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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统一的德国与德国的统一

更新时间:2018-01-15 01:18:49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一、前言:民族统一的必要性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将它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首先纳入到一个民族统一框架内来进行,总是比让这种进程处于民族分裂状态之中更为有利。这是因为,统一的民族发展框架,比较起分裂状态下的民族存在来说,总能为这个民族的整体提供更为直接的信息传播形式、更为有保障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更为便利的资源配置,更为活跃的资金与劳动力流动,一句话,更好的现代化发展条件。因此,对于所有那些仍处于分裂状态的民族来说,民族统一总是作为一个问题、一项任务、一种理想来出现的。但是,民族统一的条件不能脱离一个民族的周边国际环境,不能脱离历史留给它的遗产继承物。

   自15、16世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在欧洲启程以来,当周边大国已经用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完成民族集合,有的甚至已经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社会的时候,德意志民族的居住地则由于地处中欧的特殊地理位置与过去沉重历史的合谋,成为了一个既无明确的民族边界、又处于严重分裂中的世界。这种多达314个大、小邦国的分裂化,不仅使它成为了欧洲各种势力施展各自野心的竞技场,而且也一再引起了它周边邻居们对维持它的分裂状态的共同兴趣。即使是那个在拿破仑战争后根据“维也纳体系”所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同盟”,也仍然是作为欧洲的东、西方力量的“缓冲地”出现的。这个由39个拥有主权的邦国和城市组成的同盟,也仅仅只具有邦联性质,因而德意志世界仍然是分裂的。这种分裂状态无疑严重干扰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它使德意志社会的现代化不能在统一的民族框架内步调一致地进行,而只能在各自为政的邦国化框架中非同时性地进行。然而,由于这个中欧民族处于周边大国严密监控下的特别国际背景,使得它那一再受到历史性延误的民族统一问题,已不能像其他欧洲民族那样便利、孤立地解决了。

  

二、俾斯麦与德国统一

  

   所有这些,对于俾斯麦这位德意志历史上最为精明的战略家、传统权力精英中最有头脑的容克政治家来说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奉行“铁血政策”的俾斯麦的幸运在于,他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所采取的行动赶上了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由于发生了一起对欧洲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才被作为“机遇”而独具意义地出现的。这种“机遇”也被后人习惯性地称之为“克里米亚效应”。

   1853至1856年间,以沙皇俄国为一方,以大英帝国、法国、土耳其、撒丁为另一方的“克里米亚战争”,改变了欧洲的局势。由于这场战争,维也纳会议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大国政治协调体系受到了干扰。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战败的沙皇俄国,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内部的现代化改造,即“改革农奴制”的问题上去了。而大英帝国则从镇压“印度大起义”开始,将它的主要精力放到它自身庞大殖民帝国内部的多重问题上去了。因此,在这场战争之后,欧洲国家体系中两个最为重要的翼侧大国——俄国与英国,由于其内部的弱点,确切地讲,由于它们各自在欧洲以外的“义务”,才容忍了俾斯麦的德意志统一政策,从而也才使得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在1866年与1870-1871年的两场决斗式的战争中,如此孤立地得到了解决。

   但是,无论是1866年进行的那场围绕着德意志世界中的普—奥二元性霸权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还是在1870-1871年进行的那场围绕着欧洲大陆优势地位的德-法对抗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在精明的俾斯麦看来,都必须达到这样的目标:欧洲大陆上这个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统一国家,必须能在它的建立过程中既不成为英国的、也不成为俄国的小伙伴,惟有如此,才能为它获得一种完全独立的、半霸权的强国地位。

   俾斯麦为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民族统一国家所设计的政治体制,尽管主要来自这个社会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斗争的结局,但也是与当时的国际局势相适应的。这种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满足了他在内部政治上维持统治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了他在对外政治上维持独立性和半霸权地位的需要。这种后来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半专制主义的”德意志君主立宪制,恰恰采取的是西欧议会民主主义的君主制与东欧专制主义的君主制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这种中间形式也使得新统一的德国成为了西欧与东欧政治体制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它既有一种拥有国家财政批审权的国会,也有一种公民选举上具有现代意义的“普选权”,因而在当时最重要的欧洲翼侧大国英国看来,是与它自身的君主立宪制有着极大相似性的;这种体制同时还保存着一位能决定首相任免的君主,一位国家军队只向他个人效忠的传统专制主义的皇帝,这在另一个欧洲政治的主要角色沙皇俄国看来,又是与它自身的东方专制主义制度有着极大相似性的。

   尽管在这个时代里,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问题还远远未表现得像20世纪的国际政治中那样具有鲜明的对抗性和原则性,但是,这种政治体制的设计,对于英、俄两国最初接受这个在中欧出现的独立的德意志统一国家来讲,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如果在那场1862年的普鲁士“宪法冲突”中,以俾斯麦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失败了,而德意志自由主义者们获胜了的话,是完全有可能使一个统一的德国遵循与英国同样的政治模式的,而这在俄国看来,意味着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已推进到了自己的大门口,因而向它施加强压将不可避免,而这就只能使这个统一的德国不能不投靠到英国一方,从而使它在外交政策上成为大英帝国的小伙伴。

   反过来讲,如果在“宪法冲突”年代里,容克贵族军官团中的极端保守主义分子们策划的推翻俾斯麦的国家政变计划获得成功的话,又是完全有可能使一个统一的德国遵循与沙皇俄国同样的政治模式的,而这在英国看来,则意味着俄国式的东方专制主义君主制已推进到了自己的大门口,因而向它施加强压也同样不可避免,而这只能使这个统一的德国投靠到俄国一方,从而同样会使它在外交政策上成为沙皇俄国的小伙伴。

   两个欧洲翼侧大国,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尽管都希望一个统一的德国能成为自己的小伙伴,但是当这种希望不能实现时,又是绝不愿意看到它成为另一个翼侧大国的小伙伴的,而这一点恰恰给这个由俾斯麦统一的德帝国留下了在对外政治上采取独立行动的余地。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奠基人,俾斯麦同时还看到了欧洲权力均势格局对这个新的民族统一国家组合上的特别要求。一个地处欧洲中间位置上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长期稳定性的成果,本身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组合形式能否被它周边大国所接受。因为德国与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同,它的欧洲中间地理位置使它有着比任何国家都多得多的邻国,一旦当这些邻国感到他们将会处于一个过分强大的民族帝国的压力之下的时候,就会防患于未然地联合起来,首先向它发起攻击,那么,不仅德意志的统一是不能成功的,而且即使它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也会由于它所处的欧洲中间位置自然而然地处于包围之中,并成为众矢之的而朝不保夕。

   因此,俾斯麦没有采取将所有讲德语的德意志人都包括在一个民族集合体中去的“大德意志统一”方案,而是采取了一种“小德意志统一”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过去的那个“德意志同盟”中最大的邦国奥地利,连同它的多民族集合体,被排除在未来的新的民族统一国家之外。也就是说,这种德意志统一,是一种排除了那个最大的、也是多民族的邦国奥地利之后,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人的统一。因此,俾斯麦信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一种“并不具有完整的文化民族统一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他所建立的统一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没有真正彻底实现文化民族统一理想的民族国家,它的现代性表现在对一个新民族的塑造上,这个新民族并不包括所有讲德语的日耳曼人。

   当然,俾斯麦推行的这种排除奥利地的“小德意志统一”方案,无论从内政还是从外交上讲,都是建立在一种需要高度艺术性和高度政治操纵性技巧的力量和权力平衡的基础上的。由于这种民族力量聚集上“小德意志统一”的局限性,由于这种政治体制上的东、西方中间性特点,由于在对外政治权力实施上经过俾斯麦谨慎估量的行为界限,由于这个新帝国宣布“它在这个大陆上的领土要求已心满意足”,才使得它的邻居们认为,让这个新独立的“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作为那个曾经是东、西方力量“缓冲地”的“德意志同盟”的替代物也未尝不可,尤其当欧洲体制中那两个翼侧大国都不能像以前那样全神贯注于欧洲中央局势的时候。因此,俾斯麦为建立这个新民族统一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尽管是对“维也纳体系”的一种破坏,但在它的邻居们看来,同时也是可以被作为对这个体系裂缝的一种修补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新的统一国家才被欧洲的权力体系接受了。

  

三、“世界政治”与世界大战

  

   然而,在1890年俾斯麦首相任期结束之际就已经表明,德意志内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多元化社会对政治体制的压力,地缘战略上的形势,军事技术上的进步,经济霸权主义的动力,以及帝国主义扩张时代的特点,都使得长期确保这个统一帝国内部体制的稳定性和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半霸权地位成为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德意志社会内部和外界的现代化进程的压力已经使得一种固定化的国家政治模式和对外政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是由于这个体制自身的成就和缺陷带来的,而与此同时,整个欧洲的权力旧体制也已经越来越容纳不下这个比谁都发展得更快的现代化民族强国的国际能量了,因此,统一德帝国的发展成就,是与它所受到的内、外压力以及它的野心成正比例的,也是与它所面临的危险性成正比例的。于是,对这种能量的喷发进行抑制与反抑制的国际斗争打响了。

   在这场抑制与反抑制的国际斗争中,德帝国走上了“世界政治”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如果这个统一的德帝国,既不去谋求与英国的同盟、也不去谋求与俄国的同盟,它就会受到两线战争的威胁,因为法国是它在立国之初就树立起来的“世仇”。但是,如果这个帝国选择英国或俄国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它的盟友,它就会成为这两个翼侧大国之中任何一个的小伙伴,也就得放弃它要成为“世界大国”的梦想。

   威廉时代(1890-1918)的德意志领导层对这两种选择都是拒绝的,他们选择的恰恰是俾斯麦立国之初最先抛弃了的那个选择,即选择了另一个由讲德语的日耳曼人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奥匈帝国——作为它真正的盟友。在这里,民族文化的亲缘性发生了作用。它不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而且也使历次欧洲战争中从未体现出来的现代民族的对抗性开始呈现出来。它同时也暗示着:一种“大德意志”式的联盟合作是惟有在讲德语的世界准备与它外部的世界进行对抗的情况下才会真正出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政治远见的俾斯麦是一位巨人,然而他也只是一位在命运逼迫下提心吊胆的巨人,尽管在他的任期内,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压倒了他所预见的厄运。但是,那位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仅仅只是现代官僚政治中的一位原始人物,尽管他不知疲劳地修补,并始终以充沛的精力去避免那种不可避免的沉默无声的绝望,但也正是在他的手中,这个统一的德帝国被逐进入了一场无边的赌博。

  

四、魏玛德国的和平外交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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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镜厅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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