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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新:大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2-03-20 22:29:25
作者: 张建新  

  

  世界体系论的两派都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16世纪,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欧洲无疑是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中心,但他对东方各国是否曾在历史上领先于西方语焉不详。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对沃勒斯坦的500年世界体系论提出了质疑,指出在欧洲霸权之前,存在一个“13世纪世界体系”,这对于“理解欧洲霸权的起源是很必要的。”④卢格霍德论证了“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的重要观点,认为沃勒斯坦只关注1450年之后“西方的兴起”,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⑤正是以东方为中心的现存体系的衰落为欧洲的征服提供了便利。弗兰克对卢格霍德的观点大加赞赏,并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和《白银资本》两本书中加以发挥,对沃勒斯坦付之阙如的古代世界体系进行了详尽论证。

  首先,在世界体系中,中国在等级化劳动分工中实际上处于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状态。世界体系自形成以来,尽管经历了几次大国崛起和霸权战争的洗礼,但世界体系结构中等级化的劳动分工仍保持不变。“中心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高水平的机械化和最密集的资本,从而生产出最先进的商品。边缘的情况与中心基本相反,其经济活动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趋向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主要集中于原料和农产品。半边缘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其经济活动既有中心式特征,又有典型的边缘式特征,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都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⑩就分工而言,中国在世界体系三个结构地带中的地位并不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生产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并且主要通过国际贸易而不是对外投资参与世界市场的分配。现在中国正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兼备的阶段迈进,参与世界市场分配的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初显从贸易走向投资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被全球化”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也处于“被分工”的地位,这就从根本上暴露了中国处于一个“半边缘国家”的境地。当然,在西方衰落的大背景下,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巨大潜力已日益突显出来。

  其次,崛起的中国不仅继续处于依附性积累阶段,而且仍然受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体系的剥削。在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三个地带,资本积累以不同速率进行,中心地带实行自主性积累,资本积累率高,边缘地带是依附性积累,资本积累率很低。产生这种结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心地区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边缘地区;二是中心地区以工业生产为主,在商品生产链上居于高端地位,边缘和半边缘以原料和农产品为主,大部分生产活动不过是为满足中心地区的需求。这是世界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特点,“从最主要方面来看,它是社会劳动组合的一种作用,这种组合使这个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剥削其他一些集团的劳动,即获取较大份额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扩大并合法化。”(11)三是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之所以能持续运转,正是依赖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由于边缘地区工人的工资低于中心地区工人的工资,边缘地区以低工资产品交换中心地区的高工资产品,就构成了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不平等交换使经济剩余从边缘持续地向中心转移,它增强了中心地区的竞争优势,并确保了体系结构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中国虽然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顺差本身掩盖不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不平等交换剥削的事实。以中美贸易为例,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696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2964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268亿美元之巨。(12)事实上,中国是以低工资产品交换美国的高工资产品,美国对华出口额低,但利润率却很高,中国对美出口总值大,但利润率却很低。况且,从理论上说,美国工业制成品和高端产品(如波音飞机)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口(如牛仔裤)和原料等缺乏需求弹性,贸易利益的分配也是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体系的绝妙之处在于它掩盖了不平等交换的方式”(13)。

  在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崛起和“金砖四国”的语境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忽视或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虽然经历了长达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中国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依附性积累的基本模式。中国对西方中心国家的知识依附、技术依附、文化依附和积累依附依然没有彻底改观。据此而言,不但在现在而且至少在将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都不能称之为“中心国家”。同样,按照这个标准,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处于对当代发达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崛起的基础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从世界体系结构的积累模式来看,相比政治和文化而言,中国的经济反而是比较脆弱的。崛起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人均GDP却只有4283美元,位列世界第95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难度越来越大。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卡霍(TimothyKehoe)和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尔(KimRuhl)的研究,迄今为止只有韩国和新加坡成功地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其他追赶国家大都困在所谓的“墨西哥式第二阶段”。卡霍和鲁尔警告,“若不继续改革,中国的增长可能会大幅减速,从而可能困在一个比墨西哥还不如的位置。”(14)

  具体来说,三个结构地带的变化可能存在三种主要趋势:第一,中心国家可能变成半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变成边缘国家。第二,边缘地区的某些发展了竞争优势的国家迅速崛起,上升为半边缘国家,继而成为中心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后成为半边缘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中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新兴大国的兴起,不仅预示着中心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且正在改变中心地区国家实力的排序。这就是说,“核心和边缘并非固定的,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是彼此相连的,这种关系在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被不断重新调整,如以前的核心地区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可能成为边缘地区,而以前的边缘地区经过竞争而成为核心地区,这主要视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程度。”(16)第三,半边缘地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它又呈现一种核心过程。”(17)因此,半边缘国家存在着向上或向下运动的两种趋势,如果它们发展出更有效率的制度与产权,那么就上升为中心国家,如果竞争失败或经济长期衰退,就下降为边缘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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