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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七十年代的碎片化、审美化与去政治化

更新时间:2010-04-16 14:36:16
作者: 陶东风 (进入专栏)  

  

  1、近年来在大陆出版界、文化界仿佛兴起了“打捞”记忆的热潮,大量回忆录、口述实录、传记类的出版物(包括文字的和影像的)纷纷面世,其中很多冠以“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等纪年标题,很多刊物开辟的“民间语文”类栏目也发挥着相似的功能。不管作者和出版社主观意图是什么,也不管读者的消费心理是什么(比如是认真地反思历史抑或游戏式地消费历史),这都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鲁迅先生早就批判过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存在严重的遗忘症,或刻意、或无意地回避历史,清除记忆,特别是一些让人痛苦的灾难记忆,其结果则是导致灾难的一再重演。

  《七十年代》(北岛和李陀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一书的编者似乎意识到了保存记忆问题的紧迫性与严肃性。李陀在此书的“序言”直言其编辑动机“与怀旧无关,我们是想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1]李陀认为,记忆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记忆和权力、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纠缠不清的关系。李陀比喻记忆“更像一个战场,或者有如一个被争夺的殖民地”,指出:“我们不但经常看到一种历史记忆会排斥、驱逐另一种历史记忆,不但有虚假的历史叙述取代真实的历史叙述,甚至还会有对历史记忆的直接控制和垄断,当然,也就有了反控制与反垄断。”[2]

  李陀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刘易斯.科塞在为哈布瓦赫的名著《论集体记忆》写的“导言”中谈到的一段经历:

  最近几年(大概是指80年代后期,引按)在和苏联同事的谈话中,每次当我们讨论最近在苏联发生的事情时,我总是一次又一次被他们某种程度的闪烁其辞所震惊。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明白了,原来在最近几年中,这些人被迫都像蜕皮一样将自己的集体记忆蜕去,并且重建了一组非常不同的集体记忆。在斯大林的血腥政权下,许多过去的重要历史人物遭到诽谤、诬蔑或杀害,但现在所有这些人都被赞颂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和重要的革命英雄。苏联最近70年的整个历史都不得不推翻重写。不用说,新的历史书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倚,但在摧毁旧的历史这一点上,它们却是同出一辙。[3]

  在匈牙利大作家捷尔吉•康拉德的笔下,东欧知识分子在记忆问题上面临同样的困境与痛苦:“今天,只有持不同政见者还保持着连续的情感。其他人则必须将记忆抹掉;他们不允许自己保存记忆……许多人热衷于失去记忆!”[4]

  科塞与康拉德的经验对我们这个经历过“反右”和“文革”而又忌言“反右”“文革”的民族而言特别能够引起共鸣,给人似曾相识之感。我以为李陀的担心应该放在这样的特殊的语境中加以解读。

  李陀还谈到了在当今中国记忆所面临的更严重危机:“历史记忆在今天还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不是记忆和记忆的斗争里哪一个占了上风,也不是其中哪一个被排斥和驱逐,而是历史记忆本身正在被贬值,被无意义化,被游戏化,被无厘头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变成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变成可有可无”。[5]李陀对记忆和历史的娱乐化、消费化以及学科化、专业化、小圈子化深感忧虑。最后,他忧心忡忡地写道:“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时代,一个没有历史记忆也可以活下去的时代。现实好像要证明,人的记忆似乎没有必要一定和历史联系,人的记忆只能是功能性的,房子车子票子,事无巨细,锱铢必较,没有昨天,没有过去。”[6]

  由此更可以明白《七十年代》一书的编写者打捞历史的努力之可贵。如本书标题所示,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前一大半属于广义的“文革”时期(或所谓“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后一小半属于所谓“新时期”(此一划分一般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文革”和“新时期”事实上都不是未被书写的“处女地”,尽管有种种限制,很多人的回忆和历史书写文学书写还是经常触及它们。无论是林彪事件,中美关系变化,还是“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等等这些七十年代的大事,都曾经被不止一次地回忆过、叙述过,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也是在这个时期(八十年代初中期),初步形成了书写七十年代的基本模式,即我称的“新启蒙”模式。这个模式由觉醒-控诉-反思-告别-憧憬等几个叙事要素和主题词组成,从属于现代化这个宏大叙事。由于这个模式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了记忆书写与历史叙事的支配地位,并发挥着类似福柯所言的“知识-话语型”的功能,规范着各种关于七十年代的书写(一般不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单元进行书写,而是把1976年前归入“文革”或“十年内乱”,把之后归入“新时期”),致使所有、至少是大多数此类书写,都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7]不仅回忆的内容相似,而且书写的立场、回望的姿态以及评价的尺度,无不呈现高度的相似性(可称之为记忆话语的“家族相似性”)。打个比方,就好像全国人们都有一个差不多的七十年代记忆和几乎相同的十七年代书写模式。

  2、《七十年代》一书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这个统一的七十年代叙事业已瓦解。从本书收入的诸多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文本中,可以明显地发现:不仅书中主人公对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千差万别(这种差别在一定程度上由作者的家庭出身以及城乡的不同背景造成的,可以比较一下张郎郎、朱正琳、北岛、鲍昆、徐成钢等与邓刚、阎连科、王小妮等的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唤起、整合、组织、呈现和书写七十年代记忆的框架,以及评价这些记忆和经验的尺度已经分裂。这点主编之一李陀已经注意到了:“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些故事和经验的追述里,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书中的作者都认可的‘七十年代’图画,相反在这些文字里,或隐或现展示出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多差别的,甚至是相反的对立的。这些差别,有的,明显是在当年就已经存在,有的,则是今天追忆的时候才形成的。”[8]

  在我看来,“追忆的时候”形成的差别比之于记忆的“原始差别”更值得玩味。所谓“当年就已存在”的差异很多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你是高干子弟,我是平民百姓,你是工人,我在农村,你是出身大城市的下乡青年,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等等),但是,这种差异在叙述记忆的时候是得到强调还是弱化(甚至抹去),它们如何被强化或弱化,如何被评价和反思等,却取决于被社会文化的复杂因素所塑造的“今天的需要/立场”。顾名思义,任何回忆都是回过去(进行)忆,这个忆(储存在大脑的记忆)不可能自动出现,也不可能不经中介地“赤裸”呈现。记得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说吧记忆》,但是实际上记忆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必须有人激发它它才说话。法国著名记忆研究专家哈布瓦赫指出:“如果我们仔细一点,考察一下我们自己是如何记忆的,我们就肯定会认识到,正是当我们的父母、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向我们提及一些事情时,对之的记忆才会最大限度地涌入我们的脑海。”[9]这一点得到了很多回忆录作者的印证。比如:中国山西作家李锐谈到,自己原先对父亲关于他自己革命生涯的那些“酒后闲谈”不在意,也很少回忆起。但是,当他看到父亲的好友李新写的《流逝的岁月》时,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李新叔叔的回忆中,忽然回想起父亲曾经的酒后闲谈,忽然清晰地看到那么多曾经不被我们理解,也不被我们确切了解的人和事,渐渐无痕的岁月忽然间波澜骤起,久久难平。”[10]这个经验之谈说明,记忆首先不是生理现象,其次不是个体心理现象,而是社会和文化现象,是一种与他人相关的群体现象。一个人的记忆需要别人的记忆、群体的记忆的唤起。

  这个唤起记忆的中介就是哈布瓦赫所说的“集体记忆框架”或记忆的社会框架。在哈布瓦赫看来,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的、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才能重新找到它们的适当位置。哈布瓦赫反对对记忆问题的个体心理学和生理学-生物学的研究路径,直言探究记忆是否存储在大脑或心灵中的某个角落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的记忆对我来说是“外在唤起”的,也是联系于社会和集体的。这里面至关重要的是:我生活的群体、社会以及时代精神氛围,能否提供给我重建记忆的方法、是否鼓励我进行特种形式的回忆。[11]哈布瓦赫指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个体的记忆必然置身于这个框架,特定的记忆能否被回忆起、以什么方式被回忆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叙述出来,都取决于这个框架。这个框架使得某些回忆成为“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某些则被作为“不能进行回忆的回忆”、“不正确的回忆”被打入冷宫。

  这些集体记忆的框架不只一个,它们之间彼此交错、部分重叠。在这个复数的集体框架中呈现的记忆,显得非常丰富多彩。但是在特定的时期历史,常常其中的某个框架占据支配地位。当这些框架中的一些消逝的时候,遗忘就会发生。发生遗忘的原因“要么是因为我们不再关注它们,要么是因为我们已将注意力转移他处(分心往往只是刻意注意别的事情的结果,而遗忘则几乎又总是由分心造成的)。”[12]但哈布瓦赫接着指出,某种记忆的遗忘或者变形,也可由这些框架在不同时期的变迁来解释。依靠环境、时间和地点,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再现它的过去,这就是所谓的“移风易俗”。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接受了这些习俗,所以,他们会在与集体记忆演变相同的方向上,使他们的回忆发生屈折变化。

  这个观点非常深刻,它不但解释了某些人为什么会遗忘“文革”记忆,而且解释了我们为什么通过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方式选择、呈现和书写“文革”记忆。任何对于“文革”的回忆和书写都是在一定的集体框架下发生和进行的。如上所述,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在“新启蒙”这样的集体框架下对“文革”“反右”等进行回忆和书写的,余秋雨等一代人对于“文革”的讳莫如深(可以参看前几年余杰和余秋雨的争论,特别是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80后一代对于“文革”的陌生、大话文学对于“文革”记忆的戏谑式书写,则只有在中国式后极权的环境下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而张晓刚等先锋艺术家对于“文革”记忆的呈现方式则深刻地联系着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艺术市场。

  《七十年代》中的七十年代之所以失去了原先的那种整体性而分裂为碎片,原因也应该到记忆的集体框架中去寻找。虽然记忆的社会框架是多元的,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却常常有一个占据支配地位,它成为主导的记忆呈现和书写模式。就七十年代的经验而言,这个模式就是新启蒙的知识-话语型(参见上文)。而《七十年代》中诸多个人经验的讲述者显然已经不再拥有共同的社会框架,更不存在大家分享的叙述、整理、阐释记忆的共同的集体概念框架。其中有些作者基本上是在延续八十年代新启蒙的阐释框架叙述和阐释自己的七十年代记忆。这方面朱正琳、黄子平等具有代表性。朱正琳文章的标题“让思想冲破牢笼”就具有强烈的新启蒙气息。黄子平的《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学》也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觉醒-反思型文本,作者一边叙述记忆,一边则对记忆的内容进行反思。比如在描写记忆中的忆苦思甜和批斗大会之后,作者马上跳到对于这个事件的评论:“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捷克作家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这个著名异见分子的著名论文给了作者反思的武器,使他认识到:“在日常生活的仪式和语言中,普通人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同谋。‘实存的社会主义’把全国人民预先抛入了,在鲁迅所说的‘瞒和骗’中生活的不道德处境。一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一个预先鼓励撒谎并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国家机器。哈维尔‘在真理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讲真话’),并不是要探讨有关真实或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中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理性臣民的这种询唤。”[13]这都是非常典型的启蒙-反思型集体话语。当然,黄子平文章中这类插入的议论是很明显、直接和“粗暴”的。但即使在那些似乎是纯客观的叙述中,其中也有作者的思维和反思的框架在暗中组织记忆材料。再比如,林彪事件后,作者所在的兵团传达了《571工程纪要》,作者这样发表对此的议论:“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倒塌了。‘革命’把自己掐死了”,“在我看来,所谓‘七十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九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其中最大的讽刺就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正是皇帝本人。”[14]这个对于思想史的重新分期是对正统历史叙事的深刻挑战(类似的挑战也散见于其他文章,它们共同强调“没有七十年代哪来八十年代”或“没有‘文革’哪来‘新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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