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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从职业革命家到科学史家

更新时间:2015-01-21 19:51:06
作者: 许良英 (进入专栏)  

  

   腾讯《大师》访谈录第60期

  

   “我就填了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当时很狂的。”

  

   《大师》:许老,咱们先从您年轻时候在浙大的那段经历讲起,1942年那会儿你们已经到了贵州是吗?

  

   许良英:我们是1941年到贵州。

  

   《大师》:你当时说了一句话,当时那20个月的长进,低得过以往的20年,那时候您经历了什么?

  

   许良英:我先讲自己人生观的变化,我从小时候各种工作我都喜欢,以后到初中二年级看到爱因斯坦介绍,初中二年级还没有学到物理,爱因斯坦是一个传奇的人物,看了以后我非常感兴趣,当时我就想将来我要做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因为我功课还比较好。

  

   抗战那一年,1937年,那个时候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学校被解散了,解散了以后,我就回家待了一年。这一年就是自己看一些书,看一些20世纪物理学的,关于相对论那样子的,这种理论很新鲜,我的物理学得很好,每次考试物理都是考满分,当时从初中、高中, 我对物理很感兴趣的,课外书看了不少。当时有一种狂热的感觉。这个原理是不得了的,将来一生我决定要做,搞这个物理学。

  

   当时是立志要做一个物理学家,以后我又考了大学,就是浙大物理系。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学校里一般要填一个表,表上面有一栏,是将来的志愿,你将来志愿什么?当时我就填了,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当时很狂的,物理学权威。

  

   但是到毕业的时候呢,做一个人,这个是人生规划。很狂的一个物理学权威,当一个人这一生就要做革命家,搞革命,要做一个普通的人,做一个为革命的铺路人。原来很出名的,很了不起的,变成一个普通的无名的这么一个人。

  

   “我那个时候很彻底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这种模式。”

  

   1940年我们就到了遵义,感到了很多的现状,心里面很吃惊,也很难过,我们看到遵义里面的山洞里面住了好多人。原始人的生活了,一个家庭在山洞里过日子。那边有产煤的,那个煤矿,除了有背了煤的工人,用一个箩筐背煤,走路摇摇晃晃,我看到都很瘦,营养都不大好,感觉他们应该很重。这个样子看起来心里很难过。

  

   还看到那个老壮丁,国民党抓去当兵的人,抓壮丁,就把那些人一个一个用绳子捆起来,一串几十个人,上百个人。贵州那边的天气还蛮冷的,我们去的时候是入冬的时候,他们穿的是长褂子、短裤,有棉衣的很少,我们当时需要一些壮丁,他们是这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安全就靠他们来保护,我心里面很难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道了,国民党总统太腐败了,而且太黑暗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马列主义我已经看了,进大学以前我已经看了一遍。到那个时候就要看革命的理论的时候,革命历史的书,我们就拼命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书,要搞阶级战争,要搞革命,要搞彻底的革命。

  

   那个时候我就想,在这个马克思主义下面,想搞共产主义理想,我那个时候要把革命目标确定是共产主义,必须要经过艰辛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我当时就接受了。

  

   当时,不像有些人,像李慎之,1949年看了毛泽东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上面有一句话,你们夺权,对,我们就要夺权。李慎之为什么要夺权呢?他已经参加革命了,最讲民主了,谁要夺权,他就很反感,我就不懂。我那个时候很彻底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这种模式。

  

   “质与能自然科学社”:讨论中国古代为什么科学不发达

  

   《大师》:你刚才说到,那一会儿你对马克思主义还是非常相信的?

  

   许良英:对。

  

   《大师》:你们当时在贵州那一会儿,你们组建了好多小的学术团体是吗?能不能讲一讲?

  

   许良英:抗战期间,浙大一般做活动,抗战要到外面宣传,去演讲什么的,我这个人从小不爱说话,看到陌生人是会害怕的,不愿意去做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一般不轻易参加的。

  

   以后开了黑白文艺社,黑白文艺社在浙大很老的,抗战初期就有了,浙大规模很大,影响很大的进步团体。我那个时候,黑白文艺社有一个图书室,我的宿舍就在旁边,我经常看那些书,我到那边去借,借了以后我就想,那么我就参加吧。

  

   黑白文艺社经常讨论文艺问题,一般的问题不讨论,有时候一两个星期有一次讨论会,我就去参加。

  

   我感觉到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从自然科学这个方面,浙大主要是理工,理工为主,理工方面的人最多了,从理工的自然科学上面联系起来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到三年级的时候,搞了一个“质与能自然科学社”,那是我发起的。

  

   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人做报告,还有讨论,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讨论中国古代为什么科学不发达,中国古代的文化不也是很灿烂吗?但是为什么科学不发达?西方科学发达,我们中国发达不起来是什么原因?

  

   1941年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所谓的难题,中国的古代为什么科学不发达?也是一个难题,只是他在1941年就提出来,那个时候好几个教授,一个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写了文章,要谈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要比他更早讨论这个问题,这对我多年以后办了一些刊物,搞了一些小活动,解放以后做的工作都有用处。

  

   “求是精神有一种革命精神,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大师》:刚才您也提到了老校长竺可桢,您能不能提一下浙大学风对您的个人的一些影响吗?

  

   许良英:浙大的传统就是两个字叫做求是。浙大最早是求是学院,求是学院很早,求是学院创立比北大还早,那个照片,几个大学,北洋大学最早;第二个是南洋大学,是交大的前身;第三个就是浙大,那个时候叫做求是学院;第四个是京师大学堂就是北大。

  

   19世纪末办起来的,那个叫做求是学院,以后竺可桢当校长的时候,他就把求是作为校训。

  

   竺可桢这个人很实事求是的,他求是不是简单的实事求,是什么一点一点讲。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求是精神有一种革命精神,是可以为真理而献身的这样的一些人。

  

   他还有一句话很著名的,这个我记着,“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这句话真好。求是精神就是这样的精神,革命的精神。

  

   “如果有学生、教师被抓起来,(竺可桢)一定要去监狱里看他。”

  

   还有一句了不起的呢,他对学生,我学他两句话,“以校为家”,把学校当做家庭一样的,以家人考虑一些问题,“待生如子”,对待学生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一样。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听,浙大是从1941、1942年开始,经常有进步的同学,被国民党抓起来,关起来,竺可桢做为这个学校的大学校长,从来没有的。如果有学生、教师被抓起来,他一定要去监狱里看他,不仅叫人把他放出来,而且亲自到监狱里看望他,给他想办法放出来。以后法院要审判,他也到法院去旁听。有一个人叫吴达兴(音)地下党的党支部书记,他的父亲都不敢,竺可桢就到法院去旁听,这个真是了不起。

  

   于子三被国民党杀了以后,他能够搞了一个有很大影响的运动,主要就是他。于子三死在了监狱里面,他们要竺可桢写一个条子证明,于子三是自杀的。他说,我只能证明他死了,要出人命向报界去讲,到了南京向国民党请愿,这个影响很大。我们还没有宣传,他已经来讲这个问题。所以说竺可桢的确了不起。

  

   “邓小平找到她谈话,用中央的名义搞了这么几个字。”

  

   《大师》:刚才咱们讲到第四个问题,关于地下党。1949年南京解放的时候,南京市委请示的一个地下党的处理方针,十六字,说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

  

   许良英:大概是十几年以前,大概是九十年代,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很可能是邓小平干的,1949年4月打进南京,邓小平他们打进去的。

  

   那个时候邓小平是负责政治方面的,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叫做陈修良,到了浙江当宣传部副部长。她搞南京地下党很多年了,从1946年一直当市委书记,影响很大的。你们听说过 “五二零”运动吗?反内战、反饥饿,这次南京反动就是她直接领导的。她自己受南京影响很大,邓小平找到她谈话,用中央的名义搞了这么几个字。

  

   “陆定一说科学院的政治出版物,政治错误太严重了。”

  

   《大师》:后来你去中科院负责出版物的一个政治把关,也是竺校长推荐您去的?

  

   许良英:那我简单说下,解放初的时候,科学院那时候已经有人要提我了,把我调到科学院。因为我原先是地下党员,科学院没什么党员,很少的,他们要调我。结果浙江省委不同意,因为地方工作重要,不同意调。

  

   到1952年1月,《人民日报》一整版的文章是是龚育之写的,他那时候是中宣部的一个干部。他就批评科学院的出版物的政治错误,科学院出版的书、一些杂志、学报等有政治性的错误,他批判的好厉害,一整版。同日,中宣部的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给郭沫若,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陆定一说科学院的政治出版物的政治错误太严重了,必须要解决。

  

这样的话,科学院的压力就很大了。当时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开会讨论,比较紧张。但是科学院的出版工作,副院长的分工是最复杂的,所以他最紧张。他就想,找个人来把关。就想调我。有个党组书记叫做恽子强,他的哥哥叫恽代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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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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