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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中越自50年代至今的恩怨纠葛

更新时间:2015-01-04 18:45:13
作者: 程映虹   袁训会   徐书鸣/采  

   很多越南老知识分子对中国素无好感

   袁训会:现在,越南民众对中国非常排斥,能否从历史上为我们解析这一现象的原因?

   程映虹:我只能从我了解的越南一些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这个特定角度谈谈。越共虽然长期是中共的盟友并受惠于中共,但双方的关系还是很复杂的。在河内我采访过一个老翻译家和诗人,叫Dương Tường,他四十多年来翻译了大约50部世界文学名著(包括《飘》,《安娜 卡列尼娜》,《可敬的妓女》,《陌生人》,《奥赛罗》和《第十二夜》,《呼啸山庄》等等)。他手不释卷,常常在图书馆从开门待到关门。他的太太是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她接听丈夫朋友打来的电话时,最常见的回话就是“他在图书馆”。近年来,他最满意的翻译是德国作家君特 格拉斯的《铁皮鼓》(Tim Drum)。为了翻译这本书,他在图书馆租了包间,但书出版后的版税700万越南盾(约数百美元)还不够他买书送亲友的。

   和很多在法国学校中接受系统教育的越南老知识分子不一样,Dương Tường是正宗的“红小鬼”,他的英文和法文基本是长期艰苦自学成才的。他少年时就投身抗法战争,但在战斗的间隙中抓紧一切机会自学外文。他参加过不少战斗,但在爱国主义之外,他比别人多一个甘冒生命危险的理由:他要冲进敌人营地,搜寻一些有用的书籍。他的战友回忆说,当他们身上背满了缴获的军火和干粮时,Dương Tường却为找到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而沾沾自喜。名著《西线无战事》就是这样落入他手并由他翻译的。

   越南战争的时候,他是越通社的记者,负责宣传,战争结束以后,他还是越南审判美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委员,他过去非常反美、反法、反殖民主义,但今天当我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他却有些淡漠。他说他越战后两次访问美国,时间都很早,不是现在的事,并给我看了第二次访问美国时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写的英文诗:

   At the Vietnam Wall

   Because I never knew you nor did you me I come

   Because you left behind mother, father

   and betrothed

   and I wife and children

   I come

   Because love is stronger than enmity

   and can bridge oceans

   I come

   Because you never return

   and i do

   I come

   翻译成中文大意是:

   在越南战争纪念墙前

   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我,我来了

   因为你把父母亲和未婚妻留在了美国

   而我有妻子和儿女在越南

   我来了

   因为爱比仇恨更强烈

   能跨越大洋

   我来了

   因为你没有能回家

   而我可以

   我来了

   这完全是一个反战的和平主义的人道立场。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自己始终对中国怀有敌意,当时正值南海危机,我以为是这个原因,他年纪很大了,说话很慢,他边想边说:“一切都是从1949年开始的”,本来越南好好的,虽然抗法,但是本地人有很多自由。1949年,中国解放了,中共打到了南方,在当地建铁路、公路,和越共建立起联系,毛主义就来了,所有人开始要政治学习、思想汇报,连生活隐私都没有,找朋友、谈恋爱也要向组织汇报。为了在那些接二连三的自我批判和检讨会上过关,我们一些人只得告诉组织一些个人生活上的小错,例如男女关系等等。我实在憎恨这些。中国总是把它的东西强加给我们,那是“大汉扩张主义”(他用的是”Da Han expansionism”)。

   Dương Tường想了一会,又说:我们这一代还是受到了很多西方的影响,民主自由的观念,独立的观念,等等。我们得益于这些东西。

   我还采访过另外一个老革命,叫范全,抗法的时候,他的上级觉得他很年轻,也很聪明,不想让他上前线,就把他送到中国南宁的越南干部学校去学习,一些越南高干子弟在那里读书,越南革新以后的领导人有些是从那个学校毕业的,是越南的太子党,如阮晋勇就是阮志清大将的儿子。这个范全的中文,英文、法文都非常好,还会广东话。他跟我说70年代的时候,当时法国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法国大使馆当时越南政府,定期把他们的阅览室打开,让越南方面的人去看,做信息交流。他说,那时候,他和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得到上级批准,几天几夜地拚命赶,把阅览室的东西全都看完了。

   有一次,法国大使对他们说:“你们过去都是反法的老战士,现在却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回答说:“政治上你们给了我们殖民主义,但思想上你们给了我们启蒙主义”。

   很多越南知识分子跟我刚才例举的两个人都很像,参加过民族独立战争,但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也是民主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反西方,但是思想文化上非常亲西方。

  

徐书鸣:在当时的共产主义小国中,越南是受中国的革命模式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它也受到美国、法国革命的诸多影响,毛主义和美、法的人权、民主观,二者对越南的政治发展各自有怎样的影响呢?

   1949年后北越长期受中国的影响

   程映虹:1949年到60年代,北越主要是受到中共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但是军事和经济援助,更是制度和政策。50年代初中国派了政治顾问团,当然也有军事顾问团,但我更关心前者。比如土改工作队,中国先是催促越南土改,胡志明拖延,刘少奇到斯大林面前告状,胡志明勉强答应,但全面开展还是等到1954年春奠边府战役后,民族革命名义上结束。但中国1952年就派了很多顾问到越南去准备当地的土改,指导越南干部。

   1953年越共发布土改的"五四指示",就定下千分之一的杀人指标(后来大大超过了),这是同时中国镇反时的指标。越南也有很多的地方干部到中国来接受土改的培训。越南土改发动群众斗地主的一套基本上照搬中国,我最近在《凤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越南爱国地主阮氏南在土改开始时被当作典型枪毙的事情,尽管她大力支持过越共抗法斗争,掩护过越共很多最高级的领导人。胡志明反对杀她,但顶不住中国顾问和自己党内强硬派的压力。此外,越共50年代初仿效中共搞思想改造,统一思想,思想改造的文件就是中国延安整风的文献和毛泽东的很多著述。1948年越共领导人长征关于党和文艺之间关系的报告的基本思想来自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口号就是文艺抗战化。(有意思的是,卡斯特罗掌权后某次在文艺座谈会上用来统一思想的讲话和毛的这套话语也完全一致,时间就在毛的《讲话》出版西班牙文版的前后。)

   类似的问题很多,现在基本上没有研究,尽管军事外交经济方面的书和论文非常多。研究军事外交经济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如果不涉及以上的思想和制度问题,我们对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了解不但缺了一大块,而且可能会强化大党大国主义,强化民族主义,即中国有恩于越南,越南是忘恩负义,而且我们对中国革命和毛主义的国际影响甚至毛主义本身的了解也很有局限。

   但反过来,中国50年代中期在非斯大林化的趋势下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化也影响了越南。越南也有知识分子的鸣放。1956年陆定一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在越南都产生了影响,不但有官方的翻译,而且之前就在知识分子中传播,被知识分子拿来“向党进攻”。越南甚至有所谓的“越南的胡风”。在苏联出兵匈牙利事件以后,越南不像东欧国家那样,立刻镇压,而是继续让知识分子发声,和中国1957年上半年的继续鸣放一样。很多人不知道,和匈牙利事件差不多同时,1956年12月,越北的义安也就是胡志明的老家和革命老区,30年代胡志明在那里发动苏维埃运动的,那里的几万农民利用政府在土改问题上认错的机会发起暴动,被越共动用精锐部队镇压,那是当时除了匈牙利事件外社会主义阵营规模最大的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武装对抗。但就是发生了这么大的动乱,越共也没有清算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异见,只是党报社论做了批判,没有行动。1957年上半年越南知识分子还非常活跃,直到1957年夏天,

   中国反右运动开始,北越才开始压制知识分子,当时使用的语言都与中国的很像。中国反右开始时胡志明正好路过北京前往东欧,回程中又经过中国,当时反右已经轰轰烈烈。9月16日,胡志明回国后在北越《人民报》上用化名“陈力”发表文章(毛泽东也曾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在“反右”运动开始时发表过“这是为什么?”),标题就是“粉碎右派”。胡志明用典型的毛式语言说:“右派是毒草。让我们把他们连根拔除,化作肥料,改善我们稻田的土质。”

   虽然没有内部档案材料证明,但做历史研究,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合理的推测,中越两党的关系如此密切,在匈牙利事件后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已经鸦雀无声的时候,越南还跟着中国继续鸣放,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越南是在看中国的脸色行事。

   越南革命和中国革命一样,都有很多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参与其中,很多越南人参加革命是认为追求个性的自由是革命的一部分,参加革命以后,组织上必须对他们进行思想的改造和清理。1956-1957年他们乘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双百方针的机会发动对党的批评,比同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更尖锐,一些人直接提出要实行法制,认为土改就是一场痞子运动,要追究整个体制在土改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责任,而不仅仅是让一些领导人承担责任。

   越南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处境不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可以投靠国民党,还有广大的城市,他们可以在那儿作为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生活,越南则不然,国内的知识分子要么投靠殖民政权,要么依附于北越的民族独立政权,他们回旋的余地很小。

   加入革命以后,越南知识分子直接受到越军总政治部的管辖,他们没有文艺家协会和文联,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管理,他们的待遇和军队的士兵一模一样,住在军营里,外出都要申请离营证。

然而,为什么越南的建国文件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宪政思想?《越南独立宣言》发表于1945年,在毛主义大规模进入北越之前。这个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在语言上也是很接近的,很明显是参照那个宣言而起草的。此外它也从《法国人权宣言》中直接吸取了很多东西。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1945年还派人空降越北,受到胡志明的热烈欢迎,说来几十万美国人越南也欢迎。历史是矛盾的产物,越南政权吸收了毛主义思想,经过了思想改造,这对于越共维持政权很重要,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把法律条文中关于“民主”、“宪政”的文字完全清除掉,这是历史复杂性的一面。越南抗美,但它的宪法中直接引用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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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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