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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殷海光

更新时间:2015-03-21 13:19:56
作者: 李敖  

  

   殷鉴不远,就在夏后把神拆穿,把人看透

  

   文星被迫结束后,我虽然自顾不暇,但我仍尽力照顾一个人,他就是殷海光,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精彩无比。最后,国民党决定动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国》也就停刊了。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如日中天,《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他顿失地盘、渐形索寞。一九六0年以后,到一九六九年死去,这九年间,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却正好赶上我在文星时代,由于我的帮助,他虽在迫害频仍、衰病侵寻之中,却得以在出书上、生活上、医疗上和精神上,获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间,他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都是我主持的。四本书是:一、《思想与方法》、二、《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出这四本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国》的首席余孽,他要出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麻烦,自己作孽之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廿目所视,廿目所指”,也不消说;第三方面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给殷海光出书,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萧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朽,是需要费些力气的,虽然萧孟能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四目所视、四手所指”的画面,却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不稍为人家设想。殷海光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剂其中,希望出书第一,不要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苦心,我想殷海光和萧孟能都不尽知道。例如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殷海光较高的稿费,就在萧孟能肯出的槁费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此中调剂,当事人不知也。

  

   殷海光有一封给何友晖的信,中有一段自道他和我的为人: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大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

  

   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 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碰,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

  

   在时过境迁以后多年,回想大家“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萧孟能确是真诚帮助他的出版家,因为以殷海光当时的处境,这样年复一年的支援,确属难能可贵。萧孟能虽然与我反目,但他做的好事,不应埋没——李敖为人侠骨柔情、恩怨分明,也由此可见一斑吧?至于殷海光说的“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这倒真正有感我心。殷海光“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是真正笨拙之尤的,乃在于他专门被他“仅靠言词”的学生所欺所卖。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他提拔而不能有像样反馈的,他们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投奔彼党者有之、投奔宿敌者有之、冒充传人者有之、拿他做演讲会纪念品者有之……但他们除了“仅靠言词”之外,从未对殷海光援之以手。殷海光一生寻与他“共心通灵”的人,结果找到的,多是“仅靠言词”的学生骗子耳!这真是他的悲哀!

  

   他“为人应世笨拙不堪”,还可举例以明:此公爱书成寐,有一次他看一本Arisiotle(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女儿殷文丽过来,他就教文丽念Aristotle这个字,没想到文丽正在换牙,没有门牙,念到totle,口水应声而出,喷到书上,殷海光大叫:“哎哟!哎哟!”急忙掏手帕擦口水。多好笑呀!还有,此公一辈子只打过四次电话(至多四次),有一次他太太教他如何打,把他带到公用电话旁,替他把号码拨好,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紧握听筒,满头大汗,打完了,要昏倒的样子。他太太赶忙抓住他,发现两手冰冷、两眼发直,好一阵子才恢复正常。再谈他的鲜事。有一天,他和政大的另一书呆夏道平教授,忽然要开洋荤,跑进观光饭店喝咖啡,咖啡厅在十二楼,他们就进入电梯,可是很久很久还不到,空气闷得难过。殷海光说:“这么久了,即使一百二十层也该到了。”于是紧张起来,还是夏道平聪明,他看电梯墙上有许多阿拉伯数字,就乱按了一个,门突然开了,原来还在一楼!两人得庆重生,吓得不敢再坐电梯,决定走楼梯上去。走到二楼,就发现没有上三楼的楼梯了,只好又下一楼。殷海光说:

  

   “我们到别家去,何必一定要在这里。”夏道平说:“不行,既来了,一定要找到。”于是两人四处去找,找至一座有人开的电梯,总算到了咖啡厅,不巧那天咖啡厅休息。两人只好再摸索到另一较的房子,一进去,发现都是一对对情侣,两个老头也顾不得了,挤进坐下。看到一位歌手正在边弹边唱,夏道平碰碰殷海光,大声说:“你看,是真的人在唱歌呢!”

  

   殷海光虽然“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仍处处不忘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生活细节上,也可看到一斑。他从不坐公共汽车,他认为人的尊严会给挤掉;他喝高级咖啡,吃英国饼干,去贵族医院看病……这些都表示他也满布尔乔亚的。

  

   另一方面,他除了不大会用电话机、不会用自动电梯外,要替人做衣服的殷太太向人收两种工钱——有钱的人要多付,没钱的要少付……这些都表示他也满书呆的一面。以这样层次的知识分子,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当然要受到很多限制。殷海光虽然天姿英明,但在生活面上和人事面上,却很容易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中国》停刊以后,殷海光对国民党的厌恶更深了,一个人只要同他骂国民党,他便轻易相信这个人。有一次,台肥六厂图书室请我讲演,我认为来者不善,拒绝了;他们改请殷海光,我劝他不要去,他被封锁已久,还是去过瘾了。讲完了,一个人走过来,向他大骂国民党,立刻谈得投机起来。后来登门拜访殷海光,殷海光还把《自由中国》编辑胡虚一介绍给这陌生人。牵累到胡虚一身陷黑牢,原来那陌生人是卧底的!殷海光就是这样容易被钓的人!农村小孩钓青蛙只要用根线,往草里一放,青蛙就咬住不放,全身暴露而出。殷海光容易被小人利用,也正如此。雷震也犯同样的毛病。我同殷海光玩笑性地表示过:“你们的为人最容易被小人包围,你们搞政治,若当了政,恐怕小人当道的情形,更要严重呀!”

  

   在我写《老年人和棒子》发表后,不久就发生了“中西文化论战”。文德(陈宏正)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说:

  

   “在文化论战中,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因为“西化派中殷的学生李敖、许登源、洪成完攻击胡秋原,引起胡秋原的误会,以为西化派是殷在背后策动”。以致殷海光“以后被胡秋原、徐高阮连续不停地施以人身攻击,对其后迫害殷不能在台大授课,形成一大压力与不利环境”。这段内幕,殷海光留下一篇回忆——《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其中说:

  

   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国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伊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李敖按:徐复观也),则从旁助威……

  

   ……本年上学期末,各校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的是批驳费正清等在美国国会证词,说他们“助匪”、“犯罪”。照我看来,这篇文章可算官方雇用文人的写作精华。彼等立论,完全是从一个政权的利益出发,罔顾世界大势。其实,费正情等人的言论,意在保全台湾。台湾这个小岛,若不是美国第七舰队保卫,恐怕早在一九五0年便“陷共”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复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为一“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

  

   于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殷海光说“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宣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但在十三年后,“哪儿来的”终于水落石出。一九七九年三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属下的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疑团尽解。胡秋原在序中回忆: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来,所以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

  

   一九六二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在所谓文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出诽谤案之诉讼,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宜、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胡秋原、郑学稼告文星的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郑学稼“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一九六六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清、巴奈特趁机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此我与慎之合作之一事。

  

这一透露,又告诉了我们:“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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