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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新: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

更新时间:2005-09-18 20:08:27
作者: 张建新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从霸权稳定转向制度稳定,主要表现为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日益多元化。由于霸权衰落,国际公共物品的霸权供给相对不足,而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供给却相应增加。冷战后国际公共物品的三层次供给,即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可以确保国际体系的持续安全与稳定,这个事实动摇了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命题。

  【关键词】 霸权稳定;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全球主义;地区主义

  

  一般认为,战后西方国际体系是一个以美国力量为中心的霸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于霸主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从而成功地维持了国际体系稳定。冷战结束后,由于在对外政策上“敌我”关系模糊化,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逐步丧失了绝对优势,霸主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行动能力已明显降低,导致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相对不足。

  国际体系并未因霸权衰落而动摇或崩溃,其原因在于国际公共物品供给出现了多元化趋势。随着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并行发展,国际公共物品的霸权供给虽有所减少,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供给却相应增加了。随着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国际体系稳定不再主要依赖于霸权而是主要依赖于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一个更加安全和稳定的国际体系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一 国际公共物品的霸权供给

  

  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国际体系稳定有赖于霸权国家提供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即稳定的货币体系、自由的贸易体系、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多数国家不愿意为国际公共物品支付成本,因此,“搭便车”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只有霸权国家有能力和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因此霸权是国际体系的稳定者。

  任何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被其他国家“尊”为世界霸主,“它就成了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1]实际上,维持国际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之稳定,已经被视为霸权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职能之一。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任何微妙变化比其他国家要敏感得多。一方面,上升国家由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导致国家实力的增强,要求分享更多的国际政治权力,从而造成既定的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的急剧变动,威胁着霸权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国内经济不振影响了霸权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志,甚至有可能直接导致霸权衰落。因此,霸权国家把国内经济增长看做是扶持霸权的力量源泉,霸权体系和经济增长是美国政策孜孜以求的双重使命,二者互为表里,彼此呼应。这种互动关系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和突出。以二战后美国贸易政策为例,在美国霸权巅峰时期(1945~1967年) ,美国在全球拥有无可匹敌的经济、军事实力,这时贸易政策完全服从于外交政策需要,也就是服从于霸权体系的需要。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日渐式微,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刺激经济增长,这时贸易政策被置于外交政策的首位,在很大程度上,外交政策甚至演变成为一种为贸易活动扫除障碍的特殊政策工具之一。这说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恰恰体现了一种追求权力与追求财富的交互运动。对这个交互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的理解,要求我们把体系与单元、市场与国家、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求我们从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加以分析和阐述。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的,“求富与求强是以一种动态的、相得益彰的方式相互作用。这种‘交错’只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理解”。[2] 正因为这样,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霸权稳定论一度被尊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学说。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最早论证了霸权和国际经济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之所以波及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盖因当时英国霸权已经衰落而美国处于上升时期,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履行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五大职能,从而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的急剧动荡。[3]

  金德尔伯格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国际体系必须有一个稳定者,并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这个稳定者就是霸权国家,其功能就是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安全等,保证国际经济体系持续和稳定的发展,防止出现全球性经济动荡和金融混乱。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最初只限于经济领域,后来通过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Krasner)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 i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国际关系学者延伸到国际安全和军事领域,逐渐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把霸权和国际体系中的合作联系起来,在理论和历史经验上寻求霸权和国际合作之间的相关性,正是这些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只有在霸权统治下的国际体系才是稳定的,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或混乱。他认为,“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4]

  一般认为, 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美国霸权的巅峰时期是在1945至1967年期间,这期间美国以西方世界霸主自居,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国际公共物品。出于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政治需要,美国确实容忍了西欧和日本长期的“搭便车”行为。“贸易自由化是美国针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5] 在军事领域,美国组建了北约集团,向西欧盟国提供安全和“核保护伞”。在这个阶段,吉尔平所说的自由市场体系的3个前提似乎都具备了,即霸权、自由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6]可以说,在冷战时期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地缘政治问题。因此贸易总是排在议事日程的末尾,尽管美国商业部门经常表示抗议,美国国务院却一如既往地利用贸易政策来达成外交政策目标,即坚定地把贸易伙伴团结在自由世界阵营。[7]

  自1967年以来美国霸权从巅峰上跌落,开始进入所谓霸权衰落期,霸权治理出现了严重危机。霸权衰落存在着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表现为霸权力量明显衰落,经济增长乏力,国际竞争优势全面丧失,海外干涉战争连遭失败。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和奥托曼帝国(Ottoman Empire)最终都成为国内衰落的牺牲品。[8]第二种情况表现为外部力量的变化,虽然霸权国经济并没有明显衰退,但体系中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工业生产更有效率和竞争力,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日益赶超霸权国,导致体系中的霸权相对衰落。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衰落可能是两种情形综合作用的结果。“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可能来自那些正在发展中的外部社会, 它也会来自于‘熵’—一种霸权资源衰竭的自然趋势。” [9]特别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家和学界精英都对美国霸权衰落深感忧虑,在贸易政策上表现为美国不再愿意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和对“搭便车”现象加以容忍。日本“经济奇迹”和德国迅速崛起导致美国绝对优势丧失,“美国就像一个在其他孩子患流感时在街上称王称霸的男孩一样,当其他国家的经济恢复健康时,美国的优势就势必逐渐消失”。[10]霸权治理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霸主国对搭便车者感到不耐烦和失望,此外,“它的经济伙伴从自由贸易中比它获益更多,也使它灰心丧气。更有效,更富生机,也更有竞争力的其他国家经济已经崛起,削弱了霸主国的国际地位,减少了它赖以支付全球霸权费用的经济盈余”。[11]

  正如霸权稳定论者所指出的,霸权周期变化和国际体系治乱兴衰规律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成本。霸权国家之所以愿意承担稳定国际体系的责任,是因为“保持现状、自由贸易、外国投资和一个功能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给霸权国所带来的收益高于相应的成本。然而,经济成本问题最终的演化趋势是维护霸权体系的边际成本递增而边际收益递减。吉尔平论证了霸权衰落时霸主可能做出的政策反应,他认为面对国际体系的失衡和新兴国家的挑战,霸权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力图通过改变政策来恢复国际体系的平衡,为此,霸权国家有两条可行路线:一是增加资源,即霸权国家能够寻求增加用于保持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所需的资源;二是减少成本,即霸权国家能够减少它现在承担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成本,使得它的国际地位最终不至于受到危害。[12]

  从历史经验来看,吉尔平的判断似乎是经得起推敲的。从里根到克林顿,美国连续几届政府给霸权衰落开出的药方都是尽量减少成本,因为这期间美国实际上处于霸权峰谷之间的成本节省阶段。节省霸权成本的重要举措自然少不了减少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包括减少国际公共物品的全球供给量。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以美国力量为标志的霸权体系陷入了另一个困境,美国作为霸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国内消费和为保护霸权体系所付出的防务支出,比国民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增长更快。也就是说,由于西欧和日本长时期在安全领域“搭便车”,在贸易领域实行非对称互惠贸易和非对称开放政策,导致霸权国因开放自由的市场而蒙受经济损失,它付出了远远超过它应当承担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减少了自由贸易的霸权供给,并且从非歧视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上退缩。实际上,克林顿政府更愿意利用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因此霸权体系的使命已不再是理论家所说的那样,霸权国凭借其经济剩余,做出自我牺牲,为国际体系提供国际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而是把残存的霸权体系当做一种资源,为挽救衰落中的霸权服务。20世纪90年代,美国越来越露骨地把接受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作为它提供对外援助和贷款的先决条件,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成了促进或维护本国实力、遏制或削弱他国实力、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美国从慷慨的霸主变成了掠夺的霸主。” [13]

  

  二 全球主义:国际公共物品的集体供给

  

  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提出了一种国际机制理论,回答了霸权稳定论者讳莫如深的霸权后合作问题。[14]

  贸易领域的国际机制本身也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因此考察国际机制的形成必然会牵涉到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在霸权体系中,霸权国独自提供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在战后20年里美国给予盟国无条件互惠待遇和非歧视待遇,并容忍日本和西欧对美国产品实行歧视政策。关贸总协定(GATT)前几轮多边贸易谈判都是在美国霸权主导下进行的。按理说,贸易机制的变化应该与霸权体系权力资源的变更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霸权衰落,国际贸易机制应该日益恶化。事实上, 1986 年发动的乌拉圭回合取得了很大成功,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和运转,自由贸易的全球供给增加了。比起霸权供给模式,霸权衰落后建立的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更具合法性和稳定性。我们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乌拉圭回合的特殊意义在于,它集合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国家)决心继续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普遍意志,如果说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称之为“自由贸易”的国际公共物品,那么这个供给者既不是衰落中的霸主(虽然衰落中的霸主仍然发挥着很大作用) ,也不是体系中的上升国家(德国和日本) ,而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协定的全体缔约方。换言之,乌拉圭回合发展了一种新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即全球主义的供给模式。这里所说的全球主义是指超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使世界在某种全球机制的管理下成为一个整体。近年来随着以计算机和信息为核心的现代通信技术的快速升级,生产、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日益扩展和深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全面展开,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迅速发展,全球主义已经成为人们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主流范式和认识框架。乌拉圭回合及其成果正是全球主义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集中体现。在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乌拉圭回合开创了全球集体供给公共物品的先例。

  在冷战初期的霸权体系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在GATT中长期充当免费搭车者,授权条款允许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但不必做出对等减让,无须和发达国家一样减让关税。发展中国家可以使用数量限制以帮助解决收支平衡问题(BOP) ,“而发展中国家却经常使用,甚至算得上滥用针对它们的BOP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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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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