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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历程──《爱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订后记

更新时间:2016-08-08 16:46:33
作者: 许良英 (进入专栏)  

  

   一、不寻常的开端

   1962年8月,我在老家浙江临海农村收到原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组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兼)寄来《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向我征求意见,并要我参加这项编译工作。我给这个拟目写了27页修改意见,并表示愿意承担编译爱因斯坦著作选集。他们也就同意了。

   我大学时学物理,初中二年级就崇拜爱因斯坦,1938年考大学前认真读过他的文集《我的世界观》,使我开始思考人生道路问题。2年后决心投身革命,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馆参加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和杭州工作委员会委员。1952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全院出版物的“政治把关”和《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1956年调哲学研究所,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1957年因公开反对“反右”斗争,被定为“极右分子”,失去党籍和公职,回老家当年农民,用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母亲。

   1962年哲学所所以要组织编译科学哲学著作,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随后展开公开论战。毛泽东企图取代主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心。为此,必须批判全世界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各国著名自然科学家的有关思想自然是重点批判对象。因此,必须把这些科学家的哲学著作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编译出来,供批判之用。鉴于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于是他就成为当局第一个关注的对象。让我编译爱因斯坦著作,对我是个喜出望外的大幸事,立即全力以赴。

   为了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他们把我1956~57年译成留在北京的译稿《物理学的基础》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使我可以用稿费向生产队购买工分,换取口粮。随后我去北京住了4个月,查阅了所能找到的爱因斯坦全部论著,拟定了选题计划,并于1963年3月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正式约稿合同。

   1963年5月,我回家乡,带回由商务印书馆借出的十几种爱因斯坦著作和十来种有分量的爱因斯坦传记。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1960年刚出版的由爱因斯坦遗嘱执行人那坦(Otto Nathan)和诺尔登(H. Norden)编的文献集《爱因斯坦论和平》,它全面地搜集了爱因斯坦一生的社会政治言论。回家乡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批珍贵的文献。

   我首先狼吞虎咽地读完了700多页的《爱因斯坦论和平》,对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发现他终生信奉社会主义,虽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向往计划经济,对马克思、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有好感。因此,在政治上,他应该是我们的团结对象,不应该当作敌人来批判。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编译他的著作,介绍他的思想了。在浏览了所能找到的爱因斯坦著作后,我确定了准备选译的目录。我每天埋头于书稿之间,一天工作14小时以上,每夜点着油灯工作到12:30以后,没有休息日,连春节也顾不上。

   在北京期间,偶尔获悉上海科委秘书李宝恒也曾计划编译爱因斯坦著作,于是写信约他合作,他欣然同意。但他工作忙,又未受过严格的基础科学训练,只分担了小部分翻译工作。

   经过历时一年半的努力,到1964年10月完成了原定计划,选译了200多篇文章,50多万字。书名《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实际上包括了他有代表性的科学论文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气势越来越猛,出版进程受阻。利用这段空隙,我写了一篇9万字的《编译后记》,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部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稿。

   为了试探外界反应,我把《后记》和《世界观》两稿中论述哲学思想部分的要点,写成一篇25,000字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经李宝恒略加修改(在头尾加上当时流行的套话)后,联名寄给哲学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刊物是我1956年在哲学所创办的),发表于1965年11月出版的第4期上。因为我是“摘帽右派”,不准用真名,只好改用笔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对此文很赞赏,认为学术批判文章就应该这样写,要《红旗》杂志转载。于光远知道此文主要是我写的,党刊不能登右派文章,于是要李宝恒把它压缩改写,用他一人名义发表。

   当李宝恒兴冲冲地写出准备送《红旗》发表的文稿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因此成了“阎王殿”在上海的第一个“黑帮分子”,受到冲击。顷刻间,好运变成了厄运!

  

   二、逆境中的抗争

   为了清查李宝恒同我这个老右派的关系,1966年7月中旬,上海科委派徐永德到我们村里。他在村里住了4天。他要我交代《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一文中哪些部分是李宝恒写的,哪些是我写的?我告诉他,这篇论文全部是我写的,李宝恒只是在首尾加上几句当时流行的表态性空话,因此,文章如有问题,全部责任应该由我承担。他说自己学过物理,已经发现该文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如无视列宁对时空观的贡献,吹捧“苏联人”明可夫斯基。我一一予以澄清,他都表示信服。最后,他对我表示信任和同情,要同我交朋友。他出身造船工人世家,他本人也是造船工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他回上海后,李宝恒也获得了自由。想不到不久他自己却因为一个工人朋友抱不平而身陷囹圄。

   “文革”一开始,我恢复了全天劳动。随后又经历了长期的审查、监禁、批斗,以至死亡的折磨。在生死风暴过去2个月后,又意外地感受到另一种风暴,这就是北京和上海掀起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

   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陈庆振带着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来到我的家乡,要向我借爱因斯坦著作的全部译稿,说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已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定为理论批判的重点,批判文章就要在明年元旦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我告诉他,爱因斯坦著作的译稿全部在上海李宝恒处。他说上海也在组织批判爱因斯坦,两地的资料互相封锁。于是他把我留下的初稿和资料卡片全部借走。他为人正直,说自己原是学化学的,不懂相对论,要在批判中学习相对论。我坦率地告诉他:爱因斯坦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科学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公开地批判他,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1971年10月从报上获悉商务印书馆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并已恢复业务,我即去信询问《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的出版问题。答复是:立即寄去成稿,以便决定。于是我向李宝恒索要。他告诉我,《爱选》和《世界观》两部书稿都于1969年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强行“借用”(留有沈贤铭具名的借条),他们不愿归还原稿,只允许由他抄一份还给我。我不同意,写信给沈贤铭和“写作组”,要求归还原稿,他们置之不理。以后打听到“写作组”的头头叫朱永嘉,1972年2月28日给他写了一封挂号信,告知我将于3月下旬去北京(当时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答应为解决我的甄别和归队问题出力,主动要我去北京),要求他必须在我路过上海前归还我两部书稿,否则将诉诸法律。3月23日,他果然把《爱选》书稿交还李宝恒;但《世界观》稿却推说“下落不明”,显然是因为这部书稿对他们正在进行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十分有用。

   1972年3月29日,我把《爱选》稿带到北京交给商务编辑部,一个星期后就得到答复:此稿重要,决定尽速出版;并表示愿意出版未见下落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稿。在北京2个月,甄别、归队全都落空,但发现了不少9年来国外新出版的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献资料。于是继续同李宝恒合作,分头补译新资料,复核原译稿。所以要复核,是因为原稿被上海涂改得不成样子,必须一一核对原文才可定稿。我们预定10月交稿,商务也早已把它列入1973年出书计划。

   可是,来了一个晴天霹雳,9月18日获悉,上海《科技书征订目录》上赫然有《爱因斯坦言论集》征订广告,所介绍的内容和字数同我们的《爱选》稿完全一样,但编译者却是“复旦大学《爱因斯坦言论集》编译组”。为了揭露和抗议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我写了一篇7,000字题为《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的文章,寄给上海市革委会头头徐景贤。10月12日我带了全部《爱选》译稿到上海找朱永嘉交涉。4天后朱永嘉派代表找我谈判。那个代表先向我传达了朱永嘉的四点“指示”:(1)承认《言论集》是以我们的译稿为基础的,可加上我的署名;(2)可立即付给我稿费;(3)商务那边的出书问题不要我过问,由他们联系解决;(4)可考虑安排我的工作问题。这分明是企图用名利来引诱我就范,我不为所动,坚持由商务按原计划出书,你们只能出个节本,并要由我负责看改校样。我看他们毫无知错之意,批评他们的行为是强盗行为。谈判不欢而散。第二天他通过李宝恒通知我,朱永嘉认为他们出书与我无关,不要我看校样。

   为抗议上海写作组的强盗行径,我写信向周恩来总理申诉。申诉信请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和秦力生副秘书长转。他们征求吴有训副院长(物理学家)意见后,转给国务院。这封由科学院出面转交的申诉信,使上海方面慌了神。1973年3月,他们派上海人民出版社两位负责人到北京找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丁树奇、陈原协商,达成协议,并上报国家出版局。协议规定:上海的书改为内部发行,商务按原计划公开出版,不受上海影响。

   上海的抄稿经过改装,拖了一年才于1973年10月出版,书名改为《爱因斯坦论著选编》,原来的“编译组”不见了,但在《编译说明》中列了复旦大学12位教师(大多是老教授)的名字,说是他们“集体编译”的,并说“在编译过程中,曾参考过许良英、李宝恒于1962年至1965年间的旧译稿。”可是,全书有94%的内容是从我们的译稿中抄去的,而原稿尚未发表,竟被称为“旧稿”;强取豪夺被冠以“参考”之名,还要盗用十来位无辜教授的声誉,来压倒我这个没有公职的“摘帽右派”,用心何其良苦。

  

   三、胜利后的波折

   在与上海的斗争取得部分胜利后,我决定扩大译稿的内容,从一卷扩大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由于李宝恒身在上海,无法继续合作,我约请范岱年、赵中立合作。他们两人1957年都受我的牵连而成为“右派”。1973年11月,商务让我来工作,给我每月50元生活费(1977年出书后,从我的稿费中扣除),并帮助我解决住宿问题。开头半年我住在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以后住到商务在珠市口新开办的仅有两个客房的小招待所。

   我到北京后,商务把我拟的选题计划打印出来向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国家科委一个干部对书名《爱因斯坦选集》大加指责,认为“选集”只能用于革命领袖,现在要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用意何在?因此,按于光远的建议改名为《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46万字)终于在1974年9月交了稿,一个星期后就送去排印。它能及时发排,在当时是一个奇迹。因为1973年秋冬全国刮起了所谓“反右倾回潮风”,1974年春又掀起了更加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一切被贴上“封、资、修”标签的东西谁都不敢出版。连早已编辑加工好了的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样的译稿,商务也不敢发排,唯独《爱因斯坦文集》发排了。这要归功于一年前商务与上海订的协议。

   这个时期,上海写作组正在通过他们控制的《复旦学报》、《自然辩证法》等刊物公开抛出一系列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的付排,正是对这种张牙舞爪的权势的蔑视。

1974年夏秋,“批林批孔”的烈火在商务越烧越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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