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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更新时间:2009-03-05 11:33:24
作者: 李零 (进入专栏)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都是这么一辈子。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出入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会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中美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那可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同样,大家难以想象的是,读古书的高潮,甚至“考古大丰收”,也都在“文革”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1948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孩?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二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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