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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普: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还是民主的更高形态?

更新时间:2014-09-10 20:16:57
作者: 马德普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对"选举是民主的本质"这一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自治和参与是民主的核心,民主是公民通过自治或参与处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以此标准来看,协商民主,也即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通过讨论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制度安排,并不是选举民主的补充,而是民主发展的一个更高形态。

   关键词:民主 选举民主 协商民主

   在当前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比较流行,那就是把协商民主看作是选举民主的补充,认为没有选举民主的协商民主是没有意义的。这一观点一般都暗含有这样一种前提假设,即"选举是民主的本质内涵" 。他们认为,"在现代民主原则、程序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选举,选举是现代民主制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没有选举就没有代议制民主,或者说就没有现代民主实现的可能。" 既然如此,协商民主就自然不能成为民主的本质要素,而只能是选举民主的补充。依此推论,一些人就进一步认为,没有选举民主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协商民主,或者协商民主必须以选举民主为基础 。由于如何认识协商民主及其与选举民主的关系涉及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这一重大问题,所以笔者想就上述观点谈一点自己的管见,以就教于学界的同仁。

  

   一、选举是民主的"本质"吗?

  

   把选举看作民主的本质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主流观点,并且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这一观点也被非西方世界追求民主的许多人士所接受。亨廷顿就曾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 在他看来,民主的这种程序性定义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后来得到了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的公认。他说,"根据这一定义,选举是民主的本质。"  顺便指出,这里的"选举"指的是西方标准的多党自由竞争的那种选举,而不是其他形式的选举。

   国内的一些学者常引用亨廷顿的这句话来为自己的"选举是民主本质"的观点提供论据。然而,他们忽视了在这段话之后,亨廷顿接着就质疑道:"不过,选举是民主的全部吗?"他引用拉里·戴蒙德对自由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区分,说明没有其他制度尤其是保障自由的一系列制度的安排,这种选举民主是很难成功的。在戴蒙德看来,自由民主国家除了选举之外,还有一系列其他重要制度与选举制度同时运行,比如对行政权的限制,通过司法独立来坚守法治,保护个人的表达、结社、信仰和参与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对执政党制定有利自己的选举程序的限制,对任意逮捕和滥施暴力的有效防范,并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等。按照戴蒙德的说法,在最近若干年里,实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却相对原封未动。 这说明,那些新兴的民主国家一般不具备保障选举民主正常运行的上述制度条件。这也是许多非西方的新兴民主国家选举民主长期不能得到有效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如亨廷顿所说,在西方,一些人已经开始怀疑把民主等同于选举的说法。他们已经开始讨论"选举主义的谬误"和"自由选举的陷阱"问题。"一位杰出的美国学者甚至已经指出,在一个民主国家选举也许是多余的:如果人们有抗议、批评、组织、示威和游说其统治者的自由,选举将是不必要的。" 这段话起码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在这些学者看来,只要有抗议、批评、组织、示威和游说政府的自由,没有选举也可以视为一个民主的国家;第二,公民参与政治的其他方式(如前边所说的那些政治自由)可能比选举更重要。这两点无论哪一点,都否定了"选举是民主本质"的观点。

   当然,人们会说,这种说法只是一家之言,毕竟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制度都是以多党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没有"选举"就不可能有"代议"。因此,我们即使不能把选举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的本质,起码也可以称为代议民主的本质。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代议民主制度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背景,离开了这些背景它就很难有效地运转。亨廷顿就明确指出,这种以选举为核心的现代代议民主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这些传统激发了贵族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并造就了十九世纪的民主发展。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也正是这些要素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除此之外,这种民主还需要经济方面的条件,包括能够自主运转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以及能够导致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经济方面的条件相对容易满足,政治制度方面的其他安排也容易实现,唯独文化方面的条件由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和它的强大力量而实现起来比较困难。正因为如此,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会出现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选举结果。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就列举了两种不同于西方的结果。

   首先,他指出,在非西方社会,选举可能会导致那些严重威胁民主的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的胜利。这种情况在西方社会除了纳粹等极个别特例之外是很难出现的,可在非西方社会却较为普遍。"在拉美国家和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常常以专断的和不民主的方式行事,压制其对手,靠法令来统治……。在缺少西方自由传统的非西方社会,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常常对个人的权利漠不关心,歧视少数民族,扼制新闻自由,甚至鼓励警察滥施暴力。"

   其次,"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荒谬的是,采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会常常鼓励排外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允许它们获得权力。民主成了一种地方化的、而非世界化的过程。……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人们只能在反民主的世俗主义与反西方的民主之间作出选择。"

   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的诸多事实都一再印证着亨廷顿的这些观点。但遗憾的是一些人不顾这些事实继续固守着"选举是民主本质"的西洋教条,甚至一些人宁愿冒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也要立即实现这个"本质"!当然,有人会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不够西化,要想使选举民主获得像西方那样的理想结果,就应该抛弃我们的传统文化,实现全盘西化,或者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与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由主义文化相契合的因素,或者通过现代化的转换使之与西方文化和选举民主相适应。

   然而,在笔者看来,造成亨廷顿所说选举结果的还不仅仅是文化的差异,国家的社会结构或曰国家成员组成结构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西方选举民主运转相对良好的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原本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例如北欧诸国;二是在实行选举民主之前已经把不同的族群整合成了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三是多种族群相互混居和杂居的移民国家,例如美国。在这三种情况下,选举民主一般不会成为煽动分裂的工具(当然英国的苏格兰现在也存在分裂的倾向)。然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这里的许多国家存在着诸多族群,以及与这些族群密切联系的各种宗教,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甚至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中可能也无法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在文化上实现西化(且不说能否实现西化以及西化的利弊到底如何),亨廷顿所说的选举结果尤其是第二个结果都会有极大的概率出现。

   从上述分析来看,我们起码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选举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第二,在西方文明中运转相对良好的选举民主 ,在非西方文明中,除个别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国家以外,一般难以达到像西方社会那样的效果,且有较大的副作用,如国家分裂的危险,国内政治的混乱等。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许多非西方国家为避免这些结果的出现就无法建立民主制度,无法满足广大民众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呢?笔者认为,决非如此。因为民主是时代的潮流,公民参与政治的愿望无法遏止,这种参与要求如果得不到有效满足反而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祸害。这里的关键问题一是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民主的"本质",二是设计什么样的制度使之既有利于满足公民参与政治的愿望,又能够避免亨廷顿所说的那些糟糕结果的出现。

  

   二、民主的"本质"应该是什么?

  

   回答民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如何下定义的问题。下定义就是通过列出一个事物的基本属性或人们所说的本质属性来说明一个词或者一个概念之含义的逻辑方法。然而,什么是一个事物的"本质"属性,这对于一个简单的事物来说相对容易回答,而对于复杂的事物尤其是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变迁的事物来说却是极易引起争议的。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大部分概念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社会科学中的大部分争论也都与人们对所使用的概念存在不同理解有直接的关系。正因为许多由此而引起的论争长期争论不休,所以有人就主张放弃这种本质主义(又译"唯质主义")的下定义方法,改用规定的方法(或波普尔所说的"唯名主义的方法")来下定义,也即为了科学描述的方便,"只要是需要,就可以随意引进新的术语,或者只要是方便,就可以重新规定旧的术语的意义,而可以轻松愉快地忽略它们原来的意义。" 这也就是逻辑学中所说的规定性定义。

   有关民主定义的争论可能是社会科学中争论最多的概念之一。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思想流派乃至不同的个人,对民主含义的理解都有着重大的差异。围绕这些差异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就是波普尔所说的本质主义和唯名主义定义方式之争。熊彼特定义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波普尔所倡导的唯名主义定义方式的胜利。

   在熊彼特之前流行的民主定义,是18世纪的古典民主学说所给的定义,他把它表述为:"民主方法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 熊彼特不满意这个定义的主要地方,是其中的"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和"人民意志"这两个要素;它们大体相当于波普尔所说的"本质",也即按照这个定义,民主这个事物的"本质"属性就是能够体现"人民意志",实现"共同福利",选举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

熊彼特认为,"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 原因就在于对不同的个人和集团而言,共同福利必然意指不同的东西。既然如此,所谓统一的"人民意志"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在他看来,不仅这种所谓的共同意志缺少合理的一致性和和合理的认可,而且强调它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也是把根本不现实的独立性和理性这些品质加在了个人意志的头上。实际上,一个普通公民凭他的现实感、熟悉感和责任感所能辨认的领域是极为狭窄的,一旦他进入全国性和国际性事务领域,他的现实感就会完全丧失,责任感也会削弱。他不关心搜集信息,也没有参与漫长而复杂争论的耐心;不管面前有多么完整而正确的大量信息,都不会改变他的无知状况 。结果,"即使没有试图影响他的政治集团,典型公民在政治问题上往往会听任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见和冲动的摆布。"并且,"公众心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越弱,合理批评以及个人经验和责任心所施展的合理影响消失得越干净,而某些另有企图集团的机会越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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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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