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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更新时间:2011-12-08 16:30:27
作者: 徐冰  

  

  徐冰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在本文中作者回顾了年轻时在1970年代动荡的北京的生活,在农村做“知识青年”的经历,后来又如何成为著名的“七七级”的一员。从这些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如何从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走出,以及作者的艺术历程。

  1955年生于重庆,长在北京。197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移居美国。2007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4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es•Mundi)。2006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瞩目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民主墙、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四五运动”,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黄镇(注:老红军,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成为中国革命史料珍贵文献,曾任中国驻法大使、文化部长)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可他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一样,每个都不漏掉。

  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我离被围堵的“青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好像长得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务处不知从哪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在那时真是一件稀罕的宝物。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我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什么。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默许。我既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领袖。但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学院的机会。应该说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的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情有可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于人民”的,有些人上辈是地主、资本家什么的,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所以,我的同学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在那个年代,家里老大是姐姐的,成神经病的特别多,真怪了!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这些同学后来出国的多,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纽约三个,曼彻斯特一个。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爸爸自杀的,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谢天谢地,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挺过来了。)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师,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附中教书。这些老师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学问,爱思索,认真较劲儿。聪明加上教训,使得他们潜意识中,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这一点,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结果是,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血缘的污点谁也没办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插队

  

  1972年邓小平复职,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邓小平的路线是想恢复前北大校长陆平搞的三级火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附中高中→北大。但没过多久,说邓搞复辟,又被打下去。高中毕业时,北大附中、清华附中、123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要求与工农画等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此信发在光明日报》上(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某人授意的),形成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最穷的公社去插队。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长期熬夜,身体已经很差了——失眠、头疼、低烧。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自己在家养病。半年后似乎没事了,办了手续,去找那些同学。我被分到收粮沟村,两男三女,算是村里的知青户。

  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那年村里没收成,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分了,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房子被猪圈包围着,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享。这房子很旧,到处都是老鼠洞,外面一刮风,土就从洞中吹起来。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每次取水需要先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曹全碑》,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

  我是3月份到的,冬天还没过,这房子冷得没法住,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他家只有一个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头,小任挨着我,接下去依次是老孙、老孙媳妇、大儿子、二儿子、大闺女、二闺女,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这地方穷,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近亲繁殖,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这地方要我看,有点像母系社会,家庭以女性为主轴,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穷的关系。再偏僻也是共产党的天下,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呐……”好心人被骂得实在觉得冤枉,就会出来对骂一阵。如果谁家自留地丢了个瓜什么的,也会用这招把偷瓜的找出来。

  村里有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我好长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个光棍家住了一个冬天,才知道了村里好多事。收粮沟村虽然穷,但从名字上能看出,总比“沙梁子”、“耗眼梁”这些村子还强点儿。收粮沟过去有个地主,土改时被民兵弄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了,土地、房子和女人就被贫下中农给分了,四个奶奶分给四个光棍。搞不懂的是,这几个奶奶和贫下中农过得也挺好,很难想象他们曾是地主的老婆。那年头,电影队一年才出现一次,可在那禁欲的年代,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了,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

  我后来跟朋友提起这些事,会被追问:“那你们知青呢?”我说:“我们是先进知青点,正常得很。”一般人都不信。现在想想,先进知青点反倒有点不正常,几个十###岁的人,在深山,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中间是堂屋,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我和小任在一边,三个女生在另一边。有时有人出门或回家探亲,常有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边的时候。早起,各自从门帘里出来,共享一盆水洗脸,再商量今天吃什么。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关系。

  我十几岁那阵子,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穷山出美女,这村里最穷的一户是周家。老周是个二流子。老周媳妇是个谦卑的女人;个子有点高,脸上皱纹比得上皱纹纸,但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美女。整天就看周家忙乎,拆墙改院门,因为他家的猪从来就没养大过,所以家穷。按当地的说法,猪死是院门开得不对。老周的大女儿二勤子是整个公社出了名的美女。我们三个女生中,有一个在县文工团拉手风琴,她每次回来都说:“整个文工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二勤子的。”二勤子确实好看,要我说,这好看是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二勤子说话爱笑,又有点憨,从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干活又特麻利,后面拖一根齐腰的辫子,这算是她的一个装饰。一年四季,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杏黄底带碎花。天热了,把里面棉花取出来,就成了一件夹衣,内外衣一体。天冷了,再把棉花放回去。

  二勤子家正对学校小操场。有一次有点晚了,我斜穿小操场回住处,有人在阴影处叫我“小徐”,村里人都这么称呼。我一看,是二勤子坐在她家院门围栏上,光着上身,两个乳房有点明显。我不知所措,随口应了声:“哎,二勤子。”保持合适的速度,从小操场穿了过去。第二天,二勤子见到我说:“我昨晚上把衣服给拆洗了,天暖了。”每逢这时节,她在等衣服晾干时,家里也有人,她在哪儿呆着都不方便。

  后来知青纷纷回城了。一天二勤子来找我,说:“小徐,你帮我做一件事行不?你常去公社,下次去你能不能帮我把辫子拿到公社给卖了?我跟我爹说好了,我想把辫子剪了。”我说:“剪了可惜了。”她说:“我想剪了。”我说:“你怎么不让你哥帮你。”她说:“我不信他,我信你。”几天后,她就拿来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第二天正好要去公社办刊物,书包里装着大辫子,沉甸甸的,头发原来是一种很重的东西。我忘了这条辫子卖了多少钱,总之我把钱用包辫子的纸包好,带回村交给她。这点钱对她太重要了,是她唯一的个人副业。

  男知青干一天记10分工,属壮劳力,干活儿一定要跟上队长,因为队长也记10分工。今年出工是要把明年的口粮钱挣出来。我最怕的活儿,是蹲在地里薅箍子,等于是让你蹲着走一天,真是铁钳火烧般的“锻炼”。农村的日子确实艰苦,但当时一点不觉得,就是奔这个来的。

  我当时做得更过分,和别人比两样东西;一是看谁不抽烟,因为去之前都发誓:到农村不抽烟。最后,全公社一百多男知青中,只有我一个在插队期间一口烟都没抽过。二是看谁回家探亲间隔的时间长。我都是等着有全国美展或市美展才回京,经常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知青点,我有点满足这种对自己的约束力。只剩下我自己时,就不怎么做饭,把粮食拿到谁家去搭个伙。猪场在村口,从自留地过往的人,给我两片生菜叶就是菜了。有一天,羊倌赶着羊群经过,照样是呼啦啦的一阵尘土飞扬,我从中竟闻到浓烈的羊膻味儿,香得很!看来是馋得够呛了。我有时会找点辣椒放在嘴里,由于刺激分泌出口水来,挺过瘾的,这张嘴也是需要刺激的。

  那一带的村子都藏在山窝里,据说当年日本人经过都没发现,可这里有些话和日语是一样的。后来我学过一阵日语,日语管车叫“Guluma”,收粮沟人也叫“Guluma”(轱辘马),这类字还不少。我估摸是唐代的用法,传到日本,汉语后来变化了,而山里人不知道。这里的大姓是“郄”(que),字典里标音为xi,注为古姓。

  这里偏僻,古风遗存。我第一次看到“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写成一个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着作中,而是在书记家的柜子上,当时被震惊的程度,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遇上红白喜事,老乡们的另一面——“观念”的部分,就会表现出来。办丧事,他们会用纸扎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完全是民间版的“第二人生”。老人翻出一些纸样,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幡。后来他们知道我会书法,又有墨汁,就让我来做。后来研究文字才知道,这叫“鬼画符”,是一种能与阴间沟通的文字。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显示在:每当有人结婚,总是请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为我那时就会做装置,而是因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传统说法叫“全人”。这种人铺被子,将来生的孩子多,男女双全。我在收粮沟接触到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下面再说点和艺术有关的事。可以说,我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艺术“理论”学习和艺术理想的建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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