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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训会:不得不说的“秘密”

更新时间:2015-03-19 12:47:32
作者: 袁训会  

   编按:文章写于09年。

   学期伊始,终于选上了邓文初老师的课,课程名称叫《思想与社会》。与中学不同,大学的自由“选课”,有着很大的“概然性”。选课中,我算领悟到了 “名人效应”的力量,也对“几家欢喜几家愁”的生活现实感慨良多。之所以说这些,乃是因为邓老师的课我就选了三次,到了大三总算如愿以偿,我把这称为思想上“迟来的冲击”。

   ”解蔽”无疑是这学期课程的关键词,邓老师用经过“简化处理”的语义学(语言学)知识,结合现实中许多具体案例,试图将我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救出来。与大多数“启蒙者”的遭遇一样,邓老师的课上,有为他深邃思想折服的“超级粉丝”,也不乏现行体制的“驯服者”。“粉丝”们从大一听到大五,驯服者们则选择“消极不合作”,在课堂上鲜见后者的身影。作为一个治史学者,邓老师总给我一种历史的沉重感,他的课,不管从内容还是思想上,也同样给人以带有忧伤的压抑感。我把这种沉重理解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原罪”,而那压抑,则是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在“双重人格”下名实不符所致。结合我自己个人来说,总有这样一种感觉,自己在现实与思考这两条轨道上渐行渐远:面对就业危机带来的困惑,面对大学生“精英”不再的无奈,自己还是得一次次做出功利的选择,成为体制的合作者甚至“施害者”;翻阅书籍,走进课堂,在意识层面,开始接近“真相”,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不过是一个体制的“受害者”。于此,真有种“精神分裂”的困窘,重复忍受着“不说出来”的“失语”折磨。

   “思想者总是为思想迷狂,但思想者也为思想丧失一切,身体的与情感的”。是的,极权统治下的“思想者”,就连对自己都开始“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他们不断地反抗绝望,收获失望。不可否定的是,现行体制下的思想者,同样传承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者气质,也同样有着拿起思想这把利刃为“谎言”和“骗局”开刀的“血气”。只不过在成效显微的现实面前,难免感到“思想”的苍白无力,没有无产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来得决绝。其实,我更愿意将这种无奈看作为他们一时冲动而发出的“呐喊”,这种“呐喊”既是对残酷现实的控诉,又是他们内心“原罪”的写照。

   说实在的,我并不看好这片土地上的“无产者”的全面胜利,因为他们所行的事情乃是一种缺少秩序的“破坏”,他们的行动必然夹杂着“血腥味儿”。每逢“改朝换代”,中国人总会来一个集体式的“自我毁灭”,人口减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变态式的“常态”。且不说“重构社会秩序”所需的成本,单看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中华民族宿命所付出的代价,就足以让人生出一种“上帝惩罚”的“天谴”的合理猜想。正因为知道了这些“罪恶”,这片土地上的“知识分子”才有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原罪”。他们的罪恶在于非但没有帮助国人(暂用此词)走出“黄土文明”的束缚与灾难,而且更让人心寒的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却去创设一系列规范来维护所谓“传统文明”式的体制,成为体制的理论原创者与最大“帮凶”。在这种窘境下,我们才看到了“知识分子”的二元分化:不管是“御用文人”,还是“五毛党式”的官方学者,他们负责生产谎言,在他们眼里那些“不合作者”都是些“不识时务”的“穷书生”;而鲜有的少数“怀璧其罪”的良心“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成为“体制工具” 的命运,可他们不得不为前者“赎罪”,冒着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捅破谎言。也许,我不该将前一类人称为“知识分子”,或者说他们算不上“知识分子”,可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实在摆脱不了这群“士”。

   马克斯.韦伯在其传世名著《学术与政治》,曾告诫老师们不要尝试去做“意见领袖”,更不要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政治观念,以影响作为听众的学生。可我想说的是,他要生活在当下的中国,就不会发此感慨了。在一个将“政治正确”作为事业考核首要标准的国度,我们还指望什么纯粹的学术呢,这对国人来说乃是一种奢侈。如果连课堂上,思想者都不能说出存留于心的“真话”,那对他们来说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罪过,因为“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在我看来,若要瓦解极权主义体制,良心知识分子不仅要在思想上保持其独立性,而且要有一种为“无权利者”争取“自由”和“权利”(当然不是指哈维尔所说的“无权利者的权利”)的勇气。对于一个老师来说,讲课对他来说无疑是行动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只有让其自由地言说,他们才不至于成为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孤独”、“无力”、“自感多余”的人。他们的职责在于培养一批“为权利而斗争”的斗士,一批在“思想和行动”上兼具反抗气质的勇士,而不在于继续制造“顺民”和“工具”。在我看来,邓老师所讲的课,正是这样一种尝试。我甚至想说,现在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哈维尔这样的知识分子,而非马克斯.韦伯。

   当然,需要澄清的是,这篇感想中产生“原罪”的知识分子,既不是托尔斯泰式“忏悔的贵族”,又不是“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主动向“下层人民”靠拢而扭起秧歌的晚年朱自清等为适应“大变革”而“觉悟”自己需要“教育”者(相关论述见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也不是那些贴上“臭老九”标签的愧对人民的“被改造者”,同样不是“自己不说真话,而教别人说真话”的巴金式罪恶“反省者”。我所说的“原罪”,是一种沿袭传统文人“反抗传统”,而又具有现代极权主义社会的“不服从者”特色的知识分子,所生的“罪恶感”。有幸的是,他们能接触到西方民主社会思想者的作品,能够结合民族特色去吸收那些瓦解极权体制的精华。大致来说,他们具有两种情结,“一是自负,一是内疚”。因为知道和了解的多,思考的深邃而“自负”,同时也因为知道了不能说出来,停留在“思想的迷狂”层面而“内疚”。

   “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这段话出自《以政治为业一文》的结尾,可在当前中国境况下,我同样读不到这是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所能做到的。他们不是在为这个“愚陋不堪的世界”献身,他们是在为自己为体制献身。相反,我倒从像邓老师这样的思想者身上读到了此种特质,他们选择了人类历史上最艰辛、最孤独的工作–思考–而这工作却是为了“赎罪”,赎这个“愚陋不堪”的国家的罪。愚民教育在通往真理的大道上放置了一块大石头,大得让人看不到前方,以教书为业的思想者所做的工作正是在这块大石头上凿洞–说出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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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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