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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普:论启蒙及其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

更新时间:2014-09-10 20:26:30
作者: 马德普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科学理性,它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发展,但自身却包含了一系列的悖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性质和它要解决的人类事务的历史主义性质之间的悖论。启蒙理性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是造成了对科学方法万能的迷信,以及对西方经验和政治原则的迷信,从而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处理好西方现代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启蒙的现代性理想与现实政治客观需要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合理鉴别和扬弃西方现代性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启蒙的真正价值是批判精神,因此启蒙是一项不断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未竟事业。

   关键词:启蒙 理性 科学 现代性

   一、问题的提出

   启蒙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应然和实然两个问题:从应然的角度来讲,就是启蒙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实然的角度来讲,就是启蒙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事实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由于从西方的经验来看,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启蒙思想的产物,或者说启蒙理想反映着现代性的基本要求,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实现现代化,因此如何看待启蒙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是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如何继续推进的重大问题。

   任何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都必然充满着思想争论,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看法在中国思想界也历来存在着诸多的纷争。对于第一个问题,人们的看法大体有三种:一是认为西方近代以来发展出来的现代性具有普世性,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西方化,或者说就是要学习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因此,应该用以自由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启蒙思想来启蒙中国人民,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属于这种看法。二是认为现代性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启蒙思想反映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要求,社会主义虽然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但社会主义理想和启蒙理想仍有质的不同;因此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就不能由启蒙思想来指导,而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属于这种看法。三是认为现代性是多元的,每个国家的现代性都必然带有自身传统的特性,而且只有和自己的传统相结合而不是相断裂,才能真正发展出本国的现代性来;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由启蒙思想来指导,而必须由传统思想和启蒙思想相结合的某种新传统思想来指导,像新儒家、新法家、新道家等就属于这种看法。

   与上述三种看法相关联,关于启蒙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实际发挥的作用问题也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救亡任务压到了启蒙的任务,所以启蒙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后来造成了诸如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沉重灾难,并使得宪政民主制度长期不能建立。第二种看法是认为,五四运动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启蒙任务,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条件和环境决定了,而且民国初期的政治实践也证明了,按照启蒙理想建构的现代政治体制在中国是失败的,启蒙的政治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第三种看法是认为,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过于激进,过多地否定了中国的传统,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不仅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没能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而且还使得后来的政治生活日益走向激进的歧途。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也是纷繁复杂的。上述划分只是一种简约化的分类,实际上,每种看法中都存在许多具体的差异,体现着各种政治思想的不同取向和矛盾冲突。但是总的来看,这三种看法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它们之间的冲突贯穿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并一直延续到当下的中国社会。这一事实本身是具有深刻意味的,它实际上说明了,如何理解启蒙自身,如何理解现代性,如何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启蒙,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

   二、启蒙与现代性

   正确理解启蒙是正确对待启蒙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启蒙运动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运动。汉普生曾经指出,为启蒙运动"下任何一般性的定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如果为它下一个定义,则此一定义一定会包含许多限制与矛盾,以至于变得毫无意义"。从17、18世纪英、法、德等国的思想状况来说,后来被人们称为启蒙思想家的人中,既有崇尚个人自由或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者,又有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主张人民主权的民主主义者;既有崇拜理性的理性主义者,又有重视感觉的经验主义者,还有张扬情感的浪漫主义者,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思想运动,这种矛盾和张力不仅存在于不同思想倾向的思想家之间,甚至也存在于同一思想家的思想内部。例如,卢梭就不仅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同时又是启蒙运动最有力的批评者。这种复杂的思想状况还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导致不同的学者对启蒙运动会有不同的认识,乃至于像汉普生所说,"在某一个限度以内,你认为启蒙运动是什么,启蒙运动就是什么。"

   实际上,早在18世纪末德国的启蒙运动中,神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约翰·弗里德里希·策尔纳就看到,在启蒙的名义下人们的心灵太经常地陷入了混乱,并于1783年12月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什么是启蒙?"这个重大问题。他指出:"什么是启蒙?这个就像什么是真理一样重要的问题,在一个人开始启蒙之前就应该得到回答!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它已经被回答。"正是这个提问,导致了数月之后摩西·门德尔松和伊曼纽尔·康德对这个问题的问答,并且在德国思想界引发了将近10年的热烈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不同的学者对启蒙就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门德尔松就区分了"文化"和"启蒙"两个概念,"文化似乎更多地把兴趣引向实际问题:(客观上)引向善、文雅以及艺术和社会风俗中的美;(主观上)引向艺术中的灵巧、勤奋和机敏,以及社会风俗中的秉性、倾向和习惯。……相比较而论,启蒙似乎与理论问题的关系更加密切;按照它们对人的命运的重要性和影响,启蒙关系到(客观的)理性知识,关系到对人类生活进行理性反思的(主观的)能力。"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启蒙自身存在的张力,即"人的启蒙可能与公民的启蒙发生冲突。某些对人之为人是有用的真理,对于作为公民的人来说有时候可能是有害的。"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则认为,从狭义上讲,"启蒙就是运用处于自然之中的手段将含混的概念阐明为明晰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启蒙的目的就是从能够具有理性的人当中制造出理性的人,而人的理性能力就是运用明晰的概念进行正确推理的能力。

   当然,在众多的讨论中,康德的回答是影响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他给启蒙下的最著名的定义就是:"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很明显,康德所期望的启蒙的目标就是培养出成熟的人,这种人不需要他人的监护或保护,能够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做出选择或决定。当然,这种人并不是监护人或造物主培养出来的,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所谓启蒙者教导出来的,而是人自身在勇敢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过程中自我锻炼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条件就是自由:"除了自由之外,这个启蒙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实际上,一切事物当中最没有害处的那个东西就可以称为自由,亦即在所有问题上都公开利用一个人的理性的自由。"为了说明什么是"公开利用一个人的理性的自由",康德区分了"理性的公共使用"和"理性的私人使用"这两个概念。"理性的公共使用"指的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理性的私人使用"指的则是一个人在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职务上对其理性的运用。他认为,理性公共使用的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因为这种使用能够给人类带来启蒙;而理性的私人使用则可以加以限制,因为这种限制不仅不会特别妨碍启蒙的进步,而且它还是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情所需要的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消极地保持一种人为的一致,以便政府可以把他们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防止他们破坏这些目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理性使用的这两种方式的区别,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一个牧师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教徒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按照这一条件而被接受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完全的自由、甚至是有一种使命,把他对那个教义的缺点的深思熟虑的、充满善意的思想,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事务和教会事务的建议传达给公众。所以,他说:"作为一个牧师,他不是而且不可能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服从另一个人的命令。相比较,作为一位学者,一位通过他的著作向自己的公众亦即这个世界讲话的人,这个牧师,在他的理性的公共运用中,便享有使用他的理性、以他自己的人格发表言论的无限自由。"

   从上述三位学者关于启蒙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每个人对启蒙内涵的理解都有差异。门德尔松强调的是理性知识(主要是科学)和理性能力(运用科学理论的能力)的重要性,赖因霍尔德强调的是理性推理过程中概念明晰的重要性,而康德强调的则是,理性运用过程中自由条件的重要性。康德之所以被视为德国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原因之一大概就是他对自由的强调。只不过,他讲的自由主要是学术意义上的思想言论自由,而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们讲的政治自由。实际上,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大胆呼吁政治改革的激进态度相比,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一般在政治上都比较谨慎甚至保守。

   不过,虽然上述三人对启蒙的理解存在诸多的差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强调了理性在启蒙中的核心地位。18世纪的人们把这个世纪称为"理性世纪",后来的马克斯·韦伯把近代以来的时代称为"祛魅"的时代,把理性化看作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都反映了启蒙的这一特质。因此,即使人们对理性的理解存在诸多的分歧,即使人们还给启蒙附加了许多其他的内容,我们还是可以舍弃差异,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即把启蒙看作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就欧洲启蒙运动的实际历程来看,它最初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基督教神学和教会统治,目的是把人们从宗教蒙昧主义的思想禁锢中和教会统治中解放出来;至于它在构建西方现代性中的作用,或者它与现代性的关系,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从逻辑上来说,当启蒙思想家们举起理性大旗的时候,他们就不能止步于对宗教的批判的了,而是必然会把批判的矛头延伸到宗教之外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现存的一切权威身上。因为,理性这个新的权威一旦树起,它就成为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革命的因素;它必然要排斥任何其他权威,必然要求现存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事实上,大部分启蒙思想家也确实是这样做了。即使一小部分启蒙思想家出于软弱或政治的考量而回避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批判,那也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因为,理性人的目标一旦确立,与此相适应的就应该是一套新的社会政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一定会产生自己的现代性后果的,启蒙思想也一定会蕴含自己的现代性理想的。只不过由于启蒙思想家自身的社会地位、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有着较大的不同,再加上理性自身的复杂性,遂使得这种现代性理想在不同的人那里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是启蒙运动中不同的政治思潮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思潮中,除了试图维护或复辟传统社会的封建性的思潮之外,但凡包含新社会理想的思潮应该说都反映着对现代性的某种追求,只是每种思潮都可能是只抓住了现代性中的某些要素而忽视了其他要素,而且它们之间的理想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性内部的冲突。

不过,现实中现代性的形成,并不单纯取决于思想上的现代性追求,也不取决于启蒙思想们理论上的逻辑推论,实际上他们的推论常常是很不严谨因而存在很多问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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