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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阿尔文·约翰逊与"流亡大学"的创办

更新时间:2015-02-06 15:54:04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20世纪30至40年代,为对抗纳粹德国的残暴政策和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在拯救欧洲知识难民的行动中,美国知识界"新左派"代表人物阿尔文·约翰逊,以他非凡的胆识、乐观主义的精神和顽强的努力,在他领导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内部,创办了一所被称之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接受了182名来自欧洲各国的著名科学家,从而使这所"流亡大学"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突破口和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关键词】阿尔文·约翰逊/"流亡大学"/流亡科学家

  

   1933至1945年间,纳粹政权在德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统治导致了上千名科学家流亡美国,他们中的182名被美国知识界"新左派"代表人物、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创办的"流亡大学"接受。在当时美国一所高校平均只接受不足3名流亡科学家的情况下,"流亡大学"所接受的流亡科学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学术机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阿尔文·约翰逊在1933年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做出了创办"流亡大学"的决定?"流亡大学"创办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努力与斗争?这些流亡科学家的到来对美国科学、教育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尚无人问津的问题,本人作一初步探讨。

   一、"流亡大学"的初期筹划

   1933年4月7日,纳粹德国希特勒政府颁布《重设公职人员法》,开始在大学校园中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场文化清洗运动立即给德国的大学带来了约500个空位①。纳粹党人对1810年以来德国大学奉行的"科学自由"精神的公开践踏,在西方知识界激起了普遍的强烈愤慨,与此同时,一个"拯救知识界的进程"开始了。而在美国,最早做出积极反应的是"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

   阿尔文·约翰逊1874年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一个丹麦移民的家庭,早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后在哥伦比亚、斯坦福、康乃尔等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在此期间成为美国知识界"新左派"圈子中的一员。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与经济学家索尔斯坦·B. 维布伦、维斯利·C. 米切尔,哲学家约翰·杜威,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詹姆斯·H. 鲁滨逊,人类学家弗朗茲·博厄斯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哈罗德·拉斯基等人共同集资,在纽约西12号大街66号创办了一所名为"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成人高校。出任院长的阿尔文·约翰逊将"国际谅解"和"社会批评式的启蒙"作为它教学计划的原则,这所学院同时也成为了美国成人高校事业发展的开端②。

   阿尔文·约翰逊之所以会在1933年最为积极地参与援救德国流亡科学家的行动,与他在20年代就和德国社会科学界有密切交往紧密相关。1924年1月美国对德国实施"道威斯计划"的前夕,约翰逊作为美国经济学界访问团成员第一次来到德国,这使他获得了接触德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机会。通过这些人,他了解到,那些1918年后在德国创立的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革新性国民高校,如法兰克福大学、柏林政治高等学院等,在教育和政治理念上是与他在美国主导的那所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追求方向相一致的③。因此,当1927年约翰逊接受他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德温·塞利格曼的委托,主编一套《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时,他很自然地在这些人当中寻找论文的撰写者。六年间,全世界有600多位科学家围绕着这项工作进行了合作,并带来了大量的论文和人事交往。德国科学家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和努力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尤其是格哈德·科姆、埃米尔·雷德勒、雅可布·马夏克、弗里茨·勒曼以及汉斯·施佩尔等人,提供了数量最多、内容最广泛、质量最高的论文④。

   这些德国社会科学家寄来的论文,部分反映了自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在德国开展的那场热烈的经济理论大讨论中的革新思想,更使约翰逊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中心在德国。30年代初,美国也开展了一场关于如何克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理论战略讨论,参与其中的约翰逊发现,"美国经济理论界的讨论还远远没有跳出自由放任式的传统经济理论框架,而在德国,这些'改革派'理论家们已经提出了相当具体、切实可行的危机克服方案,只不过还没有被在台上执政的统治集团采纳罢了"⑤。因此,1932年10月,约翰逊再度前往德国,求教于这些主张推行积极的"赤字财政"和"有计划的国家干预"政策的德国"改革派"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这些德国学者科学工作的政治、理论、方法的基本内容中,他看到了一种重要的开端,能用来突破美国社会科学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的开展,使约翰逊为这些德国科学界老朋友们的困境担忧,与此同时,接纳这些人并在纽约创办一所"流亡大学"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开始形成。1933年4月13日,也就是纳粹德国《重设公职人员法》出台后的第六天,他在给他的密友安格内斯·德·利马的信中谈道:"这些被解聘的德国教授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我将寻求金钱上的资助,使他们中的10位或12位能到这里来,以建立一所'德意志流亡大学'。用它作为'新学院'的研究生院,不仅能将这所成人高校迅速提升为一所正规大学,而且能为每一所西方大学所接受。"他后来回顾道,"我是在纽约第五林阴大道的公共汽车上突然产生这个想法的,并赢得了我的老师埃德温·塞利格曼的帮助。"⑥ 在4月24日的信中,他请求塞利格曼"为了从这场文化清洗的废墟中创建一所德意志流亡大学,必须立即开通以博爱犹太人为方向的美国私人和社会组织的捐助渠道,争取能在两年时间里投入12万美元,为至少15位科学家每年支付4000美元的工资。特别是那些与《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工作有联系的人意义重大,许多有名望的德国科学家应该立即来美国"⑦。

   在5月13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约翰逊谈到他本人"正在计划创建一所'流亡大学'",并表示他"已经有了部分金钱,但还需找到最大的部分"。就在这一信息见报后不久,一位从事炼油业和金融业的犹太富商被约翰逊"创办一所流亡大学"的想法迷住了。这位名叫海勒姆·哈利的犹太富商虽答应提供这笔金钱,但提出暂不公开他姓名的要求。

   有了这笔12万美元的创业费,约翰逊开始考虑接受德国科学家的人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非常尊重奥地利"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家约瑟夫·A. 熊彼特的意见。熊彼特1932年才受聘于哈佛大学,是当时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中获得最高地位的外国人。自1933年4月以来,熊彼特与不少在德国遭到驱逐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有通信来往,这些德国同行想通过他来获得被美国大学接受的门径,因此,阿尔文·约翰逊甚至想邀请他参与整个计划中的援救行动。

   然而熊彼特的态度令约翰逊感到十分意外。他向约翰逊表示:他"遵循不参与任何行动的原则,因为这并不属于一位经济学家直接的职业义务"。当约翰逊向他说明,这种援救行动能被理解为反抗纳粹主义时,他反而更固执地坚持这一点:"他并不反对希特勒政府,因为他以前在德国见识过纳粹党人。"他还耿耿于怀地谈到:他之所以"后来求聘于美国哈佛大学,是因为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阻挠他受聘于柏林大学"⑧。事实上,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维也讷·佐姆巴特领导的右翼保守主义"行动圈子"统治的柏林大学经济系不想要他。熊彼特不仅一再散布这种观点,而且还在40年代撰写、去世后才发表的《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写道:"他们根据左派的政治倾向来聘用候选人",以至于"在这种环境中,纳粹主义的实践并不意味着一场如此之大的决裂,也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伤害,不像外国观察家们所期待的那样。希特勒的上台,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但也同样带来了拯救"⑨。正是由于熊彼特的阻挠,哈佛大学在整个援救行动中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位德国流亡科学家。

   尽管熊彼特对自己的政治信念毫不掩饰,但在参与接受人选的意见方面仍然进行了合作。在他为约翰逊提供的名单中,不仅有卡尔·曼海姆、汉斯·施佩尔这样的社会学家,更有埃米尔·雷德勒、阿道夫·勒韦、雅可布·马夏克、格哈德·科姆、汉斯·奈塞尔这样的经济学家,并承认"这些经济学家在德国是最优秀和最有创造性的",尤其是雷德勒,被他称之为"世界上居领导地位的经济学家之一"⑩。这种选择与约翰逊对这些德国社会科学家所作的个人评价完全一致,因为这些人物尽管大多还很年轻,但已在美国科学界和"新政"人士圈子里赢得了相当可观的名声。

   二、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歧与合作

   1933年5月初,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本着"科学与教育没有民族和意识形态界限"的信念,发起并成立了"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而被从德国大学中驱逐出来的学者的知识和研究才能,为美国的科学和教育服务"(11)。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不仅有包括阿尔文·约翰逊在内的一批美国教育和科学界的领袖人物,也有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的美国私人基金会的代表。

   5月23日,"紧急委员会"在纽约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正是自4月7日以来约翰逊独自一人在研究的问题。与会代表在这点上达成一致:"应在美国大学体制内部为那些遭到解聘的德国教授寻找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在找到可供支配的岗位后,委员会应在岗位的寻求与空位之间充当中介人。"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应给予那些年龄在35至55岁的科学家以优先权,因为这些人本身还有'产出年',而且已经证明是优秀的。"根据这一标准,"紧急委员会"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委托,公布了一份"必须给予援助的600多名德国学者的名单",他们都是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追踪政策所尊重的人物(12)。

   早在1928年,为了能在西欧科学家共同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洛克菲勒基金会便在巴黎设立了办公室,它不仅收集有关欧洲科学,尤其是德国大学的详细情报,而且表现出对促进德国的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兴趣(13)。1929至1933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德国科学界总共投入了400万美元,其中有83万美元投向了德国的社会科学界(14),许多德国的社会科学家都曾得到过它的资助:例如,在被基金会奉为"现代经济研究的麦加"的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有专门从事经济发展趋势理论研究并对整个世界经济走向进行预测的阿道夫·勒韦、汉斯·奈塞尔、格哈德·科姆等人;在海德堡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有专门从事欧洲普遍经济发展条件研究的阿尔弗雷德·韦伯、埃米尔·雷德勒、雅可布·马夏克等人;在柏林农业高等学院农业市场研究所,有专门从事普鲁士农业改革及其对地方和全国物价影响问题研究的卡尔·勃兰特;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同样从事经济发展趋势理论研究的欧根·阿特舒尔以及他的研究小组。基金会的这类资助并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同时也涉及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例如,在法兰克福大学,它资助了由卡尔·曼海姆主持下的社会学研究;在科隆大学,它资助了由汉斯·克尔森和埃里希·胡拉领导下的国际法研究所的工作,而在柏林政治高等学院,它资助了汉斯·施佩尔和汉斯·西蒙斯领导下的社会学研究项目(15)。

   所有这些重要人物在1933年5月不仅都出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那份600多人的名单上,而且也出现在约翰逊与熊彼特草拟的那份名单上。也就是说,约翰逊领导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挑中并打算援救的是同一批德国社会科学家。尽管如此,两者的动机却并不相同,它们援救政策上的分歧源于一种原则上的区别。

首先,这种区别涉及对纳粹运动本质的认识问题。约翰逊不相信这个时代的德国只代表了纳粹党人一时的误入歧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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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京)200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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