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何兆武:忆同窗

更新时间:2016-05-31 22:15:48
作者: 何兆武 (进入专栏)  

   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人的一生很难说,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有个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叫殷福生,哲学系的,当年是大右派,整天骂共产党,而且在时事讨论会上站起来公开地骂。国民党当时骂共产党“游而不击”,殷福生也骂共产党“躲在延安,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等等,和当时国民党的论调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校园内是非常罕见的,就我所见到的只有他一个。那时候同学中左派多于右派,自由主义就更多,大多数人对共产党都有好感,虽然没有具体的认识和感受,并不十分理解,但大多是同情,认为共产党为国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即使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样赤裸裸地反共,所以我们都讨厌他,认为他就是法西斯。

   殷福生是个很怪的人。当时上哲学课的人很少,只有寥寥六七个学生,比如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研究,那是给高年级开的课,冯先生先引个开头,接下来让大家发言讨论。我们大多觉得自己没有知识,所以一言不发,但每次只要一发言,殷福生就滔滔不绝,而且话里面夹杂着好多德文,“-keit”、“heit”一大堆尾缀。德语里,凡字尾加“-keit”或者“-heit”就是指什么什么“性”,比如主观性、客观性,我们不懂,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慷慨陈词,用北京话来讲,还挺“唬人”的,而且他讲完了之后还骂人。记得有一次他骂胡适,说:“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不懂!”当时我想,这个人怎么如此之狂妄,年纪轻轻的连学术界的泰斗、文学院院长胡适也敢骂,简直是目空一切。有一次,在路上他向我恶意嘲笑的样子,我大为光火,当面怒声质问他:“你笑什么?”他耸耸肩说:“啊,没什么,Friendship。”然后悄悄走开了,像是韩信受胯下之辱。当年气盛,少不更事,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抱歉。

   抗战末期,殷福生参加了青年军。那时候蒋介石觉得他的那些旧军队没文化,打现代化战争不行的,于是招了一批中学生、大学生,组成青年军,要建立一支新式的现代化军队。殷福生研究生没念完就从军了。战后我听说,他接了陶希圣的手,任《中央日报》主笔或代总主笔,相当于我们《人民日报》的总编了,不但是笔杆子,还是理论家。出人意料的是,殷海光到台湾以后改名叫殷海光,走的却是胡适的那条路,反对国民党,成为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是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王浩对我说,殷海光在台湾和他通过信,“其实殷海光学不懂哲学,不过他很有口才,而且是个政治宣传家。”所以他在台湾专门宣传政治自由主义,而国民党要搞一党专政,和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到他晚年的时候,国民党等于把他软禁起来,五十几岁得癌症死去了。

   台湾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者中,有许多都是跟着殷海光走的,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而且殷海光的学生也多,都非常崇拜他,这和我们当年的印象非常之不同了。真是知人论事,谈何容易。

  

   大才子王浩

   1995年王浩在纽约去世时,曾有两个杂志的编辑约我写纪念文章,大概是知道他和我是老友的缘故,但我都推辞了。因为他是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我对数理逻辑和他的哲学一窍不通,无从下笔。随后我在《西南联大校友通讯录》上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但觉得意有未足。尽管我们的人生道路迥然不同,王浩毕竟是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记得当年谈到未来自己想做什么,我说:“将来我就做你的Boswell(即《约翰逊传》的作者)。”但是现在看来,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王浩和我是中学同学,他的父亲王祝晨是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在一所很有名的中学做校长。王浩在山东念完初中后,因为哥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所以就到南京考入中央大学附中读高中。抗战期间中央大学附中搬到长沙,当时我从北京回到老家,也考入这个学校。王浩高我一班,不过那时候已经头角峥嵘了,在校内非常有名气,所以我也认得他。1938年暑假,王浩读高二,以同等学力考大学,数学考试中有个题目非常难,是中学没学过的,只有他一个人做出来了,大家传为美谈。那年他考入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而且是第一名,可是他却去了西安汉中的城固。北师大那时候在汉中,它的附中也在那里,王浩就在师大附中又上了一年高三。第二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联大,他也考了,这回考的是数学系,而且又是第一名。所以还没入学,王浩就有了名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才子,连续两年考了第一名。

   1939年秋天大一刚开学不久,有一次我在图书馆读书,看见他坐在那里看一本大书,我走过去一看,一个字都不认识,连是哪国文都不知道。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是德文本,指着封面用英文说:“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世界的逻辑结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本经典名著。还有一件事情,一年级的时候我上的是工学院,一次去工厂实习,他托我买一本旁人出让的《数理统计学》,这都是我们初入大学的新生望尘莫及的高级学术,而他已经高出了我们一大截。

   联大的生活圈子很小,而我们又是中学同学,所以很快就熟识了。王浩喜欢哲学,他的想法往往和平常人不一样。我们平常人的想法总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比如说某个人是坏人,这是结论,然后再去找理由,把这个人骂得一钱不值。可是王浩考虑事情从来不先下结论,这是最启发我的地方。一次大家谈论某某人写的字,那人是国民党大官僚,大家都反感,而且按中国的传统,评价一个人首先是论“德”,既然此人是个大坏蛋,肯定一无是处,他的字怎么能好得了?可是王浩不这么想,说:“人品好不好和他的字是两回事,那有什么关系?”还有一次我和他谈论舍己为人的话题,我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最崇高的德行。”他说:“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呢?”于是我们辩了很久,也很激烈,可是事后回想,其实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一般都是固执己见,不肯考虑别人有理,可是王浩的优点就在于不先在头脑里预设结论,或者说是没有成见,而是通过思考、辩论,如果别人能说出道理来,他也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态度。前两年他的家乡出版了他的纪念册,嘱我题词,我写下了如下几句话:“毕生追求真理,折衷人文关怀,毫无先入成见,永远从善如流,忆昔朱颜缔交,纵论海阔天空,追忆微言大义,负荷千古闲愁。”

   王浩是数学家,后来真正使他成名的是人工智能,弄出了好几个定理,大概非常有价值,1983年得了全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奖(按:定理自动证明的首届里程碑奖)。可惜我不懂,无从赞一词,但我知道,他的兴趣并不在那方面。记得毕业答辩的时候,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先生接下又问:“那么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王浩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是一辈子都没解决。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永远想要去解决它。

   表面上看,王浩的一生似乎很顺利。1946年得到清华保送,入哈佛大学,师从当代名家奎因,仅用一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念得这么快,他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当时清华的体制完全和美国接轨,而且我觉得他搞那些东西一点都不费劲,游戏一样就弄出来了。也许正因为太容易得到,所以他才不在意,反而是人生问题困扰了他一生,虽然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学者,也有了光荣,可是并没给他带来他所期待的幸福。他一生三次结婚,前两次很不顺利,他非常之爱国,第一次回国后还写了许多赞扬的文章,可是不久文革全部被否定,让他这个左派非常失落。可以说,王浩一生都着意追求幸福,始终没有追求到;最不着力的方面让他轻松得到了,给他带来了荣誉,可并不等于幸福。晚年的时候王浩曾对我说要写三本书,分别回答“人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做到什么?”、“人追求的是什么?”这三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但只写了第一本《超越分析哲学》就去世了。

  

   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还想提一下陈良璧。1936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中一年级,班上大概有三十个人,因为我年轻,坐在前排,那些外地来的年纪稍大一点的同学身材高,坐在后边。他们好像要比我们成熟些,经常围在一起谈时事之类的大事,我们年纪小的也在一旁听,觉得很开窍。其中一个是陈良璧,来自绥远(今内蒙古),比我大两岁,个子挺高,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课余聊天时,往往见他瞪着两个眼睛大谈马克思如何如何,滔滔不绝,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那时候很少听到有人讲这些,我们都不大懂,当然更没有人去打报告说他是危险分子。

   我在北京和陈良璧同了一年学,打仗后,我回了老家。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搬到西安,和别的大学组成西北联大,它的附中也搬到西安,后来又搬到汉中。陈良璧一直都在那个学校,毕业后也上了西南联大。1939年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和两个同学在昆明大西门外散步,看见对面有一个人坐着人力车,还带着行李。那时候很少有人坐人力车,我们都觉得新鲜,没想到那个人叫车停下来,一边走过来跟我握手一边喊:“啊呀,老同学,老同学!”一看是陈良璧,两年不见还是老样子,胸前还挂着师大附中的校徽。那天他是来报到的,读经济系。

   总的来讲,陈良璧这个人还是很激进的,虽说没真正参加什么组织。有一次中午吃完饭几个人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只听见他跟另外一个人高谈阔论,说:“将来的中国就是一分为二,革命的青年都到这一边来,跟着国民党的右派青年都到那一边去……”一面说一面做手势,像是一刀劈为两半的样子,在那里做局势分析和论断。可是有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又很奇怪。那时天天跑空袭警报,大家跑到山沟里躲起来,一次跑警报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路上他摇头叹气,说:“天天这么跑警报,怎么念书啊?还不如回北平上燕京呢。”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那时候还在北京上课。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没学过马克思,但我宁可在昆明也不会想回北平,那种做亡国奴的感受多么不舒服。按理说,他是个左派,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大概也因为他老是这么口无遮拦,后来被人家告了密。三年级暑假他坐飞机回老家,结果在西安一下飞机就被抓走了,坐了一年监狱。大概他家里非常有背景,设法把他保了出来。第二年,他回昆明上学,我又见到了他,我笑问他:“老陈,听说你到个什么好地方去了?”他就摇头叹气骂那些三青团的人,说:“嗨,都是他们这些家伙!都是他们这些家伙!”然后问我:“你知道戴笠是谁?”这是我第一次听“戴笠”这个名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戴笠就是中国的Himmler!”Himmler是希特勒秘密警察的头子,我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人叫戴笠。

   毕业后,陈良璧去了重庆,后来又自费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大概他家里非常有钱。他在英国读研究生,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导师是英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M.Doll。1951年陈良璧回国,正值院系调整,尤其是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旧的法律、旧的政治、旧的经济都不能要了,必须代之以一套新的理论,可是原来那些老先生们对新观念、新理论都不了解,系里变成真空,没有领导。所以陈良璧回来后,在北大经济系做教师,学校还让他代理过系主任。不久,开始评定职称,结果只给他评了个讲师,他很不高兴。他想自己是一贯讲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回来又在北大代理系主任,怎么只给个讲师?这下资产阶级的老毛病又犯了,准备卷铺盖,辞职,不干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北大马上就同意了,他得马上搬走,连房子住处都没有,弄得非常狼狈。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gouwany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9919.html
文章来源: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