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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4-06-02 10:18:21
作者: 林毓生 (进入专栏)  

   一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最初是由台北狮谷出版公司在1981年出版的,后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在1984年曾发行再版。这本小书今天得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笔者内心甚觉快慰。此书主要收集了我在1960年负笈来美后与先师殷海光先生之间的通信。殷先生是在1969年9月16日不幸以胃癌不治逝世的,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69年7月27日写的,我给他的最后一信是在那年8月14日写的。我在1954至1958年就读台湾大学。1955年秋季,由于上殷先生讲授的逻辑课的机缘,开始跟随他读书、思考问题。在台湾时,也曾与殷先生通过几封信,但这里收入的,只有一封经殷先生生前妥为保存,我于1957年暑假,在台湾狮头山海会禅寺自修时写给他的信。

   这本《书信录》最初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出版,不能不特别感谢殷师母夏君璐女士。如果她未曾在殷先生逝世后不久,把我历年来写给他的信与他的其它来往函件一起托人带至香港友人处存放,后来并经这位友人把我给殷先生的信寄还给我;那么,能够发表的则只有我保存的殷先生给我的信了。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已经正式成立“殷海光档案”。该馆曾来信表示,希望我把殷先生与我的通信原件赠与他们,由他们保管。我已同意,近期内将寄给他们。

   二

   1948年年底,我随父母从北京移居台北,当时我14岁。在北京时,就读师大附中,至初二上。到台北后,考插班,进成功中学初二下就读。高中时,改读台北的师大附中。这正是“白色恐怖”很严重的时候;不过,当时年纪小,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一件间接有关的事。我在北京时,已养成喜读课外书的兴趣,常在中午的休息时间去学校附近的琉璃厂逛书店。在台北读中学时,有一天在国文老师家里看到他有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我因在北京时,已看过其中收录的一些作品,但未曾看完,遂跟老师说是否可借给我拿回家看。老师欣然同意,但却很仔细用看过的《中央日报》把封面与封底包好后,才让我放在书包中,并嘱我阅后即还,不可借给别人。现在才知道,这种借阅禁书的行为,如被治安人员知道了,是很严重的事。

   我在中学时代,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因为喜欢阅读“五四”人物的著作,已经了解了一些近现代中国悲惨的历史经过及其由来。对同胞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常思将来当尽一己之力,设法改革中国的种种缺陷,以便同胞们可在将来生活得合理、富足、有尊严。当时知识有限,但在阅读报章杂志与能找到的有关著作以后,曾直觉地感到:在许多待决的中国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领袖的素质问题。因为,政治领袖的影响力比谁都大,若没有真正有理想、有能力、有见识的政治领袖,别人在其它方面的努力,即使有一些成就,也被中国现代自私、无能、与愚陋的政治领袖所抵销泰半。我这样的想法与许多和我同时代的青少年,往往以为服从政治领袖的指示并对他的言行表示崇拜,乃是爱国的行为,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为什么我会在中学时代就有这样的爱国思想,除了受到一些“五四”人物的启蒙,自己努力独立思考以外,对我而言,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既然如此,中国将来的希望在于像我这样自知确实具有道德热情、公正心胸、与相当不错的才智的人,应该出来从政,最好将来能成为国家的领袖,这样国家才真正有希望、有前途。当时,年纪轻,不知天高地厚,加以受到了曾国藩《原才》之类文章的影响,以及从小学起常被老师指派或被同学推举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使自己以为颇有领导众人的能力;所以,在我少年的心灵中,遂有这样当仁不让、很令自己感到兴奋的想法。(因为怕别人会以为我大言不惭,过于天真,所以除了家人与一二知交外,从未向别人道及。)

   我最后在大学里念历史系,主要是希望从历史中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以及得到对过去政治领袖们的得失的深入了解,以备将来为国家做大事之需。我是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迈进台大的。可是,进入台大以后,下述现象,使我感到很茫然:

   (1)台大历史系的师资,号称集过去北大、清华与中大(中央大学)三校史学系教授的精华。但,他们的课程大多相当琐碎,主要是考证史实。考证史实——尤其是考证重大事件的史实,当然有一定的意义与贡献,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工作。不过,不是每一事件的考证都有相同的意义。当时台大史学系的师长们的考证工作,许多失之于琐屑。然而,他们却以为学问而学问来辩解他们工作的价值,特别强调追求真理不可渗入世俗的、功利的考虑;并举科学史上当初看来是琐碎的研究,后来变成重大发现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工作的意义。我对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心中甚感不安;但当时却想不出令人信服的论点来反驳他们①,只是觉得这样下去,我自己研读历史的目的——找出中国病根的基本所在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为什么产生不出真正能够领导国家走向光明的政治领袖——便难以达成了。

   (2)当时大学入学试,已经开始实施联考制(全省考生共同参加一次考试,录取的考生被根据其填报志愿的先后与考试成绩的高低,分发到不同学校、不同科系中去)。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绝大多数的家长都鼓励,甚至强迫自己的子女报考毕业后易谋出路、不易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实用科系(医、工、理、农)。不少文科生由于成绩不够好,无法被分发到实用科系中去,乃是根据其第二或第三志愿,被分发到文学院来的。对许多文学院的学生而言,因为本来就不打算攻读文学院的科系,现在却又勉强就读了文学院的科系,而社会上的舆论又一致认为读文学院是没有甚么出息的;所以他们的精神甚为消沉,心情很萎靡。

   校园中弥漫着非常现实的气氛。再加上蒋氏政权鉴于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有效地应付自“五四”以来一脉相承的,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的学生运动;它到台以后便使用其威权结构中可以使用的一切办法,尽量把对“五四”的记忆从知识分子的心中抹去(包括留在大陆上的、“五四”以来一切学者与作家的著作,均列为禁书;与 “五四”有关的一切刊物也都列为禁书,戒严期间,禁止任何学生运动,当然更不在话下)。另一方面,蒋氏政权则利用传播媒体,制造“反攻大陆”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蒋介石被塑造成为“世界上反共的精神领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救星”。

   这些政治宣传主要是在校园之外进行的。它在台大校园之内虽然并未过份猖獗;但在五四的传承已经被扼杀的背景之下,这样的宣传,配上“白色恐怖”的阴影,使得同学们对政治变得冷漠。许多文学院的同学是以上课抄抄笔记、课余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的。另外,一些心灵较为敏感的同学,则变得玩世不恭,以调侃打诨度日。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极少数的同学可与之交谈外,对我这个在中学时代已经看过一些五四人物的著作以及外国(尤其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的翻泽、非常关心政治、心中经常被许多有关宇宙、人生、国家、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所困惑的青年而言,台大文学院是相当荒凉的。但却有一些罅隙:台大校园之内有相当程度的被默许的私人之间的言论自由,在此背景下,我在1955 年秋季开始上刚从哈佛大学访问归来的殷海光先生的逻辑课。作为纯学术研究的逻辑,本是中性,并不涉及价值问题,本身也没有任何政治意涵。逻辑学者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政治立场,也无必然的关连。但,殷先生却把逻辑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他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不拘谨,在词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与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他服膺“五四”初期所鼓吹的自由主义,常喜征引艾克顿公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溃,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溃”,以此说明中国现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没有办法限制与监督政治权力的扩张与滥用。他认为中国经过各式各样的、弄得天翻地覆的革命以后,到头来益发使人知道,引进英美文明发展出来的自由的价值、人权的观念、民主的制度、建基于经验的理性,才是中华民族应走的康庄大道。殷先生时常慨叹,早期“五四”精神与风格在台湾的失落;而重振“五四”精神,彻底实现“五四”早期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乃是救国的唯一道路。

   在荒凉的校园内,怀着茫然的心情,听到了殷先生那样的宏论,对我而言,真是空谷足音!于是,在课后向他请教治学的途径。殷先生知道我已看过一些“五四”人物的著作,觉得在当时相当难得,很乐意指导我。他说: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因为左右政治势力的压迫与分化,按现在(50年代)的水准,只能表达一些零碎的意见,系统性的、深入的理解,尚待将来。他自己由于成长过程中颠困流离,以及后来在报纸杂志上秉笔报国,花去许多时间与精力,所以尚未积累足够的资源做最根本、最艰深的研究。不过,他积数十年观察与思考中国问题的经验,以及研读当代西方哲学的心得,可以提供两项协助。第一,他有鉴别能力,可以提供学术的标准,可以告诉我,什么著作言之成理,见解深刻;什么著作肤浅,不值一顾。②第二,他可担任交通警察;他说:“你这一生要做甚么,当然由你自己决定。不过,你一旦决心要研究你关心的问题,我可告诉你往哪个方向走,才是避免走冤枉路的正途。”

   我禀告殷先生,自己攻读历史的最大志趣是,希望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以及为什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产生不出来真正伟大的政治领袖(当时未敢告诉老师,我最大的志趣是希望自己能够变成这样一个政治领袖;不过,后来跟殷先生接触较多,多知道了一些二十世纪中国实际的政治情况以后,顿觉此一想法,太天真可笑了,除了倍感汗颜以外弃之唯恐不及)。殷先生并未责备我的志趣,大而无当、好高骛远,反而认为有气象,对之鼓励有加。不过,他说:你所要做的是极为艰难的事。你如要在一生之中达到你的目的至一相当的程度,你必需作三项准备,其中两项是长期的,另外一项短期之内便可获得相当的成果。长期的准备是:①你必需借助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出来的观念与分析;你必需整合这些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于你的历史解释中,这样才能把中国的根本问题分析出所以然来。②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的大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如果我们认为引进英美文明所发展出来的自由的价值、人权的观念与民主的制度至中国的泥土上,并使其茁壮地成长,是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的大道;那么,为什么大致可以说代表此一思潮的早期“五四”思想,很快被相反方向各趋两极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了呢?是不是早期五四思潮所代表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由于糅杂着法国式与德国式颠覆英美自由主义的成分,而根本不纯正呢?即使早期“五四”人物对英美式自由主义已有相互纯正、深入的理解,是不是中国的客观环境包括传统政治秩序的解体、帝国主义列强的侵逼等,也不可能允许它在中国顺利地发展呢?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问题的焦点是: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义所蕴涵的文化与制度与使其在中国泥土上生根的问题。当然不是指原样照搬。将来英美式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如能相当成功地移植到中国来,它们也不可能与英美的原型完全一样。但,经过移植而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所蕴涵的文化与制度,必须与原型共有许多特点以致不失纯正性。然而,在探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把英美自由主义所蕴涵的文化,包括思想,符号、价值与制度弄清楚。③前述两项准备必需建立在坚实的外文能力上。必需尽快把英文学好,必需达到直接阅读西方第一流学术著作不感吃力的程度。前述两项准备是非积年累月不为功的;但,这最后一项准备,希望在一年之内就可完成。

   三

我从读小学开始,对父母与敬仰的师长的指导,一向是以虔敬之心接受的。殷先生这一番话,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校园周遭的荒凉,顿时变得与我很是疏远;心中的茫然也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当时虽然对于身边所见之种种仍难免愤慨,然而,自觉那些现象与我个人却不甚相干了,自然也就不会受其影响。我在思想上受到殷先生的启蒙,看到了如何进展的远景;而在精神上,殷先生那种以大是大非为前提,关怀国家前途与同胞福祉的精神,重新肯定并强化了我从中学时代就已涌现在心中的爱国情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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