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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5-02-06 15:56:25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1933年后,来自纳粹德国的有犹太血统的知识难民在美国共同面临了"失语性"问题。讲德语的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上的不同经历和命运,反映出美利坚文化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又排斥的双重面貌。对这些"外来者"提出的语言要求就像一把筛子,它使美利坚文化能过滤掉所有不需要的东西,排斥掉所有不能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同时又吸收所有可加以利用的东西,并为具有适应新环境之能力和意志的"外来者"提供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正是通过这种有选择的吸收与有选择的排斥,美利坚文化才既做到了自身不断的丰富多彩,又维护了自身的核心内核,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文化国际化"的色彩,最终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

   【关键词】美国/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失语性"问题

  

   20世纪30-40年代,遭受纳粹德国种族迫害被迫出逃的50万中欧犹太难民流向了75个国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接受了其中的13万。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国、奥地利两国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即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1090名科学家、811名律师、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作家和其他文化艺术工作者。① 这意味着从德国、奥地利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遭到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②

   如此之多有犹太血统的知识难民流亡到美国,不仅构成了一场整体性的文化转移,也无疑为该国带来了人才上的巨大收益。但是这场文化转移绝非简单的人才位移,因为来自任何国度的知识精英要想在美国生存下来并有所作为,必须首先适应美国社会的文化环境。而这些讲德语的犹太知识难民却在美国这个英语世界里首先面临了共同的"失语性"(Sprachlosigkeit)问题,"德语母语,作为他们过去表达信息、理解、思想、情感以及与人沟通的手段,已经丧失了功能"。③ 在这种"母语丧失"或"母语被剥夺"的情况下,这些"新来者"要想适应这种陌生的文化环境,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前提在于:必须尽快地掌握这个客居国社会的语言,尤其是他们的职业语言。因此,当人们在思考这场文化转移与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两者关系的同时,这个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这些讲德语的犹太知识难民们是如何经历这场"失语性"问题考验的呢?

   在这些讲德语的知识难民当中,流亡律师、医生、记者和工程师的影响范围只涉及日常生活和物质生产,并不对美国的科学、文化发展直接产生影响,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在美国也并不被视为"知识分子",况且这些人要想在美国重操旧业,不仅有克服语言障碍的问题,还涉及"从职业上完全重新学习"的问题。④ 但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则不同,这些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只要在美国克服了职业上的语言障碍,就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因此,能否克服职业上的语言障碍问题,也就成为他们能否对美国的文化、科学和艺术发展直接产生影响的关键性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将目光特别集中于这些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美国遭遇的"失语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对20世纪30-40年代产生的这段流亡社会史的深层次研究,并能更好地理解这场来自于欧洲的整体性文化转移对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影响及意义。

   一、流亡作家的"失语性"问题

   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流亡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构成了一个纯粹靠母语为生的难民作家集团,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初都选择欧洲大陆上的周边邻国作为自己的流亡首选国。然而,难民作家的这场流亡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从事职业写作,他们继续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存在和影响,也决定性地依赖于出版的可能性。因此,对他们来说,出版商甚至显得比客居国的文化环境更为重要。这就导致了难民作家的流亡与众不同:他们过去围绕着出版商形成自己的职业圈子,而在1933年后也往往与这些出版商一起流亡。

   德国有犹太血统的出版商布鲁诺·卡西尔(Bruno Cassirer)、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雅可布·黑格内尔(Jakob Hegner)、格斯荷姆·朔肯(Gershom Schokken)、鲁道夫·乌尔斯坦(Rudolf Ulstein)以及格奥尔格·魏登费尔德(Georg Weidenfeld)等人,早在希特勒上台前夕便开始向邻国转移资金,并在流亡中新建或继续经营他们的德语出版社。⑤ 不少欧洲邻国有犹太血统的出版商,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埃马努尔·克里多(Emanuel Querido)、阿尔勒特·德·朗格(Allert de Lange)以及瑞士苏黎世的埃米尔·奥帕雷希特(Emil Oprecht)等人,也专门为这些流亡作家办起了重要的流亡出版社。⑥ 这些流亡出版商的活动并非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人道主义和政治上的反纳粹主义立场。正是这些出版社构成了流亡作家群体的核心,并为他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出版形式,从而使他们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失语性"问题的困扰。

   纳粹德国于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又于1939年3月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战争的欧洲紧张局势推动着越来越多的德国难民作家流亡到英语世界,但难民作家的绝大多数仍然留在西欧邻国,仅在法国就聚集了1000多人。在纳粹德国"闪击"西线、法国战败之后,他们中的602人,在美国民间援救组织"紧急援救委员会"委派的代表瓦里安·费赖伊(Varian Fry)以及设在"维希法国"马赛的"美国救济中心"的帮助下,于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间,分数批过境西班牙,并乘希腊邮轮最后流亡到了美国。⑦ 其中的著名人物有约瑟夫·魏特灵(Josef Wittlin)、利奥·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汉斯·萨尔(Hans Sahl)、安娜·赛格尔斯(Anna Seghers)、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 blin)、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阿尔弗雷德·诺伊曼(Alfred Neumann)、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戈洛·曼(Golo Mann)等,此外还有著名电影艺术评论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以及后来在美国成为著名政治学家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他们的到来,使流亡美国的作家人数猛然上升到700人。⑧

   然而,流亡出版社已在被逐出中欧和西欧的过程中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只有当初设在法国的由德国流亡出版商菲舍尔、沃尔夫、乌尔斯坦经营的几家流亡出版社成功地迁到了美国。由于过去在欧洲长达7年的"亏本经营",他们的财力已大大受损,不可能担负起如此之多流亡作家在出版和生存上的重任。而"早先定居于美国的德国人大多是有日耳曼血统的人,他们在美国参战前通常是对纳粹德国表示友好的,因为只要自己的'祖国'没有与美国发生战争,'祖国'的强大本身对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们的德语出版机构拒绝接受这些有犹太血统的流亡作家的作品"。⑨ 因此,在美国,这些讲德语的犹太难民作家再也无法回避"失语性"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那时才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原有语言世界的丧失,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文化上、物质上和心灵上'存在之根'的丧失。"⑩

   作家是负担了语言上的特别任务的,特定的描绘内容本身就要求一种特定的语言,只要这种语言变成了感情或暗喻上的形态载体,那么它在功能上就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与其他讲德语的知识难民相比,这些流亡作家对原有的语言观念、语言习惯、语言节奏要重视得多,也要讲究得多,因此在与新语言环境的融合上也困难得多。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写到:"我们这些全心全意献身于语言的人,不想、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语言,因为我们知道,语言不是'Sprach',而是思想、感情和许多其他的东西。这是能替换的吗?这种替换是比被剥夺更加厉害的痛苦,这叫'取出内脏',这是自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即使他能过锦衣玉食式的生活,也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11)

   莱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 Frank)说道:"在没有那种来自他自身语言民族源源不断的活力注入的情况下,在没有那种无法描述的、持续不断的来自读者回声的情况下,作为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他也就不存在了。在这场流亡中,他等于在一把没有琴码的提琴上、在一架没有琴弦的钢琴上演奏。"(12)

   劳乌尔·奥尔恩海默(Raoul Auernheimer)谈到:"不排除人们能学会讲、甚至能书写第二种语言。然而要从事创造性的写作,不仅仅取决于写作本身,更取决于那种观念和经历上的根源,但第二语言只为这些从事写作的人提供了还没有成形的词汇,而他们却只能用这样的词汇来与他们的读者发生联系了。"(13)

   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则表达了这种绝望: "我今天作为一名作家,只是一个'生活在自己躯体背后的人'。我过去40年中在国际上赢得的所有东西,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一拳打碎了!"(14)

   流亡作家中因绝望走上自杀道路的大有人在。除斯特凡·茨威格外,还有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Walter Hasenclever)、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等这样一批具有世界声誉的德语作家也同样选择了自杀。至于因不能成功地克服职业上的语言障碍而无法在美国站住脚,最后以其他方式走进死亡行列的德语作家,则数量更多。(15)

   流亡美国的现实迫使这些德语作家"必须迅速地将自己及其作品调适到客居国的文化传统和读者群方向上来,然而这对于那些年龄更大的作家来说太难了,要想从新遇到的事物中创造出文学上的新篇章,他们太缺乏灵活性了"。(16) 某些人甚至在学会英语日常用语上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那位"讲着诗一般德语的流亡作家兼戏剧艺术家"弗里兹·科尔特内尔(Fritz Kortner),这样谈到他头一次接触到英语时的情景:"我的胆怯,只说一个字的胆怯,只被我的无能所超过。我用德语中并不存在的声音来模仿'that'这个词的发音尝试显然是失败的。英国人是这样来发'th'这个音的:他们用舌尖部位顶着上齿,并以奇特的保留方式克制性地让气流通过……呵,我简直成了语言上的小丑!"(17) 为说明他拒绝学习英语的理由,他还回忆起20年代他在柏林遇到两位俄国难民时的经历:"他们讲德语的腔调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吐字别扭,单调乏味,迟钝笨拙,不合理的造句简直侮辱了我的耳朵。我怎么能够想象,一种同样的语言命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又怎么能够想象,有朝一日竟然我也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并长年如受虐待那般,像那两位俄国难民讲德语那样来讲英语呢?"(18)

这种强加给流亡作家的新语言要求,导致了这一群体的严重分化,最初出现了两种极端。一种极端由"快速美国化的人"来代表。他们数量不多,有如下共同特点:年纪往往不过30出头,具有天生的语言适应能力,来美国之前就对这个社会充满好感,而在过去的成长道路上,他们的内心受到在德国经历的深深伤害,这种突如其来的伤害正好加强了他们已经存在的适应能力和意愿。(19) 这些人拒绝再与流亡圈子中的人讲同样的母语,也是首先试图从语言上切断所有退路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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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京)2008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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