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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云祥:冷战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兼论钓鱼岛与防空识别区问题

更新时间:2013-12-28 21:49:18
作者: 梁云祥  

  
近来大家非常关注的航空识别区问题,是一个与钓鱼岛争端直接相关的问题;钓鱼岛又是中日关系中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要厘清钓鱼岛争端,就要对中日关系的宏观框架有所了解,只有在这个基本框架内才能明白钓鱼岛为什么会成为中日关系中的大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冷战之后的中日关系。中日关系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所谓“结构性的”就是形成比较稳定的不容易改变的关系。冷战后中日关系存在四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共同安全利益下降,即出现“安全困境”。以前需要面对共同的来自北方的苏联的安全威胁,但苏联解体后,中日两国的共同安全利益不再存在,反而同为东亚大国,中日之间彼此不信任,随着中国的发展,军费增加,以及中国航天器的上天实验,在任何一个邻国看来都是一种威胁;同时,在日本方面,日本不仅有侵略中国的历史,九十年代之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如修宪问题、重新解释“自卫权”等问题上,日本的军费支出也在安倍上台后上升。

   第二个矛盾是两国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冲突。中国九十年代之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计划,比如振兴中华、中国梦;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确实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不断增大;中国发展的一举一动对其他国家都有所影响;九十年代之后日本开始要做“政治大国”,即其所谓的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东亚地区,国家间的地区合作意识非常薄弱,而民族主义则十分强劲,缺乏合作的氛围和基础,双方都不太愿意看到对方在国际社会的力量增大和权力增加。

   第三个矛盾是国家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过去日本曾经援助中国,但是现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部分超越日本,出现了“一山不能容二虎”的局面;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出现两强,双方都没有预见到也没有准备好。

   第四个方面的矛盾是国民感情。最主要的就是历史问题,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对于中国民众是非常伤感情的,比如日本领导人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问题指责过多,在日本社会也引起了反感;根据近来对双方的调查,两国国民对对方的好感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处在历史的最低点。

   以上是冷战后中日关系的背景,下面在此基础上,我们谈谈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一共有8个岛,钓鱼岛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岛,有3.8平方公里,与其他7个岛加在一起是6.3平方公里;因为主岛叫钓鱼岛所以统称为钓鱼岛。这就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些岛屿有分割的可能性,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钓鱼岛虽然面积并不大,但是钓鱼岛问题涉及了很多中国国民的感情因素。最早关于钓鱼岛的典籍是明朝时候的《顺风相送》,所以中国人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岛屿,并将其命名。后来嘉靖年间,琉球作为独立的王国向中国朝贡,中国会派遣册封使对其地位进行确认,使节陈侃的日记中记录了钓鱼岛,钓鱼岛的名称再次出现。这些文献可以说明钓鱼岛是中国人最先发现、命名并且使用的。但是从国际法角度讲,发现命名的土地,发现国享有部分的权利,但是并不是全部的权利,尤其是要看能不能长期有效的控制。

   到了近代,随着中日关系的逆转,日本政府解释自己1885年发现并占领了钓鱼岛,而且认为在当时是无人岛;为了完全确认该岛不是中国的,在10年之后才通过内阁会议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即1879年吞并的琉球)管辖。3个月后,《马关条约》签订。中国人认为钓鱼岛是台湾的岛屿,按照条约规定,钓鱼岛是跟随台湾划归给了日本;但是日本认为钓鱼岛与台湾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自己的行为并没有违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于是现在中国政府的困境之一就是如何证明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1896年,日本开始大规模开发钓鱼岛,将岛屿租给一个日本渔民,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有好几百人在岛屿上居住过。然而在此期间满清政府及其后续政府并没有对钓鱼岛提出过异议。

   1945年后发生的很多事情对中国并不有利。冲绳岛战役作为距离日本本土最近的战役,日本进行了非常顽强的抵抗,美国在此消耗了巨大的兵力,所以不会轻易放弃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所以美国之后对其直接统治。1969年,日本与美国对归还冲绳进行谈判,正巧当时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报告,认为东海大陆架附近有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一海域立刻成为有关国家关注的焦点。1970年北美海外华人和台湾岛内政界和媒体开始对其名为钓鱼岛而不是尖阁诸岛进行了抗议,开始对钓鱼岛主权发出声音;官方在民间的压力下1971年6月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将钓鱼岛归还日本。197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抗议。但是美国和日本的谈判继续进行,1972年5月日本正式接管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冲绳列岛,中国提出抗议,中日钓鱼岛争端从此开始。但是4个月之后,中日邦交正常化,说明当时来看中日双方并没有将此作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钓鱼岛问题被“搁置”了起来。一直到结构性的变化发生之后,事态才发生巨大变化。从去年日本政府的所谓“购岛”发生以来,中国对此进行抗议并派出海监渔政船赴钓鱼岛海域执法,引起中日两国不断的冲突,甚至目前已经发展至空中的摩擦。

   接下来谈一下近期引人关注的防空识别区问题。

   首先从国际法角度看防空识别区,国际法上并没有法规对防空识别区进行规定。这个问题在学界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识别区的存在本身就违反了国际法原则,还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但是这些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国际实践的问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首先设立防空识别区,随后把识别区覆盖到了其盟友;从法律的角度讲,任何国家都有权设立航空识别区,而内容、时机等等是否合宜则是另一个问题。按照国际法一般规则,航空识别区的限制性条件应该为不能因此损害别国的合法权益和国际公共空域的飞行自由。

   从国际法角度讲,只要符合限制性条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划航空识别区。另一个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即要达到能够对该区域进行管辖的能力。中国有权设立自己的防空识别区,但是是否符合以上的限制性条件,则存在争议,即是否影响了别国的合法权益和是否影响了国际公共空域的自由飞行。关于中国为什么设立航空识别区的问题。中国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领空安全,同时为了显示一个新兴大国的军事能力和国际地位。

   但中国时机的选择和处理方式却是有所争议的,在中日关系如此敏感的情况下任何第三国看来都会是针对日本的。从处理方式来讲,中国公布的时候并没有与任何国家协商,并且在当时公布当时就生效了,这样毫不商量的态度让他国感到生硬;

   第二方面,中国划分的范围与其他国家有重叠,此前其他国家在划分识别区的时候是没有重叠的;第三方面就是中国的宣言内容比较强硬(国家可以规定自己的权利,但是并不能规定他国的义务),比如说内容中没有对“飞行器”进行任何区分,没有区分民用飞行器和国家航空器;中国政府还规定他国航空器如果没有配合,军方可以采取措施,这些严厉的措辞都遭致了一定的反感;

   再者,中国政府没有对飞行器的飞行目的地进行区分,对仅仅通过该区域的航空器也进行规定,这也成为引起争议的地方。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建立确实是显示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国际地位,从法律角度增加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动性,打破了美日等国长期以来控制该区域的状态,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航空识别区只是约束了民用航空器,仍然难以约束国家航空器;

   此外,这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一些疑虑,钓鱼岛的危机从海上升级到了空中,大部分国家也会将此升级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另外就是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了外交上的困境,因为中国已经声明在做好相应准备之后还会适时设立其他防空识别区,这已经引起了东南亚某些国家的紧张和担心,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国家支持中国。中国可能是想要迫使日本坐下来与中国谈判钓鱼岛的问题,但是这样做,一旦擦枪走火是非常危险的。

   防空识别区是钓鱼岛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再回到钓鱼岛问题,中日双方的争议点有:

   1. 是否是无主地。中国认为历史证据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国际法规定如果一国占领了无主地,是合法合理的;但是日本也有同样的论据,认为1885年占领的时候就是无主地,没有人管理。钓鱼岛并不是无主地,确实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但是有效管辖方面中国确实做得非常不到位;2. 是否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中国认为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根据《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就应该归还于中国,但是日本却认为该岛与台湾没有任何关系。3. 是否存在争议或者共识。中国认为70年代只是搁置了争议,并同日本之间存在这样的共识;但是日本认为并不存在争议,当然更不承认存在过共识。4. “购岛”是否是一场双簧戏。中国普遍认为是石原与野田共同导演的一出阴谋,但是日本国内认为他们绝对不可能进行这种合作。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依据显然有利于中国,日本占领钓鱼岛与其对外殖民扩张有关,因此在道义上也有利于中国;但是中国在日本占领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抗议,对中国非常不利;之后的北洋政府曾经间接承认了钓鱼岛属于冲绳县管辖:北洋政府驻长崎的领事曾因为福建渔民在钓鱼岛获救给日本政府写过感谢信;国民政府的问题在于1945年作为战胜国,并没有提出归还钓鱼岛的要求,失去了收回的机会;共产党执政之后,在以美国为敌的年代,曾在1953年《人民日报》上撰文鼓励琉球人民回归日本,赶走美帝国主义,其中还明确地提出了其中包括“尖阁诸岛”,这些事实都对中国主张钓鱼岛主权不利。

   关于钓鱼岛问题,可能有如下的解决途径:

   1. 武力解决:这是最简单和快速的解决方式,但是也是最危险的,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等因素来看,双方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卷入战争。2. 国际司法解决: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目前还难以做到,尤其是中国坚决反对,中国现在仍然考虑国家利益至上,担心移交国际法院之后没有必然取胜的结果;此外,中国如果在此事件上接受了国际法院的管辖,在很多其他问题的争端上可能使得国家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所以中国并不愿意这样做;而日本由于实际控制钓鱼岛,也不可能在国际法院主动提起诉讼。3. 外交谈判解决: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但是遇到的困境在于日本并不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作为学者也提出过一些建议,比如进行通过两国已经存在的海洋协商会议进行一揽子谈判,可以包括东海划界、海洋共同开发、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等等——谈判事项越多,回旋和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就越大。这一方式需要双方相互妥协,可能需要整体大环境的冲突有所缓解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谈判。

    

   提问环节

   问题一:中国政府是否可以通过钓鱼岛事件重新支持对琉球的主权?

   回答:琉球在历史上虽然是中国的属国,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对琉球行使过主权,而是琉球既是中国的属国,同时还是日本属国。清末的时候日本曾经和清朝商量过瓜分琉球,但是被李鸿章拒绝了,结果日本独自吞并了琉球国。日本吞并琉球确实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国际法的目的并不是捍卫所谓的正义,更多是为了对当前秩序的维护,关注的是秩序是否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如果中国当前的情势下,严肃地提出支持琉球的独立的主张,中日政府就会彻底翻脸,日本也将重新考虑对台湾、新疆、西藏的政策。并且,中国如果这样做了,国际社会就会认为中国是在根据自己的实力决定自己的利益主张,随着自己实力的增长推翻以前的历史,这样会使中国政府失去信誉。

   问题二:通过海洋谈判的会议可能创造解决钓鱼岛问题,那么是否可以同样推及航空识别区问题?航空识别区的重叠问题是否能促使日本承认主权争议,回到谈判桌?

   回答:是可以的。在海上,中国通过派船来迫使日本产生紧张感,并与中国进行谈判;日本仍然坚持不谈判的立场,于是中国再将冲突上升到空中,这时日本如果感到危机就必须与中国谈判。但是这种属于类似于威胁的手段——日本的回应一是不承认防空识别区,二是主张这种情况容易出现“不测事态”,因此建议双方军方建立联络机制,这实际上也是个重要契机。双方只要坐下来,不管用什么名义,谈什么问题是可以双方在谈判桌内部商议的。因为双方之所以有压力,更多是来自于国内民众。比如日本民众无法接受钓鱼岛主权“争议”,那就可以用钓鱼岛海域“有麻烦”来代替,这样就可以解决舆论压力问题。摩擦常态化并不可怕,关键是要避免发生事故。

   问题三:个人认为去年4月香港人登岛是刺激日本政府使得事态升级的关键因素,为什么首先登岛的是香港人?并且据说还是支持香港独立的民粹派?以及钓鱼岛与美国的重返亚太有什么联系?

   回答:钓鱼岛问题的发端本身就是从民间开始的。香港相对大陆自由很多,香港政府的控制力相对小,所以中国政府既不能支持又不能反对民间的表达。

   宏观上讲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微观上没有证据直接证明美国和钓鱼岛争端有什么联系。现在有说法认为美国就是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个人认为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美国从打下冲绳开始,就一直认为钓鱼岛是冲绳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并不了解有关钓鱼岛的历史,更无法预见到这个小岛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中日冲突的一个焦点。所以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表示自己在主权问题上并不持有立场,避免卷入中日间的冲突;但是因为钓鱼岛目前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因此《日美安保条约》是覆盖了这一区域的,所以美国要对日本履行同盟国的义务,个人认为这是不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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