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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一束玫瑰花——聂华苓写殷海光

更新时间:2019-09-20 23:54:16
作者: 聂华苓  

  

   松江路一二四巷三号,是我在台北的家。

   当时的松江路只有两三条小巷,在空荡荡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国》刚创办时,从台湾省政府借来的,那时正是吴国祯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三房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个人住。谁也不愿去沾惹他,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话不投机,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

   殷海光抗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非常佩服他老师的学养和为人。他 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引用在他的著作中。

   抗战后,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徐蚌会战,他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贬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他到台湾后,应傅斯年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离开《中央日报》,并参加《自由中国》任编辑委员。

   1949年,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刚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的未来。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参加,也是第一次见到殷海光。他比他们只年长几岁,俨然是他们的大师。

   朋友们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听听殷海光的意见。然而,大师不讲话,两眉紧锁坐在那儿。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久久不说话,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不知如何卸下才好。

   他终于讲话了,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他逐渐来劲了,讲起他的"道"了。他那时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后来在另一个场合,突然有人在房门口叫了我一声,抬头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来招呼他。他却头一扭,硬着脖子走了。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发现屋子里有个"气压很低"的人。

   我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哪里还有选择住处的自由?一家人只有怀着凶吉不可测的心情,搬到松江路。

   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样子。但是,来日方长,和母亲所称的那个"怪物",挤在四堵灰色土墙内,是否能相安无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来,桌上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殷海光园子里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给我母亲。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气。

   那是我们台湾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对母亲说:莫担心,殷海光是爱花的人。

   母亲说:我才不怕他!

   就从那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

   他在我家搭伙。我们喜欢吃硬饭和辣椒。他一颗颗饭往嘴里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他从没说什么。后来母亲发现他有胃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富人。

   母亲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

   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像只是为了谈话:谈美,谈爱情,谈婚姻,谈中国人的问题,谈未来的世界,谈昆明的学生生活,谈他景仰的老师金岳霖。

   有时候,在黑夜无边的寂静中,他从外面回来,只听见他沉沉的脚步声,然后咔嚓一下关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端着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来,走到我们房门口:"我-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

   母亲看到殷海光总是很高兴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浅浅啜着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坐一会儿就走了。也许又娓娓谈起来。他说话的声调随情绪而变化,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又如春风,徐徐撩来。

   他谈到昆明的天:

   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

   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和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

   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

   他也常常感时伤世: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

   他向我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必定郑重其事双手奉还。我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母亲说:星期二一定还。他才借给我们三块钱,否则,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样子碰过一鼻子灰。

   他又说西方文化另一好处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

   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剥开来分析。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伤人。

   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我家聊天。他兴致来了,把在坐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来了,讲了一个通宵。他指着一个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下了一句结论:你是一团泥巴!那团泥巴哭丧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

   你批评他?也可以,只要你有道理。

   母亲常常指点他说:殷先生呀,你实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

   有一天,母亲向他借一个多余的空玻璃瓶,他绷着脸,煞有介事地:不借!我冲口而出:实在可恶!他哈哈大笑。我回头说:我在说你呀!他又大笑一声,咚的一下把门关上了。

   他住在松江路时,还没结婚。夏君璐在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灵秀淡雅,坚定的侧影, 两条乌黑的辫子,一身清新气息。他们在中国大陆时已订婚。

   她常在周末来看殷海光。只要她在座,他总是微笑着,很满足,很严肃——爱情就是那个样子嘛,他准会那么说。当然,没人和他谈过这件事。那是他生活中最神圣、最隐秘的一面,而且,西方文化,要尊重人的私生活嘛。

   当时我只是暗自好笑:殷海光在夏君璐面前就老实了。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他年轻妻子坚如磐石的爱心,忍受苦难的精神力量,早在她少女时代,就把殷海光怔住了。日后他在台湾长期受迫害的生活中,她是他精神世界主要的支柱,是唯一帮助他在狭小的空间开辟无限乐土的人,将幽禁殷海光的温州街小木屋神化为他梦想的大庄园。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殷海光谈到他梦想的庄园,眼睛就笑亮了:我有个想法,你们一定喜欢。我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村子,住在那儿的人全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

   我当然是哲学家咯!殷海光哈哈大笑,继续说:我的职业呢?是花匠,专门种高贵的花。那个村子里,谁买到我的花,就是最高的荣誉。我真想发财!他哈哈大笑。

   殷海光想发财!只因为有了钱才造得起一个庄园呀!大得可以供我散步一小时。庄园边上环绕密密的竹林和松林,隔住人的噪音。庄园里还有个图书馆,专存逻辑分析的书籍。凡是有我赠送借书卡的人,都可以进去自由阅读。但是,这样的人不能超过二十个。人再多就受不了了。他皱皱眉头。

   母亲说:我们搬来的时候,还怕你不欢迎呢?

   你们这一家,我还可以忍受。他调侃地笑笑。换另一家人就不保险了。你们没搬来以前,我有一只小白猫。我在园子里种花,它就蹲在石阶上晒太阳。我看书,它就趴在我手臂上睡觉。我不忍惊动它,动也不敢动,就让它睡下去。无论怎么穷,我一定要买几两小鱼,冲一杯牛奶喂它,后来,小猫不见了。我难过了好久。现在又有这只小猫了!

   他微笑着撩起薇薇搭在眼帘上的一抹头发,思索了一会儿。

   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像刺猬一样,太远,很冷;太近,又刺人。在我那庄园上,我还要修几栋小房子,不能离得太近,越远越好。那几栋小房子,我送给朋友们。

   送不送我们一栋?我笑着问:竹林边上那一栋,怎么样?你和夏小姐每天下午散步来我们家喝咖啡,Maxwell咖啡,你的咖啡。

   好!就是竹林边上那一栋!

   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母亲就带着薇薇和蓝蓝坐在台阶上和他聊天。

   他的花特别娇嫩。夏天,他用草席为花树搭起凉棚。风雨欲来,他将花一盆盆搬到房中。

   八个榻榻米的一间房,是书房,卧房,起坐间,储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

   他有时也邀我们雨天赏花。否则,非请莫入。

   一走进他的房间,就看见窗下一张气宇轩昂的大玻璃书桌,最底下的一个抽屉不知到哪儿去了,露出一个寒酸的大黑洞。桌上一小盆素兰,一个粉红小碟盛着玲珑小贝壳。书桌旁一张整洁的行军床。

   靠墙两张旧沙发,中间一张小茶几,茶几上或是一盆珠兰,或是一瓶素菊。

   沙发旁的小架子上,一个淡柠檬黄花瓶,永远有一大束丰姿绰约的鲜花,从他园子里采来的。

   靠墙一排书架,稳稳排列着一部部深厚色调的精装书。除了几部与文学有关和普通理论书籍之外,其他的书对我而言,都是天书,七古八怪的符号,作者是什么 Whitehead呀,Quine呀,那些书是决不借人的。

   书和花就是他的命。那几件家具呢?发了财,劈成柴火烧掉!他讲的时候的确很生气。

   殷海光每天早上到巷口小铺喝豆浆。

   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他向我母亲借钱。

   母亲笑了: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费,在你荷包里留不住,就交给我保管吧,不要再买书买花了。

   他接过钱,自顾自说:书和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愤愤不平地咚咚走开了。

   他除了去台湾大学教课之外,很少外出。假若突然不见了,你一定会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挟着一本本硬邦邦的新书,提着一包包沙利文小点心,坐在旧三轮车上,从巷口轻松荡来,笑眯眯走进斑驳的绿色木门。

   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费啦!母亲劈头一声大叫,仿佛抓着了逃学的孩子:记不记得?今天早上你还没有早点钱!

   他仰天大笑,快活得像个孩子。进了屋,赎罪似的,请我们三代人到他房里去喝咖啡吃点心。

   两张旧沙发必定让给母亲和我坐。尊重妇女嘛,西方文化。

   薇薇在房门口脱下鞋子说:罗素的小朋友也赤脚。殷海光大笑一声,塞一块小可可饼在她嘴里,抱起她直叫:乖儿子。

   蓝蓝坐在我身上等着吃点心。他嫌她太安静了,对她大叫一声:木瓜!她哇的一声哭起来,他就塞一块小椰子饼在她嘴里。

   他咚咚走出走进,在厨房熬Maxwell咖啡。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Maxwell是世界上顶香的咖啡。

   花香,书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黄昏后,就是说罗素的时候了。罗素可不是随随便便谈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得配合才行。

有天晚上,殷海光拿来《罗素画传》给我们看。他正要将书递给我,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连忙将书从我手里抢了过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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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生三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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