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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多元化走向

更新时间:2019-05-24 00:33:17
作者: 刘宁  

   在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和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学批评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普希金早就说过,“批评状况本身就说明了整个文学的教养程度”。足见重视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以至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乃是俄苏文学界的一贯传统。

   如今苏联解体快三年了,苏联文学及其批评已成为历史,但是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文学及其批评仍继续存在并发展着。人们关注着70多年来苏联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再评价,更关注着俄罗斯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现状和今后走向。然而,要判明俄罗斯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其走向,却非易事。这是因为整个俄罗斯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正处于一个急剧转轨的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社会思潮起伏不定,情况千变万化,往往难以预测。正如近年俄罗斯评论界经常谈论的,在1985年之后,俄罗斯社会生活中“一切都混乱了,但并未安排下来”,俄罗斯文化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出路何在,谁也说不清楚。

   这里我们不妨从近年来俄罗斯评论界关于这次文化危机的起因、性质和出路的论争出发,对俄罗基文学批评的现状和走向作一些探讨。

  

   一、文化的危机与批评的困惑

  

   近年来,在俄罗斯文化界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危机”。人们都承认,危机是普遍的、严重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文化领域显得更严重,更令人惊慌失措”。

   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宁斯基在一次讨论会上承认目前文化危机的严重性,但同时不无困惑地反问道:“难道这不正是我们在停滞年代所梦想的吗?”的确,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年代,人们曾寄希望于在“新思维”和“公开性”的旗号下,一旦取消“中央集权”的“强权政治”,实行所谓“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创作的绝对自由”,就会改变经济、文化上长期停滞、萧条的局面,带来“西方民主社会的全面繁荣。”但是,这种“改革”带来的却是政治动乱、经济崩溃和深重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早在80年代末,就有评论家提出“改革究竟给文学带来了什么”的问题,而答案并不乐观:改革的这些年“并不是当代文化的节日”,“形势急剧改变了,提出了一大堆难题,无数辛酸话语涌上喉头”,“看来伟大的文化只有在某种稳定的精神或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在某种深沉的积淀基础上才能形成”。(见《文学报》1989年5月10日)另一位评论家则更为悲观地说,尽管在“改革”年代,艺术家们享受到了“任何其他国家在历史上连做梦也没有遇到过的完全的自由”,但是“我们的艺术家们经受不起自由的考验,这表明衰败已走了多远”,“我们的艺术家如今陷于如此可怕的唯物主义,以致任何神圣的、纯洁的、精神的、廉耻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了”。他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在坑道的尽头能见到光明吗?”回答是:“没有希望。如果没有建设性的思想,我们将在这黑暗的坑道里徘徊至死。”(见《文学报》1989年第42期)著名作家尤·邦达列夫在他的《致当权者的一封信》中说得更为明确:“为什么人类的宿愿--自由竟成了不自由和混乱,而且使我们祖国的人们变得道德沦丧,胡作非为,腐化堕落了呢?因为我们缺乏一种能够团结和振奋民族的、统一国家的思想。”(见《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10月20日)

   不久人们便发现,除了政治上的自由化带来的社会动荡、道德沦丧和信仰危机之外,经济上的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文化的商业化、文艺作品的商品化,更动摇了整个文化艺术事业的物质基础,对俄罗斯人民一贯引以为荣的严肃的、高尚的文学艺术提出了“生存还是毁灭”的悲剧性问题。据近年来俄罗斯报刊披露的情况,俄罗斯文化艺术的“衰落已达到了危险境地”。过去文化艺术事业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支持,而今“国家缓慢地,可是毫不动摇地解除了庇护人的重担。”国家预算中只有2%(实际上不过0.5%)用来维持少数文化机构和文物保护。图书馆纷纷关闭,阅览室出租给商业企业,博物馆一贫如洗,许多影院、俱乐部改造成歌舞厅和游乐场。由于纸张、印刷费暴涨,严肃书籍的出版计划大幅度压缩,国家出版社土崩瓦解。近年来出版书目减少了三分之一。以往相当畅销,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的一些丛书,如《诗人文库》、《文学遗产》、《文学文献》、《杰出人物传记》等日渐萎缩,甚至被取消。充满色情和暴力,以各种秘闻轶事招徕读者的庸俗、低级的出版物充斥了书亭,排挤了以往在俄国十分畅销的古典文学作品和现代优秀文学作品。在80年代,三卷本的普希金选集曾发行到1000万册,而现在俄罗斯古典作家和现代优秀作家的作品的总印数还不到全部出版物印数的2%。尽管俄罗斯联邦政府于1992年4月通过了一项“关于国家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支持”的决议,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且并未制定鼓励对文化事业投资的相应税收政策,因而文化艺术的出版危机一时难以缓解。

   在文化艺术事业普遍萧条、衰落的背景下,大型文学期刊这样一种俄罗斯传统的传播和保存文化艺术珍品的阵地的命运和作用,就显得愈加可贵和引人注目了。《文学报》于1993年5月27日特意刊登了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弗·拉克申的一篇题为《世界的窗口》的遗作。拉克申回顾了大型文学期刊在俄国的光荣历史传统,指出:在现代欧洲和美国,都没有像俄国文艺期刊这样雅俗共赏,拥有广大读者和巨大社会影响的刊物阵地。“整个活跃的文学生活,各种新的思潮与流派的诞生,各种文学团体与小组的形成,文苑新星的升起--这一切无不同俄国‘大型’刊物的历史存在与传统相联系。”从卡拉姆辛创办《欧洲导报》起,俄国一些大型期刊就往往由当时最著名的作家、诗人出面主办或编辑(如《现代人》杂志由普希金创办,后来在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先后主持下,成为俄国进步思想的主要阵地),这样就使文学期刊在社会舆论中具有特别崇高的威望和光彩。在苏维埃时代,大型文学期刊的这一历史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如20年代沃隆斯基主编的《红色处女地》,60年代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等)。在“开禁”和“回归”的热潮中,文学报刊发行量猛增(1990年《新世界》印数达到创记录的250万份,《旗》达到100万份,《涅瓦》、《各民族友谊》等刊物订数也均达到50万份以上)。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叶利钦-盖达尔经济改革时期”,刊物订数逐年大幅度下降。在两三年间,纸张与邮费上涨了400倍,印刷费用上涨了100倍。看来,在俄罗斯一切都涨价了,唯有智力劳动保持廉价,甚至跌价了(在每期刊物的成本中,稿费与编辑费所占的比率愈来愈小)。1993年下半年大型文学期刊(如《新世界》、《旗》等)每期的印数已下降到几万份,有的(如《文学问题》)只有几千份。拉克申悲叹道:“各种期刊刚从政治审查和作协这样半国家机构的监护下摆脱出来,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却发现自己又陷入了新的、这次是经济的桎梏和依附之中。”出路何在呢?一种意见是建议政府把历史最悠久、最有社会影响的三四家文学期刊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名单。的确,“难道《新世界》这样的刊物在储备国家文艺和智力的精粹方面,还不能同大剧院或特列基亚科夫陈列馆相媲美吗”?另一种意见则干脆认为“西方并没有大量发行的文学出版物这样一种发展文化生活的形式,因此俄罗斯也理应加以放弃”,文学期刊应当成为“自发市场的牺牲品”。眼看文学期刊“二百多年来在俄罗斯第一次面临消亡的现实危险”,拉克申在生命濒危之际,左思右想,只剩下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发出紧急求援的呼吁一途了。

   近年来在俄罗斯文学评论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屑于谈论文化危机的经济方面的原因,认为这只是一种“外在的原因”,“同文化本身只有间接的关系”。更何况如今俄罗斯已经成为“法治与民主的国家”,“很难相信它会把资金用来资助那些难见实效的文化艺术活动”。至于市场经济,那更是“一种破除各种幻想和神话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他们热衷于讨论的是文化危机的“内在原因”,即文化由于本身内在的矛盾不断发展和尖锐化而造成的危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和系统性的观点是由文学评论家亚·阿盖耶夫在他那篇引起轰动的文章《关于危机的纲要》(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中推出的。阿盖耶夫的基本观点是:目前俄罗斯所经历的这次文化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而引起的内在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就在于俄罗斯文化正在缓慢而无路可退地摆脱为社会服务、充满道德探索和教诲的激情,力求成为人民代言人的伟大传统,转向另一种注重个性、自由、权利和文化、文学的自主性的新的“自由文化类型”。在阿盖耶夫看来,这场危机并不自今日始,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想渊源。他认为,世界文化自上个世纪以来就开始经历这样一种不断深化的危机。19世纪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后一个巨大、宏伟的文学”。俄罗斯作家们这时已掌握了欧洲的个性化的文学、文化(包括小说形式),但是他们仍然感到背后有“一个未被触动的人民有机体的圣经式的宏伟世界”,感到“它那神奇的生理威力”。这就赋予了作家们以力量和权利来充当“这沉睡的自发力量的代表和预言家”,激发了他们那大胆而恢宏的艺术构思,使他们在了解人的心灵奥秘方面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坦诚。但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爆炸式的火花一闪,短促的繁花似锦。然而这一繁荣景象却使“俄罗斯文学着了魔,冲昏了头”。“自那时起,它一直是脸朝后地向前走,不断要求使自己能建立适应‘黄金世纪’的形式”。可是,伟大俄罗斯文学在其最繁荣之际所依赖的“那个完整坚强的农民基础早已不复存在”。某些当代的俄罗斯“经典作家”,诸如邦达列夫、普罗斯库林等企图“以可笑的认真态度”来复活过去的文学传统,不过是闹剧一场而已。

   阿盖耶夫还认为,俄罗斯文化所经历的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两个世纪之交,即俄罗斯文学发展中为时短暂,但极富活力的所谓“白银世纪”。在他看来,“白银世纪”文学的实质就在于“对‘黄金世纪’所形成的基础的反叛”,对在它的顶峰状态所形成的那种艺术家与社会这间相互关系的模式的反叛”。他认为,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安年斯基等老一代象征主义者,以及后来的未来主义者、阿克梅派最能代表这之新的叛逆精神,而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勃洛克、别雷、弗·伊凡诺夫等却对“颓废主义者”的这种“个人主义的、西欧派式的反叛”作出了“一种保守的、新斯拉夫主义的反应”。但是,这场“白银世纪”反叛“黄金世纪”传统的文化危机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打断了,而引起这场危机的全部哲学、宗教、美学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被冷酷的历史封存了起来”。如今俄罗斯文化重又面临“白银世纪”未能解决的众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即社会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的急剧转变。

在这里,阿盖耶夫实际上涉及到了俄罗斯文化和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关键性问题,即为人生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为个人而艺术这样两种文学观、文化观的对立斗争和互补、转化的问题。虽然阿盖耶夫一再声明,他对伟大的俄罗斯古典文学遗产“怀有巨大敬意”,“并不抱虚无主义态度”,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对这份遗产采取历史具体分析的态度,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构成19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基本类型学特征和精华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念,人民性原则和清醒的、“追根究底”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他指责俄罗斯“伟大”文学“企图成为世界构成的完整模式,回答一切‘终极问题’”。在它的价值观念体系中,“耸立着各种价值”,唯独“没有个性、自由、权利、文化的位置”。他甚至断言,如果在当代复活“19世纪俄国所提供的由果戈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文学”,那是“无法同自由与民主相容的”,而且“这种文学必然成为一种特殊的集权主义的核心”。阿盖耶夫也正是用这种批评观念和尺度来考察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趋势,并区分以下三种文学类型或流派。第一种,他讽刺性地称之为“BII3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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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文学》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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