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曙光:价值与文明重建的思想任务(2)

更新时间:2014-10-01 11:09:48
作者: 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思考重建价值与文明,应当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框架?

   如所周知,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中所形成的“中西古今”的思想框架,是中国人看待中国问题的基本方式,而贯穿在这一思想框架中的思维坐标,则是从进化论到进步主义的思想观念。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深处发生的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变化,莫过于从传统的“天下”观转向现代“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虽然人们对于现代世界未必有多少了解,对其性质和问题也一直有争议,但贯穿其中的以进化论和理性发展为依据的社会“进步”,至今仍广为人们信奉。前述两种最具影响力的价值观,就是适应着社会进步的要求而形成的。

   在传统的天下观中,华夏文明最为优越并因此成为天下的中心和规定者;而在由地球仪直观地标示出来的“世界”上,凭借廉价商品和坚船利炮“横决天下”的是西方文明,中国只是位于东亚的一个长期积弱积贫的大国,面临着闹不好就会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一对中国人来说简直称得上是颠覆性的经验事实,使得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正统的学问,几乎完全丧失了解释力;以“天人合一”“身心一如”为旨趣的道学或理学也显得十分迂阔,因为和合的愿望替代不了人类社会分化和竞争的事实;中国人即使按孔孟之道修养成“内圣”,也开不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甚至曾经让人眼前一亮的洋务派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律条,也暴露出不明世界潮流的可笑之处。在这种情势下,谋求思想观念上的突破并引导实践上的改弦更张,成为无可规避的事情。

   中国的“问题”既然是在西方的世界性扩张中呈现出来并在其压力下所激化的,那么,以现代西方这一代表着时代前进方向的“他者”,重新为自身进行历史的定位,特别是变革和重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就顺理成章了。于是,通过汲取和借鉴中外各种思想资源,“中西古今”这一表征着中国所处时代方位的思想经纬,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许多知识人的大脑中:中西之争即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其实质是古今之别即中西之间的历史性差距;“西”代表今即现代,是思维坐标,“中”则代表古即传统,是这一坐标所要测度的对象;中国复兴的出路在于向西方学习,实现现代化,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冯友兰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的一篇演讲,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首先,他这样表达了对近代中国问题的感受:“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他在讲述了“五四”运动以来自己思想认识的三个阶段之后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开始认为,要解释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无论是用地理区域还是用历史时代都不如用社会类型来得令人满意,因为前两种解释不能指出解决的道路,而后一种解释正好指出了道路,即产业革命。”[1]——显然,象许多学者一样,冯友兰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社会理论或现代化理论,提出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道路。这一本质上属于西方进步主义社会历史观的观点,成为几代中国学者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理论纲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梁漱溟提出的中西印三种文化的“路向”说。显然,在“五四”运动之后已然成为主流的这一思想氛围下,梁漱溟的这种文化多元论、文化平行论的观点,不会有多少人听得进去,当然也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虽然他也从现实出发,策略性地指出了以“外向”“进取”为特征的西方文化的时代优势,但这种优势毕竟不谙人生根本的优越性所在;对人生来说具有终极优越性的是中国的“中庸”之道和印度的“不执著”,因为它们重视的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人际和人心,它们都以人的生命的觉悟和澄明为旨归。在梁漱溟看来,这种把握住了人生根底的智慧,才是具有终极意义的人生和社会学说,并因而超越了“进步”与“落后”的区分。

   从今天来看,梁漱溟的文化“路向”既包含着可贵的洞见,又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他似乎不是为了陈述文化多元的事实并加以肯定,而是表达东方文化优越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虽然与进步主义的价值观相左,却仍然属于一元论。它在当时要与进步主义一比高下,立刻就会让人感到鲜明的“软”“硬”之别,而在一个靠实力证明自己的时代,谁会看重“软道理”而不是“硬道理”?

   依据进步主义将中西“对应”起来并将中西文化之争“归结”为古今之别,应当说的确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给出了一种合乎时代趋势的解答。回顾一下过去的20世纪,不难发现,中国凡取得的历史性进步,都是通过向西方和向世界开放,认真学习、引进或借鉴世界上先进事物,改造中国“封建”的,亦即专制的、僵化和落后的观念与行为的结果。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之所以充满曲折甚至反复,根本上在于作为有着自己文明传统的东方大国,面临西方国家的挑战与示范的双重作用,的确存在着各种两难处境,其演进的逻辑也必定借助各种矛盾才能展开和呈现。

   几乎所有后发国家与率先发展起来的国家的关系都是双重的,中国作为积弱积贫的东方大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双重性更加突出。西方给予中国殖民欺压和文明示范,中国也只能既加以反抗又向之学习,并为此激发和统一民族意志,建立独立和有权威的国家,然后发挥并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迅速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如果说这是后发国家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即都要借助传统,服从权威,建立举国体制,那么,中国不是更接近德国和日本所采取的所谓“右翼”路线,而是主动地仿效苏俄的“左翼”路线改造社会,推动现代化,并表现得更为“激进”也更具“空想”和“平均”色彩。

   这当然不止因为地缘关系,更在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汪洋大海般的小农和具有无限权威的帝王及其官僚以及由他们创造并延续下来的传统,面临西方所造成的危亡与耻辱,最容易激发出中国人图强求变和团结御侮的道义情感,在经历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主革命之后,以“平等”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对他们的亲和力与吸引力,也远远超过建立在“竞争”和“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并且,依据远比资本主义“先进”“优越”的社会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政治上强调“法后王”而反对“法先王”,在经济上强调“自觉”的计划体制而反对“自发”的分散单干,在文化上强调表现“工农兵”和“时代新人”而反对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是更加突出古今之别吗?不是更能体现“进步主义”的旨趣吗?而所谓的“激进主义”,其实就是“激进”的“进步主义”。而激进地反传统,激进地反西方的结果,一方面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中国自身优秀传统断裂,也偏离了人类文明大道,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另一方面,却导致文化传统特别是其负面因素或明或暗的反弹,甚至以“先进”“革命”的面目粉墨登场、倒行逆施,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遭遇重大挫折和反复。

   ——可见,进步主义以及中西古今的思想框架,只能支持而无从避免进步主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激进化,而这与它自身的简单化和单一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简单化和单一性,还意味着进步主义及中西古今的思想框架的某种盲视,如既难以重视中西文化之争背后的民族利益竞争,也不可能重视中西文化非历史差距意识上的差异性,即特殊性、平权性以及在交流和互动中呈现出来的相通性、共生性和创新能力。并且,单一性或一元化思维,很容易在遭遇复杂问题时异变为二元对立,如很长时期作为“全盘西化”另一极的与西方“对着干”。

   因而,将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在总体上归结为古今的差距,既有合乎时代的认知,也确有不小的偏失:

   其一,这一中西“对应”和古今“归结”固然突出了中国和西方的时代性差距,突出了现代化生产技术及经济体系的基础性作用,却同时贯彻了一种理性的同质化思维,——在哲学上它是“唯物主义”,在文化上它是“科学主义”;一切不同于、异质于这一同质化要求的民族文化,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权利;基于特殊的自然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特殊的社会发展类型,也被强行纳入西方社会形态的序列中,结果,中国本来终结于春秋战国的封建制社会,成了后来皇权官僚制社会的代名词;自汉代确立起来的“官工”“官商”“官学”体制,也被整合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中。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对中西两方特别是中国丰富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所做的这种同质的也是抽象的处理,使生产力、技术和经济脱离了人们现实的生活与文化,成了没有血肉的一堆骨骼,尤其是造成中国人把传统人文文化视为无用之物,这在无形中拔掉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之根,使自己成为无根浮萍;那么,在看待别人的文化时,停留在器物的表层,而不能深入到其文化的内在精神而吸取之,也就不奇怪了。

   其二,这一“对应”和“归结”还意味着我们近代以来所理解和推崇的进步主义,实质上是实用性的功利主义,我们之所以重视西方,特别是美国,无论是“打倒美帝国主义”,还是将美国视为“追赶”的对象,除了我们的大国意识,“由弱变强”的迫切情志显然发挥了主导作用。我们过去所推崇的价值观,固然包括了“公理”的维度,但核心内容却是由“强”与“富”这两个字构成。所以,即使我们周边的民族国家,只要不是特别富强,就不会引起我们真正的重视。由人的智力、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所体现的生存优势,关乎人们在自然界的处境及生存质量,也关乎民族的存亡和兴衰,当然是不可轻视的硬道理。但将其视为最高也是最根本的所在,反映的却是目光狭隘和短浅的功利主义,它看不到基于人际和人心的人文文化,在塑造人性和维系、推动社会中的基础性与长远意义;至于人性的多维性和人生的多向性,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的潜能的全面开发、想象力的培养和人性的丰富的重要作用,也长期成为我们的盲点。在“进步”的旗帜下开展的功利化活动,所凭借的只能是人们发家发财、升官晋爵的心理和不择手段的竞争,以此为动力,整个社会刮起急功近利、虚浮伪善的世风,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世俗文化根深蒂固,由热战和冷战激发起来的理想的乌托邦和革命的神圣化又终于破灭于和平时期与市场大潮的情势下,文化低俗、政治腐败和社会溃败的大面积发生,几乎无可避免。这也从反面说明,要维护人的心灵秩序并减缓社会转型中的失序问题,就必须摆脱实用的功利主义,充分重视并合理地继承中西文化中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和精神信仰。

   其三,这一“归结”所体现的功利化的进步主义,也势必导致直线式的“恶”的无限性;曾为黑格尔所批判的这种恶的无限性,是完全外在于或否定着有限性即各种具体规定性的“往而不返”、“有始无终”。以此理解历史和现实,理解我们自身的观念和行动,也必定是空洞的、虚无的,因为它们没有自身的价值,而只有为遥不可及的未来作阶梯的工具价值。直线式的进步主义让我们远离“进步”的实质即人的自我实现这一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点,所谓的“进步”不再是人自身的进步即人性的丰富、生命的充实和精神境界的拓展与提升,而是人的贪欲无止境的膨胀和获取,是人的生命对外在物化世界不断“增长”的追逐。于是,人生和人类历史都成了一条看不到光明尽头的隧道,而不是自成目的、自我完善的开放的循环和圆周。

诚然,人是靠自己的能力生存于世的,人生包含着功利和权力意志的重要内容,人的需要也必定经由意识和精神而生出欲望;人自成目的,但这目的也要指向外部世界,指向各种可能性,因而也不能把“名”“利”一概视为“身外之物”,人们在现代社会之所以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自身的符号与名声,就在于这都是个人的社会资本和资源。此外,在构成人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个节点上,更能表征人生目的的当然是未来,未来对人生更具有引导意义。但是,这一切都不否定而是肯定着人生命的充实和丰富,维护着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需要人们在外物与内心、智力与德性、权力与道德、科学与人文艺术之间维系动态的平衡。健康的积极的人生既属于未来,也属于由未来和过去一同“绽出”的现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852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