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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岩: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

更新时间:2013-11-17 13:57:27
作者: ​葛岩  

   *本文收于《万象》 2007(3);《西安: 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陈平原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从1960年末期开始,不少曾积极参于文革的大中学生失意于现实。其中的一些人开始阅读禁书,形成地理分布广大,参与者众多的所谓地下读书活动。对此,坊间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回忆和评论。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是多角度的。在一些人那里,它是青春时代的nostalgia,对之的回顾能用随时光消逝的理想主义来贬斥今天是处可见的庸俗。也有人将它描述为浪漫精神的摇篮,为解释80年代文化精神建构起一类英雄主义的背景。还有人从中激动地看到“中国民间思想村落”的成长,寻找到社会变迁的结构性线索。另一些人则心存怀疑:一个“缺少文化传承的延续性以及由此所提供的深厚的思想文化土壤和根基;缺少多元化的价值参照、选择和自由的探讨氛围”的时代究竟能给历史留下些什么?[3] 总体上,对真理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知识和艺术的渴望被描述为推动地下读书的动力。评论者多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读书活动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的序幕,是催生理想主义的文化摇篮。《今天》杂志的诗人中、“星星画派”的艺术家中,《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中和参与改革设计的策士中,不少人是在地下读书活动时开始了其知识准备。

   这些都是事实,却不是全部事实。就时间而论,从1968年至1977年大学恢复招考,地下读书活动延续10年之久。就潜在的人群而论,从1968年到1978年底,“大约1623万人被下放到农村,农场和基层”。其中包括“‘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中学毕业生近469万人”,“‘老五届’大学毕业生近675万多人,”[4] 452万上下从六九到七七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这是绵长时间跨度和庞大的人群。可以猜想,精英之外,必有许多普通的青少年也曾阅读过禁书;理想主义之外,还有哪些驱力或因素推动着,也规定着地下读书的行为?

   追问不是要给予一个时代、一些群体以历史的荣誉或批评,而是企图更完整些勾画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生活。这种勾画不是思想史,思想史上,“天不生圣人,万古长如夜”。它更像是社会史,社会史中,每个人都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着一个角色。除了思想的追求,青春期反叛的心理和生理冲动,社会群体身份的认同,现实的利益的吸引都可能成为地下读书的驱力。而对文革时期地下读书活动的动机,条件和约束的不断追问或可指向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在严峻体制的控制下,为什么异端知识依然可能传播?

   为此,我写下自己的记忆,一个普通人和一群普通人获得书籍,阅读书籍,传播书籍的故事。

   一

   文革开始的1966年夏天我已满九岁,在住宿制的西安长安路小学上三年级。这所学校前身是为干部子弟设立的延安育才小学。1949年后,育才小学的主体迁到北京,一部分迁到在西安。北京部分沿用育才小学的名字,西安部分称西安第一保育小学,后改称长安路小学。学生多是党、政、军干部的子弟,也有少量的文教卫人士的子弟。西安还有其他类似的干部子弟学校,如第二保育小学,西安小学、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二附属中学、西安中学等。到1966年下半年,学校被解散。学生转去自己家周围的学校就学。我去的是文艺路小学,后升入第七十一中学(现称西安育英中学)。

   大约从小学高年级开始,觉得街上能买到的书没意思,我有了读书特别是读禁书的愿望。能找到的是家里和大院其他小朋友家中的书,印象深刻的有《中国民间故事》,侦探小说《形形色色的案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等,还有一本翻得稀烂的《斯巴达克斯》。1969年底,在政府的号令下,我随母亲“战备疏散”到渭北合阳县的鹅毛生产大队。父亲也在那里,关在“牛棚”里管制劳动。1970年,我在合阳县中上一年级。那里还有百十号第二机械工业部五七干校的子弟,绝大多数来自北京。合阳中学是住校制,一间宿舍里住二十多人,夜里冷得出奇,电灯也没有,大家就睡在床上轮流讲故事。北京来的一个绰号“老博士”的北京同学读书多,讲得最出色,讲述中还插背些“夕阳无限好”之类的古代诗词,让我无限景仰,直到有一天我吃惊地发现,他竟频繁盗窃同学们的东西。我在合阳中学仅呆了一个学期。因为不遵守纪律,时常闹事,我们宿舍下放干部的孩子都被拉上台子接受批判。母亲怕我得到处分,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资格也没有了,慌忙把我转回西安第七十一中学,从此开始了独立的生活。那时我已近14岁,

   去合阳前我在七十一中学就有了两个要好的朋友,韩特(现从事演艺工作)和王苏川(现为自由职业者)。韩和我住在同一大院,每天喊我一起上学。王比我大一年级,曾是西藏自治区西安保育小学的学生。在初一的时候,王就有过在图书馆偷书进警备区“号子”(拘留所)的经历。从合阳回到西安后,韩特告诉我,他和王又去偷过书和报纸。书拿来读,报纸则卖给废品收购站,换钱买零食吃。

   后来的几年,我和王苏川,以及吴乐群、王晶、刘杰、高建民、夏墅、阮雪柏、杨天城和齐文光等几个同校生来往很多。其中高和阮是曾是第一保育小学学生,夏和王一样,是西藏保育小学学生,刘杰则是我在学校篮球代表队的搭档。王苏川是西藏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儿子,聪明幽默,待人温和仗义,是一个核心人物。他自己拥有一间独立的住房,无大人干扰,成了大家常去聊天、抽烟的地方。在这个团伙里,偷书、读书只是交往中的一部分内容。我们中某人和其他同学发生冲突,大家会提前在学校门口埋伏,截击对方。也有过在夜间出动,打碎别人家的玻璃窗的情形。73年,王等人中学毕业,下乡作了知青,但我们仍保持联系。除了分享书籍之外,到王下乡的村庄去玩,我们也会一起去偷窃生产队的鸡烧来吃。

   从1970年到1974年间,这伙学生已经偷窃过许多间大学和机构的图书馆,记得有西安公路学院(现属长安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称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矿业学院(现属长安大学),西安医学院(现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国家测绘总局第一分局,陕西省卫生学校,陕西省电影发行学校,西北工业大学和陕西公安干部学校等。偷盗和阅读的书籍多为文学名著,以俄国、苏联和欧洲小说为主。我在那一时期读过《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俊友》、《娜娜》、《九三年》、《悲惨世界》、《笑面人》,《红与黑》、《嘉尔曼》、《唐璜》、《普希金抒情诗歌选》、《金蔷薇》等等。读了这些书,平时少不了议论,故记忆深刻,以至后来在大学念西方文学史时,我不必再专门去读那些古典名著。记得还有一本被翻得稀烂的《外国名歌二百首》很受欢迎。我本没有什么识谱知识,只能边看谱子边吹口琴,调子听熟了再唱,后来竟也学会了许多歌曲。二十多年后,在波士顿和纽约生活时遇到一些同龄的俄国移民。他们不无惊奇地发现,一个中国人竟比他们记住了更多的早期苏联歌曲。

   在七十一中的这伙少年中,偷书、读书固然有追求知识的一面,但这种追求更多由青春期反叛愿望所推动,偷书、读书、打架、偷鸡摸狗是混合一气的行为,读书的范围也大体分布在文学、娱乐等类别。青春期反叛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对社会规范的挑战,偷盗自然是一类强烈的反叛行为。但同时,书籍在传统价值观念中有特殊的正面价值。对参与者来说,在禁书的时代偷书和读禁书,甚至唱禁歌,都可能在保留了强烈反叛意义的同时又不至带来过度的道德自责,因此成为一类令人兴奋却又不必付出过多心理代价的反叛形式。

   阅读使我获得了比同龄人更多的杂七杂八的知识,在学校里得到老师的喜爱,同学的羡慕。由于林彪事件发生,1972年上初三的时候学校出现了“复辟回潮”。课堂纪律好了些,考试多了,外语、数学竞赛恢复了。西安市还要求各中学征文,选拔优秀作文结集出版。我和王苏川写了一篇小说被选中。我们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出版。谁想张铁生事件后,出版停了下来,各类考试、竞赛也相继取消。好笑的是,不久后的1973年初,在批判“教育复辟回潮”的运动中,《西安日报》用了一版的篇幅来发表我们的小说,并加了篇意气飞扬的编者按,夸奖那篇小说是文革教育的丰硕成果,用来反驳认为文革降低了教学质量的言论。小说为我们带来了十四元稿费。约请了几个朋友,我们到当时西安唯一提供西餐的五一饭店去大吃了一通。饭后,一个家伙还“顺”走了当时颇为希罕的铜制西餐具。

   发表小说带来的好处不止是一顿西餐。学校还选派我去参加市里举办的讲故事比赛,用那篇小说做故事素材,得了中学生一等奖。碑林区广播站为我录了音,通过街道上的喇叭播放。那时,我的班主任秦申永老师带五个班级的语文课。他慷慨地要我负责批改其中两个班级的作文,让我的虚荣心获得很大满足,并开始意识到有点知识是件不错的事。以前,课余时间大多是闲逛或泡在篮球场上。这以后,用来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多。由于毕业后的前景是下乡,班级里很少有人认真读书。我认真一些,老师就很赏识。虽然由于父亲的问题迟迟不能入团,但我同时任语文、化学、数学和俄语四门课代表,于是自我感觉越来越好。记得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出版后,王苏川和我都觉得郭老先生对杜甫的批判难服人心,竟心高气盛地想写篇反驳文章。写来写去,自识学力不逮,只好作罢。

   今天回想起来,虽说文革中流行的说法是“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无论学习好坏,读书多寡,最终出路仍是上山下乡,但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好,读书多的青少年在学校中会获得老师的欣赏,同学的羡慕,和自尊心的满足。社会环境其实仍提供着读书的心理动机。

   1973年秋,王苏川那一级的朋友们毕业下乡。我和王晶(现为自由职业者)、齐文光(曾任某市外贸局长,现在企业任职)等人则继续上学直到次年夏天。其间,我偶尔还听说过一些偷书的故事。一次遇到苏川,他骄傲地把有一道道紫痕的肩膀给我看,说是用麻袋扛书时候压出来的。

   二

   1974年夏我已满17岁。高中毕业后幸免于下乡,一边等分配,一边在陕西博物馆作临时解说员。先是在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特展上讲,后来又讲周、秦、汉、唐馆和碑林。当解说员的时候,我们一伙中的有刚毕业的高中生,也有病退回城的知识青年,加上正式招到博物馆工作的二、三十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和西安的老大学生,背景五花八门。负责管理我们的是北京知青吴永祺(现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乐观、幽默,做事爽快并能言善辩,在他的麾下大家都挺愉快。和我常来往的还有一个老五届大学生叫王世平(现任陕西博物馆研究员)。他好谈古论今,总是口若悬河,还能随口报出一连串真假难辩的数据来支持一些显然荒谬的观点,让人叹为观止。王的另一绝活是用两只手同时写字,画简单的图案,大家笑称是“淫技奇巧”。世平看书很多,且几能过目成诵。我读书后常会询问他的看法,时有收获。

   应该提到的还有一个叫王学三临时讲解员,绰号“红棉袄”。他瘦且高,说话、衣着打扮都属于街头生猛一族。有趣的是,他身边总带着诗集,最常见的是一本破旧不堪的《裴多菲诗选》,且常念念有词地背诵着:“希望是个娼妓,对谁她都拥抱”。开始我们并没有多少来往。一日,我和一帮有意捣乱的游客冲突,一时间剑拔弩张。学三一边大呼“我是菜市红棉袄”,一边连蹦带跳地扑打对方。那些原本气势汹汹的游客虽不知“红棉袄”是何方神圣,但慑于学三的威猛,落荒逃去。架没有打起来,学三和我从此成了好朋友。

学三家住炭市街后一个叫“菜市东坑”地方。虽然离市中心的新城广场不远,那里确像个贫民窟。房屋低矮破烂,居民大多是河南移民,或没有正式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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