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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

——论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

更新时间:2015-04-01 10:55:48
作者: 刘宁  

   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和柳宗元都标举“文以明道”,然而他们对“明道”方式的理解有显著差异。韩愈古文追求以不落陈俗、自我树立的独特精神艺术个性来发明儒道,其所标举的“陈言务去”,并非仅仅体现于语言的创新,而是反映了其古文创作“自树立,不因循”的基本旨趣。柳宗元的古文并不刻意追求自异于众的艺术个性,而是以兼容众长、归本大中的旨趣发明儒道。这种差异与二人“道”论的不同有直接关系,也为其古文创作带来极为不同的艺术风貌。目前,有关研究对韩柳古文的艺术差异多有分析①,对韩柳“道”论的分歧也多有探讨②,但能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着力分析韩柳古文明道方式之差异的研究,尚不多见③,本文就尝试对此作一些讨论。

   一、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

   对与众不同的鲜明精神艺术个性的追求,构成了韩愈古文写作的基本动力。他在《答刘正夫书》中指出:“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1] (P2051)在《答李翊书》中,他明确标举“惟陈言之务去”[1] (P1455),这并不仅仅表达了语言创新的要求,而是展示了追求精神与艺术个性的深刻用心。韩愈的“陈言务去”与追求戛戛独造,常被后人与他诗文的艰难险怪之风联系在一起,认为韩愈的用心,在避易就难。这个理解是不尽准确的。韩愈最根本的追求,在于不落庸常,不苟流俗,并非单纯好难尚怪。他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无难易,惟其是耳”[1] (P2050),认为作文当不拘难易,但要归本于其所当然,这个当然,就是“明道”,就是要表现一种足以发明古道的卓荦不群的精神个性。

   与韩愈不同的是,柳宗元的古文虽然也表现出鲜明的艺术创新,但在创作观念上,他并不像韩愈那样着力强调与众不同的个性。柳宗元认为,古文的写作,要出之于最明晰深刻的心灵,这个心灵是以兼容众长、力避众短、归本大中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深刻地阐明了这一观点:“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2] (P873)这里,柳宗元提出,在创作古文时,自己要努力克服心灵的各种短处,并使之兼具“奥”、“明”、“通”、“节”、“清”、“重”之众长,这样才能真正完成“明道”的任务。这样的心灵,正合于他所追求的“大中之道”。尽管在具体的创作中,柳宗元的古文有鲜明的个性,但在创作观念上,他并不以“独异”为尚,而是以“大中”为依归,这是他与韩愈的显著不同。

   韩愈所追求的精神艺术个性,并不是在排斥众长的狭隘境界中获得,他明确主张为文当闳中肆外,对于百家之作,积极地旁收博览,《进学解》中太学生论国子先生才学之语,正是韩愈的“夫子自道”:“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1] (P1910)只是,韩愈之学习百家,是以强调艺术个性为前提的,其目的是在深刻浸淫百家艺术个性之精髓的基础上,成一家之文。

   柳宗元同样主张兼容百家,但他更强调对百家之个性的协调与统一,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自述学习百家的经验,与韩愈有微妙的差异:“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榖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2] (P873)柳宗元以“本之”、“参之”论述自己学习前人之经验,流露出将众长协调于一身的博观方式,其中仍然蕴涵着统合众长,归于中道的旨趣。柳宗元议论文章著述之道,多次流露出类似的追求,例如,《杨评事文集后序》中,在他提出作者的最高境界,应当兼擅,而偏至则为逊色,所谓“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世,不能并肩而生也。”[2] (P579)在《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中,柳宗元谈到历代文章之优劣:“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2] (P577)这里,柳宗元认为汉代的文章以其文质兼备而代表了文章完美的中道,对于殷周之前的文章,他批评为“文简而野”,而对于韩愈来讲,《尚书》之文则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个性而受到肯定与关注,所谓“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1] (P1910)并无贬低之意。

   韩柳对待骈俪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差异,柳宗元明确否定专尚骈俪的风气,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2] (P873)但值得说明的是,柳宗元并不绝对反对骈俪辞藻,他所反对的是“专务辞藻”,这使文章陷于一偏,背离中道,因此就不能实现“明道”的目的。他批评魏晋之后的文章“荡而靡”[2] (P577),就是不得文章之“中”。与他不同的是,韩愈对专务骈俪与辞藻之“时文”的反感,则主要是因为这样的文字因循从俗,缺少深刻鲜明的个性,他在《答崔立之书》中说这样的文字是毫无个性面目的“俳优者之辞”[1] (P1262),并为自己不得不去做这样的文字而“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1] (P1262)。因此,韩柳二人都非简单排斥骈俪,韩愈在追求自我树立的文字中,吸取了骈俪的影响;而柳宗元则接受来自骈俪和其他多方面文风的影响,塑造其合于中道的新文风。这是韩柳文起八代之衰而又兼取八代之长的不同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柳宗元所追求的“大中之道”,是基于“大公之道”这一深刻的理想,因此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权谋机变,而是有着高绝的境界。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中唐啖、赵春秋学的接受方式中获得清晰的呈现。柳宗元深受啖、赵春秋学的影响,而他在《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中称赞啖赵之学“明章大中,发露公器,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3] (卷九),这主要是针对啖助之学说而发,啖助之学以“生人之意”为本,倡“变周”之说,而赵匡之学则以“从周”为本,坚明周礼之伦常纲纪,赵匡也提出《春秋》之义,乃是圣人“兴常典,著权变”,所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著权制也。故凡郊庙、丧纪、蒐狩、昏取,皆违礼则讥之;是兴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故曰:圣人当机发断,以定厥中,辨惑质疑,为后王法”[4] (P5)。他对“中道”的理解,也只是局限于“从宜”与“权变”这一层面,而啖助以“生人之意”和“大公之道”为本提倡中道,这样的中道,则被柳宗元称为“大中”④。可见,柳宗元所说的“大中”,立足于“大公”而境界高卓,因此柳文在立意高绝上与韩文颇多共性。这也是柳宗元能够深刻理解韩愈的地方,他肯定韩愈的恢奇,主要着眼其精神境界,但并不特别肯定其“自异于众”的方式,如对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非常欣赏其中所蕴涵的‘恢奇之志”,但他并不特别高扬其“奇特怪异”的笔法,而只是认为它是严肃庄重的明道之作的补充与调节而已。他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指出:“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太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樝梨、橘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2] (P570)其立论之据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可偏废。这仍然可以见出“中道”旨趣的渗透。

   当然,韩愈强调个性,也不是简单地人去我取的自异于众,而是发乎“明道”的志向。无论是韩文的“陈言务去”,还是柳文的“归本大中”,都基于高绝的境界,是在追求“明道”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方式,因此,要理解两者差异的成因,还要回到他们在“道”论上的分歧。

   二、从韩柳“道”论的差异看其古文明道方式的不同

   关于韩愈和柳宗元“道”论的差异,有关的研究已经有丰富而深入的探讨,但韩柳的“道”论是与其古文创作的追求密切相关的,以往一些从哲学史、思想史角度出发的讨论,往往不能充分联系韩柳古文创作的独特方式来思考其“道”论的独特内涵,本文就希望从这一角度,作出一些观察,具体地讲,本文希望回答的是,为什么韩愈会特别追求从深刻的个性化来明道,而柳宗元则求之于归本大中的方式?

   无论是韩愈,还是柳宗元,他们都以复兴儒道为己任,而实现这一目的,要依靠士人内在主体的道德自觉与智慧。这种主体的自觉与智慧,既包含了渊源于孟子心性儒学传统的“诚”,也包含了渊源于荀子政治儒学传统的“知”。一般哲学史认为,韩愈开启了心性儒学的复兴。的确,韩愈讨论性情,对周礼的纲常名教,已经有从心性出发加以理解的取向。但同时韩愈也很重视“知”,强调要效法和学习先王设立纲常名教的智慧。他强调学习,推尊师道,而他所称赞的贤人君子,都是兼有德性与才智,如在《感二鸟赋》中,他感叹被进贡的二鸟“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1] (P1220)。其中“道德智谋”正是他对贤人君子所设的标准。在《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中,他指出,太学生所长在“德与艺”[1] (P1270),这与他的君子标准也是一致的。韩愈所说的“智谋”,并不是单纯的谋略智术,而是将儒家人伦之道,应用于现实的“智慧”,他在诗文中多次表达了对这样的智慧的赞誉。

   柳宗元对“诚”与“知”的态度也很可注意。他称赞道德内守之士,如在《送崔群序》中称赞崔群“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气,近仁复礼,物议归厚,其有禀者欤?有雅厚直方之诚,以正其性,愨论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欤?是故日章之声,振于京师”[2] (P589)。柳宗元更加看重“知”的意义,他强调要通“理道”,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自谓“仆士人,颇识古今理道”[2] (P803),而其“理道”的核心,乃是“大中之道”,他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感慨道:“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覈,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2] (P822)他对大中之道作了深刻的探索,这正是其重知的最集中体现。

从本质上讲,韩柳的道论,都诉诸主体的道德与智慧,但在具体的路径上有明显的差异。牟宗三先生曾经指出,以《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既包括开启主体道德意识这种着眼主体的内容,也包含了着眼理、道这类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客观性内容,但这类客观性内容并非客体,“儒家主要的就是主体,客体是通过主体而收摄进来的,主体透射到客体而摄客归主”[5] (P76)。在先秦儒家的思想里,孔子的学说主要着眼于主体的开启,当然,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观点,孔子对“天”这样的范畴虽未加深论,但并非无见(insight),但其学说的重心,还是在开启主体方面。孔子提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6] (《述而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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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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