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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飞:学术研究能否实现价值中立?——从韦伯说开去

更新时间:2015-03-03 14:55:29
作者: 郑飞  

   价值中立是当前学术研究中一个热点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似乎“学术”只有排除了“价值判断”,才有“研究”的必要,否则有沦为“政治”之嫌。价值中立这一舶来品,未经反思便确立起合法性。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到韦伯那里,寻溯价值中立的本源。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海德堡大学可谓风云际会。正是在1896年,韦伯受聘为该校政治科学教授。围绕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韦伯圈”,其中不乏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拉斯克、特勒尔奇、桑巴特、腾尼斯、西美尔、雅斯贝尔斯、卢卡奇、布洛赫等名家,因此,韦伯必然会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无怪乎施路赫特说,韦伯学说只能“从康德精神中来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价值中立受到了新康德主义强调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影响。

   价值中立原则集中体现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该书是一些论文的选辑,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1904年)和《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1917年)两篇文章中,韦伯严格区分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给某人他应当做什么,而是只能教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具体条件下——他想要做什么”;“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完全出自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而与事实没有任何逻辑的或本体的关联。为此,学术研究必须排除价值判断,以实现价值立场的中立。

   价值中立是合理化过程的必然结果。韦伯区分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前者具有事实的性质,后者具有价值的性质。在他看来,西方现代社会的兴起是合理化的产物,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扩展和价值理性的萎缩。伴随着这一过程,“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作为一种价值理性,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判断自然被“除魅”了,价值中立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价值中立原则却面临着困境。虽然工具理性成为一种现代的“趋势”,但韦伯对现代性的后果却充满忧虑,充分地意识到合理化的“吊诡”终将使人生活于“铁笼”之中,制造出“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在这个事实与价值分裂的世界中,工具理性的扩展并不能否定价值世界的意义,两个世界始终会存在,合理化有其必然的界限。终其一生,韦伯都在肯定合理化的结果和忧思人类的命运之间徘徊。面对现代人“那令人战栗的命运”,他无能为力,正如守望者所吁求的那样:“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降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寻求价值中立的韦伯,最终也未能在自己的世界中实现价值的“除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

   反观韦伯的一生,处在“学术”与“政治”的漩涡中,价值中立从未真正地实现过。韦伯的形象似乎是那么鲜明,却又是那么模糊。大学教授?“凡尔赛和谈”顾问?魏玛宪法起草人?在价值中立与德意志民族利益之间,韦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后者。在夫人玛丽安娜·韦伯的眼中,韦伯“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学术研究“首先是一种业余消遣”。或许格特和米尔斯的定位更为准确,韦伯“属于最后一代的‘政治教授’”,“在对学术作出超然的贡献之余”,“同时还是政治上的领导人物”。

   既然价值中立在韦伯那里都难以实现,那么学术领域价值中立的合法性理应受到质疑。纵观人类历史,希腊罗马有古无今,西方各国有今无古,唯我中华,亘古亘今,光辉灿烂五千年。经世致用是我们民族学术的优良传统,历代贤哲在出世与入世的统一中探求内圣外王之道。无论是顾炎武的文须“有益于天下也,有益于将来”,还是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无不贯穿着对国家和民族的经世情怀。在人类学术史的常青树上,价值中立是灰色的、苍白的。

   当前,“恪守”价值中立的一些“学者”日渐表现出远离现实的倾向:或是躲在象牙塔里杜撰术语,玩弄概念的游戏;或是将西方的理论方法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挟洋自重;或是将古人的名词改头换面,新瓶装旧酒。但无论如何,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谓“理论发明”、“学术话语”的几个“新词”当做金科玉律,拾洋人牙慧,袭陈言自诩多闻,只能是邯郸学步,这样的“中国学术”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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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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