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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云祥: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日关系回顾与思考

更新时间:2019-09-01 00:03:18
作者: 梁云祥  

  

   内容摘要:通过对中日关系四十年历史的简单回顾和整理,可以发现中日关系既有友好合作的时期,也有对抗竞争的时期。尽管两国关系起起落落时好时坏,但是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和平与稳定的关系。中日关系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全球化的今天,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民间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这种密切联系对两国之间的政治矛盾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中日关系的最终根本性改善需要两国在增加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基础之上逐渐超越历史并走向未来、超越不同政治制度而以平等法律地位相处、超越国家并扩大民间交流以及推进和实现地区多边合作。

  

   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将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同时也是在1978年的这一年,中日之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之上两国关系更近了一步。四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之下,我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巨大提升,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也经历了起起伏伏各种变化。

  

   关键词:国家关系; 安全利益; 共同责任; 法律意识

  

一、改革开放的背景与动因以及日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四十年前的1978年,是中国发生巨大转折的一年。在此之前,中国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追求世界革命的实现,最终导致国内经济相对停滞落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外交上则与一些大国对抗,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承担了过多的援助义务,既导致自己经济状况更加困难,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外交关系。

  

   面对如此的内外形势,正在进行“文革”后拨乱反正的中国领导层在1978年12月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即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必须相应改变国内的一些僵化体制和做法,同时要向世界开放,尤其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放。为了配合这一重大转变,不久之后中国外交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即放弃过去追求世界革命的外交,转而实行不确立敌人和不结盟的和平友好与合作的外交。

  

   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既给予了影响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与帮助。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两国关系在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之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10月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高层领导人对日本的第一次访问,期间双方相互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还乘坐新干线参观了日本的一些城市和工厂,深感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发达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随后,中日两国交往更趋密切,从1980年起日本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分别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后来的环保、医疗和技术合作等项目。据统计,四十年间日本累计向中国提供了300多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资金无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当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日经济互补性强,日本的援助资金不但支持和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为日本的商品和投资找到了一个广阔而良好的市场,日本经济也从中国市场获益良多。

  

   然而,国家关系毕竟是一种利益关系,由于历史认识或现实利益的某些不同,尤其随着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日关系同样也起起伏伏,有时甚至出现摩擦冲突,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两国就曾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出现过多次外交摩擦,进入新世纪之后又增加了在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和争端,特别是在2012年9月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及其海域主权问题出现激烈争端之后,两国关系降至了20世纪70年代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甚至有一段时间双方在东海海域及其上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大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不过,中日关系并非只是由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争端等这些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所构成,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全球化的今天,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两国社会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关系也更加密切,据统计目前中日双方每年的贸易额已达3000多亿美元,双方往来人员已达到每年1000多万人次。中日之间这种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对两国之间的政治矛盾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即两国虽然存在矛盾,但在主观上都在避免发生直接的冲突,而且在紧张一段时间之后总会重新谋求关系的改善。比如,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时隔七年之后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就意味着中日关系正在改善,用中国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两国关系正在重回正轨。

  

二、四十年来中日关系的不同时期及其结构性变化


   从1978年至今四十年的中日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即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界,根据各个时期两国关系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将前一个时期称为“蜜月与合作期”,后一个时期则可以称为“竞争与摩擦期”。当然,以上的分期也只是一种粗略的分期,不同时期内的主要特征也是两相比较而言,并不意味前一个时期里丝毫不存在摩擦,后一个时期里丝毫没有合作。

  

   在第一个时期,中日关系得以全面发展,两国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签订贸易、海运、航空、渔业、科技等协定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之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展开了积极的交流与合作,不论政府还是民间都保持了一种友好气氛。比如,双方领导人互访成为当时两国政治交往的主要形式,当然在当时中日之间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具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利益,两国的经济也具有高度互补性,日本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及其投资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同时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也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和巨大的市场,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相近及其亲近感也使得两国国民的交往更为容易,双方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规模不断持续扩大,当时两国国民的感情也非常友好。

  

   当然,中日关系的全面友好与合作,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中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实中日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在当时就已经有所显现,比如1982年和1986年的两次“历史教科书事件”11985年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21987年的“光华寮事件”3和8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日民间赔偿问题”4等,这些问题有些和两国不同的历史认识有关,有些则和两国关系中一直敏感的台海问题有关。不过,在当时中日关系总体友好的大背景之下,这些问题并没有演变成为大的问题,两国都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尽快将这些问题平息了下去。即使在冷战结束前后中国同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中日两国仍然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保持了相对友好的关系,甚至在1992年两国还实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日本和日本天皇首次对中国的访问。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即两国关系开始出现一系列的不适和摩擦,先是有中国进行核试验遭到日本反对,紧接着又有台湾海峡危机引起日本对中国的不满和警惕,随后日美之间对其同盟关系再度进行确认并明确扩大和强化了对东亚乃至全球安全事务的干预,引起中国的不满和反对。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两国更是围绕“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及其东海海域领土争端等问题争论不休冲突不断,导致中日关系严重倒退甚至出现全面对抗。当然,中日双方也曾谋求寻找发展两国关系新的共同合作基础,如1998年中国领导人访日,双方签署两国关系中的第三个政治文件,试图为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中日关系找到一个新的基础,该文件宣布两国将建立“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只不过双方的这一努力并未成为现实,中日关系很快就由于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而导致严重恶化,而且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东海摩擦等新的问题;2006年安倍政权成立后,宣布构建相互的“战略互惠关系”,随后经历双方所谓的“破冰”“融冰”“迎春”和“暖春”首脑互访以及在2008年双方又签订了第四个政治文件,即《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虽然两国关系有所恢复,但是与前一个文件一样,文件提出的原则和目标基本上只是停留在了文字上而非实际行动中。

  

   中日关系之所以会在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不适和摩擦,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日关系也深受这一变化的影响,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总体来说,这些结构性变化包括两国间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5、两国实力的相对均衡、双方国家发展目标一定程度的冲突和两国国民感情的恶化。

  

   也就是说,冷战结束和东方集团以及苏联自身的解体,虽然改善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环境,但是却严重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安全关系,过去构成两国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即共同面对来自北方的安全威胁不再存在,中日两国作为东亚最大的两个国家,在面对东亚地区仍然存在的众多安全问题时却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看法和利益,两国之间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安全不信任,比如在面对中国核试验和台湾问题时日本对中国的不满以及日本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给中国带来的不安,等等,这些问题都使得中日两国互相产生安全上的疑虑,其后中国在包括军事能力方面的全面力量增长和日本在强化与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开始运用军事力量更多参与国际安全事务,都更进一步强化了中日双方在安全上的相互不信任感和警惕感。

  

   同时,也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其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也快速提升,而日本却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其经济陷入长期的相对停滞或增长缓慢状态,导致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即中国对日经济差距迅速缩小,以至于在2010年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而占据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而且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合作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却在相对下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过去那种日本向中国提供援助而中国向日本提供市场的两国经济合作模式发生变化,双方经济的竞争性有所增加。而且,中日两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均衡或中国逐渐占据更强位置的变化使东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中日两强并立局面并没有促成彼此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在东亚这个相对缺乏地区主义和地区合作传统的地区,很自然地激发了中日两国更强烈的竞争意识,双方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维都有所增强,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都显得不再宽容,一旦出现矛盾往往就会相互指责甚至导致矛盾激化升级。

  

此外,也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90年代中期之后,中日两国的国家发展目标也对两国关系形成一定冲击,成为双方相互疑虑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在此时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分别要在2021年和2049年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强国目标,即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想要通过改变国内政治和增加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来实现所谓“普通国家”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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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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