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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建林: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回归与制度完善

更新时间:2012-04-23 21:19:07
作者: 卞建林  

  

  【摘要】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是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双重功能,惩罚教育、刑罚预支、证据发现以及犯罪预防等强制措施功能异化或者泛化的现象应当予以规范。未来我国强制措施的制度完善,应当以实现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功能回归为主线,秉持宪政视野、实践视野和国际视野,从整体上将强制措施区分为羁押措施和非羁押措施,实现逮捕与羁押相分离,设置独立的羁押程序,强化羁押的审查与救济,丰富羁押替代措施的种类并对其加以权利化改造,完善监视居住制度等。

  【关键词】强制措施;诉讼保障;人权保障;捕押分离;制度完善

  

  一、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解读

  

  从哲学范畴来看,功能是事物作用于他物的能力,亦即系统作用于环境的能力。功能不应孤立地被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概念描述或者内容陈述,其取决于事物自身的内部构造或者结构并与之互成动态影响,“结构——功能分析”亦是社会学中最为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厘清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也就首先需要对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结构等予以明晰。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强制措施所涵盖的范围都较为宽泛,几乎包括所有干预或者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在德国,强制措施包括对人格自由权之侵犯、对生理权之侵犯、对财产权之侵犯、对住宅权之侵犯、对通讯秘密权之侵犯、对职业自由权之侵犯以及对信息自主权之侵犯,且实施侵犯的职权单位不仅包括法官、检察官以及检察官的辅助机关,还包括不属于检察官辅助机关的警察及每个国民。[1]在俄罗斯,诉讼强制措施分为三类,即拘捕、强制处分和其他诉讼强制措施。拘捕是短期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以查清其身份并解决是否需要对其适用强制处分等;强制处分是通过限制刑事被告人(特殊情况下亦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以制止其实施妨碍具体刑事案件诉讼行为的可能性;其他强制措施则是为诉讼程序顺利推进以及生效裁判正确执行创造条件。在我国台湾地区,强制处分是指违反受强制的诉讼主体的意思而干预或者剥夺其基本自由与权利,包括对人身自由之剥夺、对身体不可侵犯性之干预、对居住自由权之干预、对秘密通讯自由之干预以及对财产权之剥夺。[2]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则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现行犯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内暂时限制或者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法定强制方法,并在刑诉法中设有专章予以规定,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类型。而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对财产权的强制处分以及监听、监控等对隐私权的强制处分则均被划归至“侦查”章节之中作为强制性侦查行为予以规制。[3]关于我国强制措施的内涵与外延,理论界批评之声此起彼伏,大多数观点都认为当前法定强制措施仅限于限制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五种类型显得过于狭窄,与法治国家强化人权保障的理念相脱节,并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改革主张:有论者提出应当将所有用于办理刑事案件的人身强制方法统一作为刑事强制措施加以规定;[4]有论者则主张按照基本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为标准来界定刑事强制措施,将搜查、监听等强制性侦查行为也纳入到强制措施范围之内,从而突出强制措施的本质特征以及在宪政体制中的地位;[5]还有论者在支持应当将搜查、扣押等对物的强制措施纳入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基础上,提出应探索限制经营、停止经营等符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的对单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措施,使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更趋完整。[6]为调和强制措施内涵与外延所存在的争议,“强制性措施”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并被用以包容和丰富强制措施的相关内容,具体包括对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对物的强制性措施以及对隐私权的强制性措施三个方面。[7]笔者认为,对财产权的强制处分以及对隐私权的强制处分,考虑到其强制干预基本人权的内在属性,无论是否类属于强制措施,都应当在立法上参照强制措施的规范理念予以严格控制进而保证其能够依法、谦抑进行,国际上已有许多成熟先例可循,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努力完善的重要内容。至于我国强制措施的具体涵义,为符合现行法律体系的规范逻辑以及理论实务部门的用语惯例,目前而言还是以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为宜,此亦本文的研究立基所在。

  

  二、诉讼保障与人权保障: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双重功能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较其他国家而言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单一性特征:首先是适用主体单一,即只能由办理刑事案件的公安司法机关适用,其他机关和个人无权实施强制措施;其次是适用对象单一,即只能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而不能对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诉讼以外的人适用;最后是适用目的单一,强制措施立足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顺利进行,而非用以进行实体制裁或者替代侦查行为。基于这种单一性特征,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主要具备如下两种功能。

  (一)诉讼保障功能

  所谓诉讼保障功能,是指刑事强制措施用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或者说用以排除刑事诉讼活动的不当妨碍。强制措施的诉讼保障功能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保证被追诉人能够始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以及法院裁判的结果能够得到执行,如果被追诉人拒不到案或者有自杀或逃跑可能的,则构成适用强制措施的事由;二是保证公安司法机关能够依法顺利进行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调查认定工作,如果被追诉人有毁灭、伪造、变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可能的,则构成适用强制措施的事由。诉讼保障功能是刑事强制措施的原初功能,设置刑事强制措施的主要目的即在于保障侦查、起诉、审判以及执行等诉讼活动能够顺利推进,而这也是刑事强制措施能够获得正当性的基础所在。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强制措施制度,诉讼保障都被视为强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主要功能。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指出:“强制处分虽然无可避免地限制或者剥夺个人之自由与权利,但并非对于受强制者个人之处罚,而只是为达下列目的之强制措施:(1)确实掌握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使其确实得以在场,始终参与刑事程序;(2)发掘或保全刑事证据;(3)确保刑事诉讼程序之顺利进行;(4)确保审判结果之执行,以建立刑法与刑事程序之威信。”[8]

  (二)人权保障功能

  “在刑事诉讼领域,秩序价值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通过追究犯罪以恢复社会秩序;其二是追究犯罪的活动必须是有序的,不得导致无序状态。”[9]如果将诉讼保障作为强制措施唯一功能的话,那无疑等于认可国家机关仅凭追诉需要而任意地、无节制地对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加以恣意干预和侵犯,其结果不仅导致刑事诉讼的无序和混乱,更会使得强制措施特别是羁押性强制措施被过度适用,因为处于羁押状态的被追诉人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更易受到控制。此外,按照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被追诉人在被依法判决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处于无罪状态,对居于无罪状态的被追诉人适用强制措施以限制或者剥夺其人身自由,完全是基于追诉犯罪的考量而对被追诉人课以容忍义务的无奈之举,但是这种容忍义务必须是有限度的。赋予强制措施以人权保障功能显然是调和上述矛盾的当为之道。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功能应当至少从两个方面予以体现:一是强制措施的内容设计必须体现对被追诉人人权的充分尊重与保护,除确有必要外不得强制处分公民人身自由且这种处分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人权保障基本要求;二是适用强制措施过程中违反人权保障的行为必须得到制裁,人身自由遭受不当强制处分的被追诉人必须能够得到有效救济。

  为实现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功能,有三项最为重要的原则应当在强制措施制度中得到确立,即程序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和令状原则。程序法定原则是现代程序法的基石,被视为刑事诉讼的首要原则,并早在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中即获宪政层面的确立。《人权宣言》第7条指出:“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程序法定原则一方面要求强制措施的种类、适用主体、条件、对象以及程序等具体内容必须由法律预先明确规定,否则不能予以适用,这亦是法律可预见性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则要求强制措施必须依据业已明确规定的法律进行,国家机关不能违反法律的既有规定适用强制措施,否则可能因违法行为承受程序性制裁。比例原则是国家干预公民基本权利时所必须遵守的基础原则,即国家行使权力、干预公民基本权利所使用的“手段”与所欲达到的“目的”之间必须合乎比例,抑或说具有相当性关系。比例原则在肯定国家公权力行使的前提下,通过强调权力行使必须审慎、必要且预先进行利益衡量进而实现法律对基本人权的保障,使得国家权力对公民的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令状原则要求除特殊情形以外对被追诉人适用强制措施应当预先经由司法官员判断许可并签发令状,并在执行强制措施时出示相应令状。与令状原则相关联的就是司法审查制度,即由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审判官或者其他官员对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必要性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适用。令状原则和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将强制措施的决定权交由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司法官员行使来保证强制措施的适用更加审慎,保证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更为坚实。

  (三)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误区

  1.惩罚教育功能

  强制措施与刑罚制裁以及行政处罚不同,其作为一种程序性保障措施,适用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顺利进行,而不具备惩罚犯罪的实体性功能。但在司法实践中,强制措施的实体化倾向却普遍存在,最为典型的就是将强制措施作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种惩罚手段以及对其他人的一种威慑来予以运用,“公捕大会”等惩罚性适用强制措施就是例证。如果说强制措施的惩罚功能尚不能为理论界所肯定的话,那么其教育功能似乎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有论者还将强制措施的教育功能细化为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本人的教育、对社会上不稳定分子的教育以及对公众的鼓舞教育三个方面。[10]客观来讲,通过对被追诉人适用强制措施在有些情况下确实具有一定的教育效果,但这只是强制措施的附带效应,如果将其视为强制措施的功能甚至主要功能则难免有失偏颇,且有纵容强制措施实体化之嫌,对正确、谦抑适用强制措施具有消极影响,亦不符合立法对强制措施的基本定位以及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2.刑罚预支功能

  刑罚预支功能的误用主要体现在羁押的适用方面。由于羁押可以折抵刑期,办案人员往往藉此抱有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羁押、再予折抵”的心态,这不但为其办理刑事案件提供了极大方便,亦造成了貌似实质公平的假象。[11]除却刑罚与强制措施二者的性质存在根本差异而不能加以混同以外,将刑罚预支作为强制措施的功能可谓危害极大:第一,如果被追诉人最后可能被认定无罪,那么司法机关是否可能因其已经承受的羁押而将错就错地进行判决?第二,即使被追诉人最后被认定有罪,那么司法机关是否可能对照其已经羁押的期限来予以量刑而避免刑期短于羁押期限所带来的国家赔偿问题?对于后者,司法实践中的“实报实销”做法已经作出了生动说明。

  3.证据发现功能

  强制措施的证据发现功能在司法实务中极易引起混淆。从一定程度来说,强制措施确实具有发现证据的功能,但其应当从属于诉讼保障功能且只能通过如下两个方式予以实现:一是公安司法机关强制被追诉人到案接受讯问,并在此期间内收集是否应当将其予以羁押的证据;二是公安司法机关适用强制措施保全相关证据,防止被追诉人毁灭、伪造、变造证据以及串供和干扰证人作证。除此之外,由于强制措施不同于强制性侦查行为,不应再行作为证据发现的手段予以适用,即公安司法机关不能再行通过强制措施来为其案件侦破工作提供便利并将强制措施作为侦查替代行为来获得相关证据,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因为这种做法已经不再符合强制措施保障诉讼的初衷。[12]

  4.犯罪预防功能

  强制措施的犯罪预防功能主要表现在预防性羁押,即以被追诉人可能再行犯罪[13]而将其予以羁押。从强制措施的目的与宗旨来看,强制措施的适用只是着眼于被追诉人是否存在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可能,而并非着眼于被追诉人是否再行犯罪的可能;从无罪推定的基本内容来看,对于一个尚未实施犯罪行为的被追诉人加以羁押,以被追诉人过去所犯之罪来推定其未来之犯罪,有实施有罪推定之嫌。尽管存在上述争议,预防性羁押仍为德国、法国等法治国家刑事诉讼立法所肯定并被纳入到刑事强制措施的体系之中,其主要还是考虑到“这样的羁押理由能使得特别需要保护的国民不受极可能发生的重大犯罪之侵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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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犯罪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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