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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自我与他者,天下与世界

更新时间:2015-10-25 11:22:27
作者: 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提要:传统的天下虽无“边界”但有“边疆”,也就是有“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并且,我们今天己知,人类能够生活的同一个世界就是地球,它不是无限而是有限的。主张天下主义的学者必须正视这一问题。以“跨文化”的视野重新理解现代“世界”,等于在为其注入文化和文明内涵的同时,超越着国家的政治属性,更具现实性和包容性。世界性cosmopolitan和世界主义cocmopolianism,本来就不同于universalism之普遍主义,而强调四海为家,亦有世界大同的含义。而“天下主义”并未显示出比“世界主义”更大的优越性。

   如果说“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或中国思想的“天人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认识“世界”(天)与认识“自己”(人),包括认识这两方面的关系,就成为一项恒久而又当代的工作,即每代人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中国大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崛起,国力大大提升,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逐步扩大;而社会的不公、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溃败问题,也变得分外严重。今天,执政者不仅倍感文化价值和道德建设的重要,还着眼于中国与世界及未来的关系,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有学者更是针对现代国际秩序,呼吁并在建构“天下主义”或“新天下主义”。这是否是一种背离“韬光养晦”的锋芒外露,或好高骛远?不能这样说,“韬光养晦”本来就是策略性的,是暂时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当然可以有新的政策主张。何况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早就把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自身的问题也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与示范下产生出来或变得激化的,在各民族的互依性越来越加强的情势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远见的表现。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与建构它,也就是今天的世界与人自己及其相互关系,具有了什么样的新形态或新特点?“天下主义”或“新天下主义”较之“世界主义” ,到底有何异同,是否更具建设性?这又密切地关涉着我们 “应当如何”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及其相互关系这一广义的认识论问题。

   一

   让我们首先做一个理论上的反思和清理。

   “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或中国思想的“天人关系”问题,有两个需要反思的问题,第一,在上述短语中,“人”为一方,“世界”为另一方,这就暗示了这两方的关系是根本性的,其他都是派生的或无关紧要的。应当说这有某种终极意义,因为“人”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我”与所有人的“类”的内在统一,人类内部的分裂或冲突是人自己能够克服的;但同时也反映了传统社会的基本特点。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虽然以家庭或族群的形式共同生活,但他们的生活多半具有半自然的性质,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共同的,即在靠天吃饭的情况下,如何顺应天时地利,风调雨顺的情况毕竟是有限的,人们总要发挥和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然而,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的需要和欲望也会提高,这就会在人与自然之间和群体内部带来新的问题,因而就有了一个如何能让人们的需要刚好符合生产的产物又各得其应得并互不侵扰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主要被归结为一个每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即存理灭欲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归结,也使人们对自身的看法陷入某种简单化,即对于早就产生于人和自然之间的“社会”世界,尤其是社会世界中人们因社会地位和利益的差异甚至对立所导致的复杂的关系,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将其二分为人与自然之中。只是到了近代,学者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才变得多样化并开始重视社会世界了。当然,社会世界终究只能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如同人自身也只能生存于大自然之中。

   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固然从来就是以“人”即“人类”的名义思考和看待问题,而不是站在一家、一族或一国的立场上,但是,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撇开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或族群来理解人,那样的“人”就成了完全抽象化的人了,而只要以经验性的具体个人或群体为其参照,“人”或“人类”就会被打上特定的文化与社会的烙印。有些学者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们既思考人的共性,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性,又思考具体的人,即人与人的关系,在古代中国,这往往表现为在伦理道德上对“人己”关系的探讨。孔子从人己关系来界定人之所以为人的“仁”,显然有极高明的地方。

   而进入现代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应当被具体地理解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和人与自身的三重关系了。这三重关系是互为中介的。而冯先生相对于“认识世界”的“认识自己”,我认为在人这一方面抓住了要害,人是人的自我命名并表现为人的自我意识,套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向来具有“我属性”,而“我”,既是人向世界的敞开,又是人向自己的敞开,它终极地指向人的“觉悟”,觉悟与智慧相通而又不同(另文论述)。人认识自己的“自己”并不寻常,可以是“我自己”,也可以是“我们自己”,还可以是“人类自己”;“自己”至少包含自己的肉体、自己的社会角色,自己的心理与精神,而自己的这三重性,显然关联着每个人作为个体,作为群体的成员,和作为人类一分子的三重形态;而这又关联着人类生存于其中的世界。

   有我就有你,就有他,我的觉悟是在我你他的关系中发生和推进的,因而,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可以表述为“我你他与世界的关系(包括我你他的相互关系)”。

   二

   当我们把以上所论之“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运用于或落实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或现代中国语境,那么,这个问题必定就会变成“我们”与“他们”,我们的“天下”与他们的“世界”的关系,一个具有了经验的历史性的问题。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中国人的大问题。

   脱胎于佛教用语的“世界”本来早就成了汉语词汇。然而,中国人自从“睁眼看世界”以来,看到的是一个与我们熟悉的世界不同的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是西方人主导的,甚至是西方人创造的,世界不止是可见的实物,还有在行为中才能感知到的法度,而这一法度(如格利高利历)显然是西方人为自然立法的结果。我们一向生活在其中并有我们的“规矩”的世界,则是“天下”,是帝王直接主导,孔子这个素王给予人文教化,帝王与民众们都感到“自足”的天下,后来与周边国家还建立起来所谓“朝贡体系”,当然也就是“我们主导的天下”。我们与他们的异己性,不止是我们与他们在种族和语言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各自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的重大区别,我们地处东亚大陆,以农为本,重农抑商,而西方人地处欧洲美洲,并且早就转向了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生产的廉价商品,被马克思誉之为能够轰开任何万里长城的最厉害的武器。

   我们即使睁开眼看世界,这“眼睛”的“眼力”,也总要受我们的历史传统与立足之地的限制。并且,当我们处于危亡之境而面对西方,首先关注的必定是包括他们的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在内的器物,来自西方的价廉质优的商品,不可能不俘获中国自上到下所有人的好感,原来被一些人所蔑视的“蛮夷”的奇巧淫技,迅速被称为“洋货”,夷人也成了洋人。我们思想的开放进步,与我们心灵的随波逐流,于是乎同时发生了。

   我们今天知道,在市场经济的背后,是有一套经济政治甚至伦理的规则体系以及国家来保障的。但当时我们的眼睛很难看到,即使少数人看到了,讲出来,也很难被朝廷和多数民众理解和接受。我们直接地感受到的,除了商品,就是洋人的武力及其对华人表现出的傲慢,这当然会严重地刺伤我们的情感。于是,我们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必定长期表现出又爱又恨,欲迎又拒的矛盾心态,被列文森称之为“理性与情感的两歧”。只是在经历了迎接“德”“赛”二先生的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的现代文明理念及政治经济制度,才逐渐得到我们有限的认识。而那些处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你”,即西方的传教士与我们出使西方的使者或求学的学者,则必定会随着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和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的变化,而遭遇到我们即体制和多数国民不同的态度与不同的对待。如果作为中介的“你”被否定了,取消了,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与他们之间要进入对抗状态了。这种状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经频繁地发生,至今也不敢说就完全终止了。

   当生存成为严重的问题时,对于一个以世俗文化为主流文化的民族来说,有无“生存优势”必定会成为他们判断文化优劣,并决定弃取的根本性尺度,重视自己的富强和能力也是必然的。如果说,依据这种功利主义态度,我们中国人会对传统文化抱以轻视的话,那么,另一同样属于生存策略的态度,又会让我们重视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这就是弱者本能的抱团取暖,在感觉到西方的挑战和压力时,我们就会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整合内部的资源,如家国意识和威权主义,以强化整体主义。而这种资源是相当丰厚的。不难发现,成为执政者的集团和个人,大都要强调整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主张局部服从整体、地方服从中央。然而,吊诡的是,中国自身原来“夏夷”之间和“舟水”(或官民)之间的两大矛盾,从来就是相互作用,因而强化或弱化着内部关系的。而近代以来,中国内部的矛盾显然被国际环境大大地激化了,不止是“反封”,还有了党派的分裂与党同伐异,这些党派又分别得到世界上不同国家或海外力量的支持,某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也必定要与某种牌号的国际主义联系起来。这就决定了中国无论怎么强调整体主义,都不可能保持铁板一块;即使形式上成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整体,且不说其中的明争暗斗和难以摆脱的分裂阴影,以这样的整体来抗拒和反对西方世界,也是抗拒和反对西方人主导的市场经济,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在政治上倒向传统的专制,在经济上陷入停滞的困境。而这又意味着迟早的开放。而向西方人主导的世界开放,支持市场经济的整个一套经济与政治制度,也迟早会被我们理解和接受。

   事实上,中国既不能走向分裂,也不可能再保持传统的家国同构的整体性,或所谓“大共同体主义”,而必须形成多元一体、差异互动的社会性状。

   要害的问题在于,如果说我们前面的反应大都属于本能性或策略性的,并因此导致我们往往被时代拖着走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说最为根本、最为重要,并应当给予持守或学习的东西,又是什么?

   应当是人们群体也是个体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及在这自力更生的活动中生成的自主意识和仁爱心。这当然包括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或熊十力所说的仁心。看看一些人公开声称良知是什么?多少钱一斤?以及更多的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致使腐败丛生,无耻流行,就知此言不虚。良知与仁心对人来说,是根本性的,但我又不得不说,其一,人的良知、仁心不是象日月那样明朗、昭著,它也不是现成的,或一经形成就固定不变的;觉悟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需要终生努力的过程;其二,只有自主性与仁爱心的统一,才能构成人的根本所在,或用熊十力的话说,构成人的本体。无仁爱的自主,容易走向自大自负甚至专制,无自主的仁爱,则容易流于软弱和空疏。在这一方面,熊十力的思想最有可取之处,因为他彰显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之自发自觉,但他认为仁心本体既是宇宙本体又是道德本体,为吾人和天地万物所同具,则从根本上取没了实然与应然的区分,对于这道德本体也是道德主体的内容何以可能的问题,即现实的实践的发生,也未能给予应有的解答。

当民国以始于西方的历法作为“国历”“新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同样以国际通用的西方历法和纪元作为“公历”和“纪元”,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的历法则被我们自己称为农历,民间也俗称公历为“阳历”,农历为“阴历”,公历与农历或阳与阴的对比,虽然未必具有主次或刚柔的含义,但在认可前者的普世性与后者的地方性这一点上,却是明确的。至于公历的基督教背景即公历元年为传说中耶稣基督的生年,非西方民族完全可以忽略,可以置若惘闻,就如同大陆人听来自于台湾的“龙的传人”也略去了他的政治背景一样。这是文化传播中的普遍现象。当然,采取西历在象征意义在于中国传统的“天下”及其规矩,要被“涵盖”在西方人主导的“世界”及其规则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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