价值实现的内在阻力,社会三大系统的核心价值处于结构性的断裂之中。这构成当代中国价值建设的体制性困境。
  进入深化期的社会转型,改革成效显现的滞缓性和人民日趋高涨的诉求之间形成了高度的紧张关系。为缓解这一紧张,加之既有政绩考核体制的内在驱动,各种激进式改革和短期式改革层出不穷。这不但扰乱了改革的整体筹划,甚至还因此消弭了人民的改革共识和集体认同,改革的动力资源不断流失。在缺乏共识和认同的社会中,人们开始失去“向心力”,极易走向极端的个体认同,从而陷入各种唯己主义所致的道德困境之中。


  三、回应价值困境的自由主义线索
  在西方学术体系之内,多元价值被视为“定在”而构成毋庸置疑的理论前提。在此前提下,多元价值如何并存,串联起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线索。在理论脉络上,大致形成了以“重叠共识”论(罗尔斯)、“公共领域”论(哈贝马斯)、“协商民主”论(蒂利)等为代表的学说。尽管各自脉络并不一致,且互有诘辩,但其共通之处在于:以理性为基础,尝试提炼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从而为人的行为提供中立的道德论证,以此构成社会整合之道。诸种线索普遍遵循价值中立立场,在强调尊重个体价值的基础上,试图通过一种情景建构、机制塑造来实现从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升华。思想家们大多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中那种“市场”会出现——在此处,会形成一种“价值市场”,同时,在这一市场之中,通过“无形之手”,多元价值会逐渐融合,部分达成合意或是进行一种其他状态,这种结果使得多元价值的弊端被规避。权力需要做的,即是保障这种价值市场完全在一种市场本身的逻辑之下实现和运行,不受到其他外力干预。
  然而,人的不完满存在和有限的社会资源是基本规律,这就意味着各种冲突是现实常态,理性虽可帮助人自我完善,但始终无力改变这一现实。概言之,上述指向普遍理性的主张,却无视人的心性的丰富情境,“实质上是将具有丰富的道德主体内涵的道德问题化约为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制度性规范的建构问题,竭力排斥那种对包含在伦理学中的各种伟大而深刻的东西的感情”。[4]这一困难意味着上述主张的现实操作性的匮乏。社会生活的一元标准难免无法顾及多样性的事实,而上述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追求,无疑掩盖了公共理性出现时的真实情景。况且,在自由主义的视野中,权力的价值中立立场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作为公共理性的最佳推手的政府,这就加剧了达成公共理性的现实难度。
  上述主张的另一困难在于,它无力对抗强大的价值个体化倾向。受限于个体价值的绝对支配地位,上述主张颇为矛盾:一方面,如社群主义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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